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家谱中元代时期的数字人名
古代家谱中——人名、字、号的说法
古代家谱中——人名、字、号的说法家谱中人物的简介和古文、古诗词中介绍作者时，总是碰到名、字、号。
古人的：一、名，·一般指人的姓名或单指名。
幼年时由父母命名，供长辈呼唤。
二、字，是男子20岁（成人）举行加冠礼时取字，女子15岁许嫁举行笄（jī）礼时取字，以表示对本人尊重或供朋友称呼。
名和字一般在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的联系。
有两种情况：①“名”和“字”词义相近或“字”是对“名”的进一步阐述，例如：屈原名平，字原，“原”是宽阔平坦的意思；②“名”和“字”意思相反的，例如：韩愈，字退之。
后人取字，通常是以两个为“字”，例如诸葛亮字孔明。
古人通常尊敬对方称自己名，表示自己谦卑时也称自己名。
三、除了名和字之外，古人还有别号。
别号是名和字以外的称号。
古时，人们为了尊重别人，一般不直呼其名，也不称其字，而称其别号。
号和名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
号可以有两个字的，也可以有三个以上字的。
例如：陆游，号放翁；陶潜，号五柳先生；苏轼，号东坡居士。
字数多的别号有时可以缩为两个字，如苏东坡。
此外，有人认为称别人的字、号还不够尊敬，于是就以其官职、籍贯来称呼，如杜甫被称为杜工部，称柳宗元为“柳河东”。
古人的“字”20世纪以后出生的人，姓名都比较简单。
在秉承先辈姓氏的前提下，取一个字或两个字作为名就算完事。
对于他们来讲，“名字”是一个单纯词，意义不可再分割。
但是，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名是名，字是字，各有独立的意思，不可混为一谈。
这里专讲古人的“字”。
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名以外，又另取字。
《礼记·檀弓》称：“幼名，冠字。
”这句话的解释是：“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年二十有为父之道” 时加“字”，当然是说男子；对于女子，则是“许嫁笄而字”，到了可以出嫁之时（15岁）加“字”。
人一出生就要起名，是为了分别彼此，否则便无法以独立身份进入既有的社会秩序系统之中。
对小孩直呼其名，不会有什么顾忌，但同样对已经成年者，便显得不够尊重，取字，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的数字姓
中国的数字姓姓氏不足为奇，哪国都有，但以数字作为姓，在中国是惟一的。
这个发现为张俊良先生。
他通过搜集整理数字姓，把又一个鲜为人知推了出来，让人们看到中国姓氏内涵是何等的丰富，连从事人类群体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教授也倍加称赞。
征得张先生同意，在此，不妨把这一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一”姓。
为鲜卑族一那娄氏、一弗氏或汉姓乙氏所致。
姓这个姓的有：一炫宗，延川人，明正统中任灵寿县丞。
一洪，邓州人，明时任赞皇知县。
现广东花县、四川彭山尚有一姓存在。
“二”姓。
古代二与贰通用。
贰是周代侯国，后又以二为姓。
姓这个姓的有：二肖翁，四川三台人，曾为团勇，嘉庆七年阵亡。
“三”姓。
此姓出处不详。
姓这个姓的有：三庸道，应州人，明正统中任祁门县丞。
三承基，临清人，清咸丰四年殉难。
“四”姓。
古代高辛帝之妃，生下契，帝封契于商，赐姓子氏，其后代有四氏。
姓这个姓的有：四全，临汾人，行伍出身，清乾隆22年任孟县千总。
“五”姓。
本姓伍氏，为避仇杀去掉‘人'字旁为五氏。
姓这姓的有：五就简，宋代任桂阳郡幕僚。
“六”姓。
皋陶之氏封于六，后为楚所灭，他们的子孙以国为氏。
今卢港为六城。
姓这个姓的有：六安人，清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后任高邮县学正。
“七”姓。
未见出处。
姓这个姓的有：七春贵，瑞安人，康熙三十九年任瑞安副将。
“八”姓。
相传明诸王之后，有兄弟二人在清兵入关之时，将‘朱'姓分为'八'和’牛'，两人各以为姓。
但清前已有八姓。
其出处现在难以查考。
姓这个姓的有：八通，江宁人，明正德中任礼部主事。
八天培，明时任新喻县主簿。
“九”姓。
姓这个姓的有：九焯，井研人，明洪武年间任江西德兴知县。
九聚，金吾右卫人，明嘉靖中任永平府副总兵。
“十”字姓，据《台湾省通志？氏族篇》云：姓十字姓的人分布于台北、新竹、彰化等地。
我国的姓氏之奇特，还包括大写的‘壹'至'拾'字姓。
姓这些姓氏的有：“壹”姓。
?姓氏称谓中的数字初探
姓氏称谓中的数字初探中国人看重称谓。
每个人有各自的称谓，如俺、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等。
在姓氏层面里，为了区分家族、姓氏族群的不同，往往在表示家族、姓氏族群前冠一个具有区别意义的限制词，如：云南张氏、扶沟张氏、临沂张氏、桥南邱氏、汉阳金氏等，这些姓氏称谓前都冠以表示居住地的名称，以示区别。
在繁纷复杂的姓氏称谓里，除了常用地名、域名冠以称谓前外，还有用数字冠于姓氏之前的。
如：七劈椽马氏、八块铁马氏、八块铁海氏、八块铁杨氏、十八锅牛氏等。
这些称谓中的数量词加在姓氏前边，以示与他姓区别。
