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辛苦了!

老师，您辛苦了刘老师是我校一名退休的老教师，原在政法学院任教。

1996年退休，至今已是17年了。

现在的他，每天过着清闲自在的生活，做做晨练、打打门球、散散步、看看新闻···祥和而充实。

老师的头发白了，鬓上爬满皱纹了，双手皮肤也打上褶皱了，但可以看到他笔挺的腰板，深邃的眼神，刚劲有力的脚步，激情洋溢的谈吐，这是大师的风范。

基于个人意愿，对于老师的有些信息不便透露，望能理解。

但我所写下的故事，句句属实，都是老师的真实经历。

丰富有趣的大学生活“四年的大学生活，归结起来可以说都是在半工半读中度过的。

虽然理论知识接触较少，但实践经验和锻炼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多得多了，综合能力也不比他们差。

”聊起大学，老师说得津津有味，我也听得两眼发直。

对于正处在大学阶段的我来说，我心里就在想：这哪叫大学啊，都参加社会活动去了，还学什么学啊！可再仔细思考，特定时期的这一种大学生活何尝不是精彩缤纷、令人生羡呢！1956年，老师成功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

在讲述大学之前，还有必要来看看他高中的一点事。

文理分科时他选择了理科学习，学着学着，不知怎么，到了高三下学期，班主任居然把他转为了文科（后来分析最大可能就是班主任想让他考军校，因为军校文科生才能考），而那时自己什么也不懂，就完全听从班主任的安排，也不会过多的去问为什么。

而军校却由于眼睛近视失之交臂了。

只得认认真真、一心一意忙着考大学了。

可人有不测风云啊，考试前夕老师竟然重感冒住院了，高考当天还是从病床上拖下来上考场的。

凭借着实力，虽然没考上第一志愿——首都师范大学，但也顺利地拿到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大一是比较正常度过的。

在其下学期快要结束时，中央开始实施大鸣大放的政策，鼓励全民向党提意见和建议。

在这个时候，各种因素的综合，政策的执行并不向中央想象得那么好，出现了一塌糊涂、大闹天宫的局面。

社会上部分人对共产党的积怨一触即发，借机全部发泄而出。

贴反动标语、大字报说共产党的坏话；召开大会诉共产党的苦等等。

学生中也不乏这样的人，如地主、商人等的子女，都参加杂七杂八的各种活动去了，学校也停课了。

大一暑假时，学生都留校组织活动，积极揭露右派分子、开批判大会、张贴大字报等。

总体来看，大一是最多时间在校学习理论知识的。

1957年下半年，全体师生下放到农村劳动，老师被分配在武昌大桥公社大桥大队，主要是负责修水库。

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都极度高涨，人与人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和谐、融洽。

当时，下放到农村后，他们都寄住在村庄里的人家中，每户每家分别住两个人，吃住完就给点钱。

他们除了在水库挑满担的土从天明跑到天黑进行劳动，回来还经常帮忙做家务、干农活，从来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吃苦耐劳，勤奋踏实。

而，百姓也把他们当家里人看待，对他们疼爱有加，甚至比对亲子女还好。

老师记起有一次感冒发烧时，躺在病床上，家里的百姓就端茶送水、喂饭喂药，照顾得无微不至。

劳动四个月后，当师生们要离开村庄回去城市时，全村庄的干部群众都在村口泪眼相送，而且家家户户都打起鞭炮。

随后大队干部还送到火车站，边叮嘱好好学习边哭泣。

不仅这样，回去学校后，双方经常互相看望，村里人带好多土特产来学校给学生。

“想想那时的人际关系，实在是好，实在是亲啊！看看现在···根本没法比！”老师讲述时一直感叹着。

下放回来后，老师半工半读。

他被安排到学校农场，负责农场的管理。

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去农场做事，割禾、除草、施肥、插秧等，什么活都做，只要农场里需要。

这就是典型的半工半读了，只是这是无偿奉献的。

1958年的6、7月份开始，响应中央的要求，学校停课，全民炼钢。

老师介绍说，当时炼钢主要是分为四部分：用耐火砖烧窑来做炼钢炉；烧焦炭来做炼钢的煤；上山挖铁矿石；炼钢。

当时全体师生被分在不同的部分工作，持续时间大概有4、5个月。

1958年10月左右，老师被调至校运粮队。

因为武汉市的粮食已经不能维持多久了，而群众都在大炼钢铁，顾不及把仓库里的粮食运至公路边，运粮队就是负责把村里仓库中的粮食运来公路边，以便汽车装载。

当时每天用独轮车推着150斤的谷子能走120华里（1华里等于500米），仓库公路来回走，从不停歇，尽管这样，却毫不怨言、喜笑颜开。

半个月后，运完粮食又被调至修汉丹铁路修铁路。

在那里，可谓是干劲通天。

大雪纷飞的时候，不分白昼打着赤膊挑土做路基，一干就是2、3个月。

就光是米饭，14、5个人一次差不多要煮10斤米，这可知道当时消耗多么大啊。

我们也能看出，老师他们这一代人，吃苦精神和生活做事热情有多么浓烈，对于现当代正处青春的我们，正是一个有力的榜样，鼓励我们要吃苦耐劳、要奋斗向上，珍惜现在拥有的安然、舒适的学习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断提高自我、充实自己。

1959年修完铁路回来后，上半年老师继续在学校半工半读着。

时间很快就到了59年的下半年（10月份左右），这时候他又跟着湖北省委党史调查团到贺龙负责的根据地（分为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做调查，被分在了湘鄂西根据地。

