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秦晖和金雁——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秦晖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
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
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
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
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
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
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
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
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
张宏杰：你所不知道的秦晖
张宏杰：你所不知道的秦晖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9年第02期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
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
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01秦晖老师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了一次。
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
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
”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
”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
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
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
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
幾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做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02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
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
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分析_基于渐进主义改革的背景审.
改革与发展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分析———基于渐进主义改革的背景审视杨友国,刘志民(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95[摘要]中国渐进主义改革背后隐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渐进发展模式,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益集团处于孕育阶段,发展较为隐性,社会利益相对共容,这就奠定了有序的改革环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利益集团步入形成阶段,由于渐进改革的不完善,其发展带有强烈的失衡特征,强、弱势集团之间两极分化严重。
本世纪初,中国利益集团进入到博弈阶段,各集团间无序竞争不断加剧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成为渐进改革持续推进的障碍。
因此,中国利益集团发展迫切需要过渡到有序治理阶段,以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规范化、均衡化。
[关键词]利益集团;渐进改革;利益共容;利益分化;利益冲突[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901-0044-06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路线,明显区别于前苏联与东欧地区的激进主义变革———“休克疗法”。
学界一般认为,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方式造成了两个地区起点相似且目标任务相同的社会改革取得的效果却差异巨大。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渐进主义创造了“中国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而休克疗法带来的却是前苏东地区的全面衰退与几近崩溃。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集中于不同转型方式背后隐藏的利益集团政治之谜,认为中国之所以转轨进程比较顺利,就在于其渐进主义改革一直处于作为社会“共容利益”[1](p4代表的中央政府主导之下,着眼于社会总体产出水平的增长,避免了在改革初期出现地方政府、官僚资本、跨国资本等“狭隘利益”集团对社会“共容利益”的激烈瓜分与侵蚀。
[2]事实上,中国渐进主义改革路径之下隐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渐进发展模式。
中国利益集团的渐进发展,不仅对改革初期的顺利转轨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对当前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专访清华大学教授秦晖： 明治维新 比辛亥革命 流血
秦晖：科斯反对国家干预的立场，与发展 市场经济的方向无疑是吻合的，但是他们语境 中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 干预。 这两种干预都是在尊重公民财产权的前 提下进行的。 不管怎么样，公众作为纳税人的 权利是受保障的。
科斯在反对这两种干预的时候，只涉及效 率而无需为公正操心，只需要畅谈“交易成本” 而不必研究交易者的权利问题。 这绝非因为交 易权利不重要，而是这个问题在西方不成为问 题。 所以科斯定理要说，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 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 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最优。
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要选择反 福利的立场，首先应该指责特权者福利，而不 是反对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等等；如果一 个人要支持福利政策， 那么首先应该主张中 国增加更多的底线福利，为最穷的人说话，而 不要支持公务员队伍扩大福利。
“如果这两种人都能发挥作用，那中国就 逐渐正常了。 ”秦晖说。
很多扯皮说穿了
读 +：社会正义、个人权利与道德应该是一 种什么关系？
秦晖：我一般不空谈道德。 用自己的道德 观强求别人是不道德的。 私人领域，坚持“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就行，但我认为公德这个东西 还是值得说说。
我们要反对巧取豪夺的人， 说得简单一 点，首先要禁止抢劫，承认买卖。 如在买卖之 外，还有慈善，那最好不过，但是没有也不能强 制。 强制是万恶之源。
在我国，一旦讲公共服务，很多人 就拿西方做例子， 说人家西方都承担 不起。 具体到所谓延长退休年龄，依秦 晖的看法，西方当然应该延长，他没有 卖地财政，没有垄断性国企。 而我国延 续了 30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老百姓的 养老功能、传统的家庭养老有困难，那 么政府应该承担起码的养老责任。 秦 晖认为， 很多扯皮在经济上说穿了就 是个财政问题。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摘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
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
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
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
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
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
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中国奇迹研究报告
中国奇迹研究报告中国奇迹研究报告摘要：本报告通过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在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
报告认为，中国奇迹的实现得益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等因素。
同时，报告还指出了中国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引言中国奇迹是指中国在近几十年中取得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所展现出的独特崛起。
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迅速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于2010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本报告旨在探究中国奇迹的原因和影响，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预测。
二、中国奇迹的原因1. 政府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等。
这些战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推动了中国奇迹的实现。
2. 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会。
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以及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技术的跨越式进步。
3. 市场化经济：中国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使企业和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
三、中国奇迹的影响1. 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庞大的人口资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社会进步：中国的奇迹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大量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城市化进程加速，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也得到明显提升。
3. 科技创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之一，许多高科技产品和创新应用在世界范围内走俏。
四、中国奇迹的挑战和机遇1. 结构调整：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问题。
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加强科技领域的研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中国奇迹的实现也带来了环境问题。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23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思想互动空间F:做大做强国企改革”分论坛上称，49年前我们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是万恶之源，“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秦晖表示，现在很多国企就是商业考虑，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权利支持，讲得简单点，就是用国家的权利，来为某些特殊的利益赚钱，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话讲，用公家的鸡下个人的蛋，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秦晖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作为国企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
以下为文字实录：秦晖：我也跟文魁一样，如果从类型分析，而不是从案例分析的角度讲，如果讲案例问题，的确这两位都是杰出的国企的企业家，都做得不错。
但是就类型学分析，讲国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锐的思想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说实在的，揭露国企弊病是我们共产党走得最远的。
49年前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大家知道三座大山有一座是官僚资本，它是什么？不是四大家族办的私营企业，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
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说是万恶之源，共产党那个时候对国企和民企的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就是国进民退。
曾经有一次，我都想过，我说民族资本，说实在的，把私营企业看做是民族的资本，共产党的评价大概是全世界也没有过的。
我当时在台湾就讲过，比如说国立大学是一个说法，但是共产党的可以这么叫的都是民营的。
台湾大学按照共产党的定义，就不能叫国家的。
我们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用不着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党的理论都用过来，其实改革不就是要解决所谓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的问题吗？讲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只不过后来到了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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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作者:秦晖
编者按：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
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
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 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
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
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
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
（参见秦晖：
《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
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
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
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
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
（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