这些姓氏称谓里为什么带有数量词呢？一定有它的来历。
七劈椽马氏：据《马氏家谍》载，七劈椽马氏来祖居山西洪洞县，因丁多田少，收不付支，只好外出各自谋生。
临分手时，兄弟七人共同协议将来相认的凭证，经再三商酌，主意不定，猛见破大门楼有椽露出，遂拆除门楼，每户一劈作为凭记，“七劈椽马氏”因此得名。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由洛阳马坡又发展一支到河南的卢氏县，一支到南阳、邓州。
七劈椽马氏初至邓州，多居于小西关。
他们多以屠宰牛羊、卖馍卖饭谋生计，其中不乏爱好武术者。
其实，冠军里的西院马与邓州境内的七劈椽马同属一宗，即七劈椽马氏，西院马之称是在邓州范围内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一定的局限性。
八块铁马氏：其祖上的称谓是淅川香花一带的大块地马，此马氏有一支迁往湖北军州，某年因均州闹饥荒，又惹上官司，为活命逃到河南邓州，在城西刁河西岸一河道湾处住了下来，后人称这傍河湾的人家谓“马湾”。
马氏有兄弟八人，长兄马君义在附近的沈桥开一饭铺，半农半商，维持生计。
沈桥附近一个叫长冢店的村子里，有一食客经常来饭铺赊账，屡要不还，甚至凶恶蛮横，威胁掌柜，弄得饭铺几乎关门。
无奈，马君义决定破釜沉舟，一出恶气。
一日，食客又来白吃，被马氏兄弟以劝酒为名拖延至半夜子时，将其灌醉后乱棍打死，遂将一口大铁锅就地摔碎，兄弟八人在能拼凑接在的碎片中拿出八块，兄弟八人各持一块，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当夜星散，各自逃命。
朱元璋上五代祖先都用数字命名 有何玄机？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朱元璋上五代祖先都用数字命名有何玄机？导语：朱元璋是大明开国皇帝，他的本名是朱重八，无论是看字面，还是听字音，都是怪怪的，至于这个名字的含义，更让后人猜了数百年。
不管怎么看，朱元璋是大明开国皇帝，他的本名是朱重八，无论是看字面，还是听字音，都是怪怪的，至于这个名字的含义，更让后人猜了数百年。
不管怎么看，怎么想，朱重八与一个开国皇帝很难相称，难以理解，不可思议。
如果打开朱元璋家谱，往上一查，好家伙，他上面五代祖先的姓名都是数字。
太祖朱仲八，高祖朱百六，排行第三，老大朱六二，老二朱十一。
曾祖朱四九，排行第二，老大朱四五。
祖父朱初一，排行老大，下面三个弟弟分别是朱初二，朱初五，朱初十。
父亲朱五四，生四子，依次为朱重四、朱重六、朱重七、朱重八(朱元璋)。
再把朱元璋的直系六代理一下：朱仲八生朱百六，朱百六生朱四九，朱四九生朱初一，朱初一生朱五四，朱五四生朱重八(朱元璋)。
由朱重八上溯五代，可以看出，朱元璋的上五代祖先的名字都是数字，而且，五代祖先的同辈兄弟也都用数字命名。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家族给孩子起名特奇怪？是的，辈辈如此起名，不奇也怪，史上除了朱元璋家族，一姓之下六辈人的名字都是数字，还能找出第二家吗？许多人对“朱氏命名法”很感兴趣，并且用心研究其中的规律和规则，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而且存在较大分歧。
归纳一下，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制度说”。
清人俞樾指出：“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
”他认为这是元朝的制度所决定，官府禁止百姓取正式名字，只以兄弟排行或父母年龄相加之数命名。
今人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儿》，就依从了俞樾的制度一说，赞同父母年龄相加的观点。
生活常识分享。
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最新文档
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最新文档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お?研究元代族谱，现存元人文集中保存的族谱序跋是主要依据的可靠资料。
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学者森田宪司、[1]多贺秋五郎[2]使用日本现存元人文集探讨了元代族谱问题，笔者则利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收元人文集发表了专论。
[3]以上三人所据元人族谱序跋互有出入，其中多贺秋五郎在书的注中，还列有元人文集所见的谱名目录，为读者提供了便利。
此外，陆峻岭编有《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4]对中国大陆现存元人文集族谱序跋作了总结；台湾商务印书馆还印行了《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5]这两种索引中的元人族谱资料也各有不同。
有鉴于此，笔者就以上两种索引和多贺秋五郎的目录，结合前引拙文所据资料加以比较，检其互异，并其重复，对现存元人文集中的族谱序跋数量重新统计，并就元代族谱谱名和修纂的地区分布作一统计，以期为更好地利用元人文集族谱序跋资料和把握前述研究元代族谱的论著，作一基础性工作。