一大组人从巴东坐船去往恩施市，路上短时间内领略了夏季转到冬季，酷暑转到严冬。

到了市里，大组分成一个个的小组，去不同的乡镇村庄进行调查。

老师他和一位同学分至宣恩县北佳乡调查。

乡里没通汽车，只能步行进去，他们带上行军打仗似的装备，冒着被野虎猛兽活吞的危险，翻山越岭，只为完成任务。

他们到达之后住在老百姓家，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

白天靠两条腿去各个小的偏远乡村做采访，晚上回来在暗黄灯光下整理材料，通常是做到11、2点甚至凌晨，因为他们会严格按照工作的要求把当天的采访材料做好再休息。

吃的是老百姓家中的“家常菜“，即生洋姜、玉米、豆浆和玉米，那里根本就没有现在所谓的菜。

也因为这样，有些同学适应不了，得了严重的胃病，难以进食。

尽管如此恶劣的条件，老师他们从没有放弃过，没有任何人退缩过，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在1960年4月份回来之后，终于编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一书，完成了初期的目标。

认准了，坚持不解、勇于拼搏、吃苦奋斗，总能成功。

60年5月下旬，湖北省委宣传部下达写两篇论文的任务——《论人民公社》、《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这任务由三个单位竞争完成，分别是湖北政法学院、中科院武汉分院和华中师范大学，到时将会选出最优秀的两篇送至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学术讨论会“。

自然地，这任务就落在了政教系，讲师带着老师在内的五名同学分别到武汉钢铁公司、上海一个水箱厂、天津进行调查，他们跟着工人一起上下班，观察、采访、记录、分析、研究、讨论，倾尽财力物力人力，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华中师大的两篇论文都被选中。

“为了学校的荣誉，付出再多都值得！”我想，我们也该多一点这种感叹，无私地为集体的荣誉而战斗。

做完论文调查回来后，两个月已经过去。

看看学校，原来同级的同学们都毕业离校走了。

这也就意味着，老师的大学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发生了很多事、很复杂、也很丰富多彩，完全异于现在。

听完这四年的故事，我想，我该认真思考些什么了。

忆起文化大革命真正经历过，才会知道其中的激愤和心酸。

至今已78岁的刘老师，再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内心依然难以平静，历历在目的场面，甚至让他老泪纵横。

关于文化大革命，老师向我谈及了许多。

首先，他向我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原因。

他说，在中共八大后，党中央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分歧，毛主席在此时坚持自己的观点，使得公有化过激，再加上林彪为了自己篡权夺位的私心，不择手段达成目标，不断给毛主席煽风点火，在公有化过激时火上浇油。

严重的个人崇拜、激进无比的公有化，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社会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陷入大混乱之中。

而为何当时的公有化会过激呢？老师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归结于三个“跟不上”：生产力跟不上；人民思想认识和思想觉悟跟不上（私有观念根深蒂固，转变困难）；领导阶层的组织管理能力跟不上。

在他看来，责任并不在于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之所以会想这么做，也是想让人民早日过上更好的生活，早日进入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会出现这一错误，是因为对当时的局势和社会状况认识不到位，造成好心办了坏事。

而真正错就错在于主席相信错了人，对林彪等图谋不轨的人的信任、对刘少奇等一心为国为民的人的怀疑也就注定了中国要遭此劫难。

一些我们只能在电影电视剧上看到的事和场景，却真真实实的发生过，纵然现在听到觉得难以置信。

“完全就是无政府状态！什么人都出来表演！”老师用这句话来归结当时的情形。

他接着给我简单的说了几个事，如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居然被批斗打断腿；工人因莫名的个人恩怨无辜的被打死，却所有人置之不理、视而不见；出版社书记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打倒；学者作家被关牛棚，戴着“打倒反动派”的牌子游街示众···而最忘不了的一个场景是，在省政府大厅，一个保守派领导被造反派像十字架似的钉在墙上，耳朵、鼻子、手指等一个个的被割下来，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更无耻的是造反派的人居然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完全没有了人的样子，把人不当人了···不敢想象，那时的社会有多混乱可怕。

当时，刘老师正在江西教育出版社担任中学班负责人、记者兼编辑。

他清晰地回忆着那时的自己。

正值青春年少，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革命理想。

迫于形势所逼，老师不能借助自己的笔公开正面地阐述个人情绪和观点，他采用日记的形式来鼓励、引导、坚定自我信念，指导行动。

从他1966年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敢于进行革命斗争、不怕牺牲、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政权、不断自我批评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形象。

他爱这个党，爱毛主席领袖，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在这个特殊时期，捍卫党、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政权。

就如他在1966年9月1日的日记中所写一样：“今天，我光荣地当上了红卫兵。

周总理教导我们：‘红卫兵战士的旗帜是鲜红的，袖章是鲜红的，我们的心也是鲜红的！我们赤胆忠心，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到底！’敬爱的党和毛主席，请您放心吧，我是？的子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头断骨粉，身红心赤，永远不变’（雷锋）。

”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自我激励，填满了老师的日记，更填满的是他那颗心，一颗为国家人民勇于抗争奋斗、富有强烈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心！作为21世纪的我们，振兴中华、推进祖国的伟大复兴和繁荣难道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吗！另外，刘老师还讲述了文革时期令他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文革初期，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兴起了打倒出版社书记尹继承之风，老师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污蔑、这样无理取闹实在看不过去，他知道书记这么多年来的作为，是一个忠于党、做实事、清白的人，由此他公开喊出“打不倒书记”，也就和造反派形成了完全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