一、《四库全书》元人文集中的族谱序跋《四库全书文集篇目索引》(学术文部之下)所载元代族谱文献篇目200篇，其中有一篇分载两处的情形，即虞集《陇右汪氏世家勋德录序》1207-101(此数字为影印四库全书中的册数和页数，以下同)，《汪氏勋德录序》1367-437；虞集《跋刘墨庄世谱》518-243，《跋刘墨庄世谱后》1207-560。
为了统计，当合并重复者，所余总数计198篇。
前引拙文依据四库全书元人别集中族谱序152篇，与四库全书“索引”对比，“索引”多出部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属于家族文献拙文未统计者，如《臧氏家集》1194-131，《卢氏纪言》1215-590，类似的家族文献计24篇，其他篇目是：《崔氏世德铭》郝经1192-389；《崇仁三谢佚事汇编》吴澄1197-249；《跋吴适可先世诰历》吴澄1197-563；《题羊舌氏家传后》吴澄1197-560；《题严氏四世家传后》吴澄1197-574；《跋长清赵氏述先录》吴澄1197-575；《(萧氏)潜光集序》刘将孙1199-81；《题杜仲正省椽家世卷后》王恽1201-86；《跋玉田傅氏家传后》王恽1201-91；《跋揭景哲访祖诗卷》程巨夫1202-368；《书龚存耕集庆图后》张之翰1204-508；《题王氏名字说卷后》张之翰1204-509；《陇右王汪氏世家勋德录序》虞集1207-101；《曾鲁公世家盛事集后序》虞集1207-107；《挥涕集序》王沂1208-504；《钱氏科名录序》黄滑1209-371；《董氏传家录序》吴师道1212-209；《浑源刘氏传家集序》苏天爵1214-61；《题曾君世家盛事集》卢琦1214-752 ；《跋许氏台莱集》谢应芳218-311；《龙子元书香世科录序》李祁1219-656；《书钱氏世科记后》杨维祯1221-601。
论元代的称谓习俗
论元代的称谓习俗发布日期：2012-12-27 原文刊于：《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陈高华一大名又称学名、官名，是正式的名字，在社会交往中使用。
元代人们的大名，有二字，有一字，而以二字居多。
名字中排辈的现象很普遍，即同一辈的人使用同一个字作为标帜。
孔子後裔的排辈最为严格，有元一代，先後有五代衍圣公，即孔元措——孔治——孔思晦——孔克坚——孔希学。
但孔元措与孔治之间隔了一以“之”字排行的一代。
所以，元代孔子後裔实际上是六代，分别以元、之、水（这一代多水旁单名）、思、克、希排行。
当时孔氏後裔有南、北宗之分，北宗在曲阜，南宗在衢州（今浙江衢县），是北宋灭亡时迁过去的。
虽有南、北之别，但排辈的字是一样的，例如与孔治同辈，南宋的头面人物是孔洙。
（注：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见《元史研究论稿》第328-345页。
）民间亦是如此，如上举张士诚之例，兄弟数人的大名均以“士”排行，分别是士诚、士信、士德、士义。
官僚、世族成员和文人在大名之外，一般又有字和号，例如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字公茂；窦默字汉卿，又字子声；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
彼此之间称呼时常以字而不以名，用以表示亲近和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皇帝对汉族大臣，常常以字而不以名称。
例如，忽必烈出征云南时对儿子真金说：“姚公茂吾不能离，恐废汝学，今遣窦汉卿教汝。
”（注：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
）後来，忽必烈为王文统参与叛乱之事质问有大儒之称的许衡时说：“窦汉卿独言王以道，当时汝亦知之，何为徇情不言！”（注：许衡：《对御》，《鲁斋遗书》卷四。
）以道是王文统的字，他原受忽必烈宠信，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因与山东军阀李相互勾结企图叛乱而被处死。
窦默在事先曾揭发过王文统，而许衡却没有表示，忽必烈对许衡不满，故加以责问。
但此时仍称王文统为王以道，可见已成为习惯。
元仁宗称许衡为许仲平，赵孟頫为赵子昂，亦是同样的例子（注：《秘书监志》卷五《秘书库》、卷六《秘书库》）。
古今数字姓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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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数字姓氏多
作者：刘鹏飞
来源：《祝您健康·文摘版》2019年第05期
数字姓氏，古有楚国大夫伍子胥，今有老革命家伍修权;古有南宋诗人陆游，今有演员陆毅;还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著名作家万家宝（曹禺）的万姓以及1954年文字简化时由“骞”改为“千”的千姓，比如今人千家驹等，真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呀。
除了这些常有的数字姓，我国汉字中的零、一、二、三、四直到十都是姓氏，不仅如此，连大写的壹、贰、叁一直到拾，也都是姓氏。
就是百、兆、亿这些大数字，也与我国的姓氏息息相关，至今它们麾下的人口还有一定的比例。
咱就从零开始说吧，明代成化年间有个举人叫零混，上海有个现代著名书画家叫一君豪，唐玄宗时有个中尉叫二从直，明正统年间祁门有个县丞叫三庸道，清乾隆年间孟县有个千总叫四全，还有宋代桂阳郡幕僚五就简、清乾隆年间高邮县学正六安人、康熙瑞安副将七春贵、明新喻县主簿八天培以及明洪武年间江西德兴知县九焯等。
“十”姓主要集中在台湾，如今的台北、新竹、彰化等地，均有此姓。
至于大写数字的姓氏，翻起典籍来也不在少数，除了伍、陆这两个大姓外，明永乐兴化的壹振昌、后秦平阳太守贰尘、南宋绍兴进士叁徐、周代宋大夫肆成、清咸丰年间玉林人柒永严、明宣德年间江阴利港巡检捌忠、清康熙贡士拾璜金，“玖”字虽然没有查到具体人，但《姓苑》一書中，确实有此姓。
“百”姓是秦代百里奚之后的百里氏，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此姓;“亿”姓主要集中在山西屯留、上海宝山以及台湾等地;“兆”姓只要一翻《广韶》，就一目了然了。
元朝姓名制度
元朝姓名制度
要明白元朝的姓名制度，首先要知道四等人的划分：
元代有四等人制，这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
即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第一等是蒙古人，拥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西夏人以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归附交早，也最值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此于蒙古人;第三等是又人，是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第四等是南人，专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社会地位最低。
元朝取名字也并不都是数字，但数字占了大多数，这其实是因为元朝时期把人划分为四个等级，而汉人是最后一个等级，元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对文化融合一无所知，对我们汉文化的同化力量更是孤陋寡闻，因为蒙古族野蛮生长，他们没有悠久的历史，也就没有深厚的文化。
蒙古的统治阶级将人分为四等人，蒙古人处在最高等级，接下来是色目人，最后才是汉人，而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他们被分别对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的名字只能用数字代替，比如朱元璋的父亲叫朱五四，朱元璋叫朱重八。
而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其他人则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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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家谱中元代时期的数字人名在翻阅家谱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所有家谱在宋末到明初（主要集中在元代）这段时期的老祖宗的名字几乎都是数字名字：江西九江庐山区杨家大屋《王杨氏支谱》：省四、念四郎、念五郎、念六郎、念七郎、念十郎、念三郎、念八、念九、千五、千四、千十、千十一、千十六、千九五、万五、万六郎、万七郎、再二郎、再四郎、云一、仲一、仲二、楠二、胡百、小一、百一、百七、宗一秀、宗四秀、福一秀、福二秀、尚二、尚八、贵大、贵二、贵三……同样为元末的始迁祖，江西九江县分水岭杨家大屋始祖兄弟名字是：保一、保二、保三、保四、保五；安徽潜山县的《王杨支谱》始迁祖兄弟名字也是：祖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三沙王氏宗谱》之中沙阳湖礼嘉桥周陈支：第一世（行四四）、第二世（行五十五）、第三世（行九十一）、第四世（行百十五）、第五世（行细二）……《新安琅琊王氏宗谱》思经公支派：第四世（伯五）、第五世（千十三）、第六世（就二）、第八世（祥二）、第九世（奇二）、第十世（万四）、十一世（代三）、十二世（兴四）、十三世（隆一）、十四世（次六）、十五世（大四）……除了《王氏宗谱》有数字人名外，其他姓氏也有数字人名，如江苏省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二年刘世祺所编的《洞庭刘氏族谱》：刘伯亭生3子：刘金、刘石、刘丝。
刘丝考中宣和年间（1119--1125年）进士，官任仆射。
靖康二年（1127年），刘丝奉父随宋高宗南渡，迁居太湖之滨的洞庭东山岱心湾立业，后裔世代居此，形成洞庭刘氏。
刘金、刘石则仍居汴梁。
刘丝娶夫人周氏，生3子：刘巨丞、刘巨相、刘巨卿。
其中，二子刘巨相生子刘昂，刘昂迁居常州县。
刘巨卿生2子：刘吉、刘泰。
刘吉生2子：刘谷、刘足。
刘谷生2子：刘台、刘各。
刘台生子刘承事，刘承事生子刘三九，刘三九生3子：刘十三、刘十四、刘十七。
刘十四生的儿子叫刘四十一。
刘四十一生2子：刘七四、刘七六。
刘七四官任佥判，生2子：刘元一、刘子三。
刘元一生5子：刘贵一、刘贵三、刘贵四、刘贵五、刘贵七。
刘贵一生子刘仁一，刘仁一生子刘谦一，刘谦一生子刘忠一秀。
刘谦一的从兄弟刘敬一秀长子刘升，字伯昂，生子刘旭。
刘旭生子刘瑶，刘瑶生子刘秉文，刘秉文生子刘禄……再如朱元璋家谱：朱五一娶妻刘氏，在盱眙生了朱重一、重二、重三；朱五四呢，娶了陈氏，在盱眙生了朱重四和一个女儿。
到了钟离以后，朱五一的家里又添了一个朱重五。
朱五四又在灵璧生了朱重六，在虹县又生了朱重七和一个女儿，迁到了钟离东乡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朱重八（即朱元璋），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取的，寓意是诛灭元朝。
清朝人俞椒春记载元朝绍兴乡间“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
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元朝起义军领袖蔡五九等等。
要说这个数字名字，古今都有人喜欢采用，商时，喜用天干“甲乙丙丁……”如太甲、太乙，外丙、武丁，盘庚、帝辛（纣）等；自周开始，“伯仲叔季”就用来表示家里兄弟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如伯夷、叔齐、管仲、夏侯季权等。
而纯以数字为名春秋时就有先例了，如吴王给女儿取名为“二十”。
吴国人为了避讳，就把二十改读为“廿nian”(家谱中的“念”就是“廿”，即二十的意思)。
唐宋时流行行第称呼，行第是指一个家族同辈的人，分男女，依年龄各自排行。
如秦七秦少游、黄八黄庭坚、柳八柳宗元、元九元稹、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白二十二白居易、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等，后渐成社会风俗，流风所及一部份人就以排行入名；今人有李谷一、郭一凡、黄一、伊一、李一男、陈一舟等，私下以行第称呼的更多的不得了，但数字风最盛行的还是集中在宋末到明初这段时间，主要原因有两种原因：一、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元朝规定普通无职权的老百姓只能用排行和父母年龄相加来取名，纵观家谱，虽然各朝各代都有用行第相互称呼，但行第只是代称而已，把这个作为自己名字却很少看到，而在元代，出现以纯数字为名的现象却很普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事实摆在这儿，为什么《元史》、《元典章》还有《大元通志条格》等正史却查不到任何信息呢？先看看满清文字狱，其禁止民间记录和编修前朝历史，为此还引出两大案子：1、庄廷鑨《明史》案：浙江乌程南浔镇富户庄廷鑨，买得明朝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
康熙二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也惨遭屠戮。
庄廷鑨之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全族获罪；李令皙及其子李礽焘等四人、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后被斩杀，妻子徐氏吞金自尽，李令皙的幼子十六岁，法司命他减供一岁，得免死充军。
少年不肯，最后一并处斩；董二酉当时已死，尸体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36块，子董与沂，也被诛杀。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告发者之一，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
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因买书被杀。
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以重金行贿得免。
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因吴三桂手下红人吴六奇之助，无罪开释。
告发者吴之荣得到庄允城、朱佑明两家大量财产。
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庄廷鑨明史案正式结案，此案先后因此狱牵连千余人，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虎林军营被集中宣判执行，囚犯集中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
被杀者共七十余人，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四人凌迟处死；杭州将军松奎，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官员，革职查办，撺掇松奎收贿的程维藩被诛。
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
湖州原任知府陈永命于康熙元年罢官，至山东台儿庄，自缢于旅馆。
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
其弟江甯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
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推官李焕、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到任只半月）等人处绞。
妻子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者几百人。
顾炎武在山西汾阳闻知惨事，悲愤万状，作《书潘吴二子事》及《祭吴潘二节士诗》。
2、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朝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由此可见，满清政府对明间编写明史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的是残酷的刑法和镇压，目的就是严禁汉人自己编写自己的史料。
而当今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满清从顺治二年开始到乾隆四年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完成的满清版《明史》。
元修《宋史》用两年，明修《元史》用两年，满清修《明史》用了近百年，如果说前朝修史都草率，满清用百年时间修《明史》是出于严谨，那么乾隆皇帝让全国各地进献图书来修完《四库全书》后，为什么要禁毁原始文献？当时禁毁的原始文献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
这些书都是《四库全书》的原始资料，如今因为被禁毁，导致很多资料无法查找来源和考证。
这难道就是满清的严谨修史的态度？对满清这种做法唯一的解释就是满清篡改前朝历史，并以修《四库全书》的手段来辅助篡改明史的目的。
那些书目和法律一样，环环相扣，单纯篡改明史肯定是达不到效果的，所以其他配套的书目也跟着遭殃。
现如今，每当讨论到满蒙与汉人的历史，凡涉及到元清两朝负面信息时，满蒙民族群众均以没有正史记载为由极力否认这些历史，让汉人拿出正史依据出来反驳，可满清禁毁关于前朝的任何记载几乎是全面的彻底的，数目数都数不过来，凡是对于像满旗、蒙古这样少数民族统治不利的资料全部删改，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从正史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近现代的南京大屠杀都被日本人否认，那些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又能如何？再说有些事情政府做过了的并不一定非要明令记载，比如现今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游行示威等集会的自由，但又有多少人能申请到呢？你说申请不到吗，但像各地什么反日游行都公开进行，若干年后，后人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条文和游行照片认为我们时代的游行集会是非常自由的呢？虽然部分满蒙后人极力否认他们对汉族的屠杀、剃发易服等各种行为，但还是可以从地方志和民间野史记录中看出，虽然国家强调民族融合，说这话并不是搞民族主义，为的只是探求历史的真实性。
言归正传，关于元朝数字人名，也有人在《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里找到元代至正年间的一张契约，契约最后留下的两个人的姓名一个叫谢和甫，还有个叫谢德羽。
认为这个就可以推翻俞椒春的说法，但我觉得，能写契约的，且通过字迹行间，那字也写得非常漂亮，可以看出他们是读书人，不说是举人什么的，至少也是邑庠生秀才等，俞椒春说的“庶人无职者”，这个职并不全是官职，他的“庶人无职者”是指没有手艺和技能的普通老百姓，相似现在卖力气的农民工群体，因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广大百姓眼里，种田是很普遍的事情，人人都会，不算职业，只有那些做官的、经商的、教书授业、文艺杂技等才算体面的职业，像田园诗人陶渊明都是在家种田的。
因此，契约上名字不能证明元朝普通百姓能取名。
也有说元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在其对待科举上确实能体现这点），使得元朝教育相对落后，从而导致文盲率较高，加之元代是典型的等级社会、政治制度十分严酷，族分四等，人分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样的后果就是老百姓的名字随意化。
我也相信文化程度低下会造成名字随意，古人常说“贱名好养”，但为什么家谱上不出现“牛”、“狗”、“猫”、“桌子”、“椅子”？也不会像日本出现“田中”、“河边”、“上井”？而非得用数字呢？如果说数字笔画少，但也不全是现在的简体写法，有的在数字前还加了“保”、“祖”、“省”、“福”等，可见并不是因为笔画少的缘故，一定是有规定要求必须数字。
如果说这个规定来自宗族，那么除了王氏宗谱有，人家姓朱的、姓刘的、姓汤的等也有？那只能说明这个规定来自国家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