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王安忆与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创作比较--以《长恨歌》为例

倒 ” 。然 而 当更深入 地再 去探 究这 一 问题 时 ,又带 来 了一 个 关于深 层 “ 颠倒 ” 的疑 问。鲁迅 的小说 创作 不可 否认地 有 其价值 和独 特性 ,它们 在不 同 的历史 时期 以不 同姿态 出 现 ,激励 着文 学和 社会 的进步 ,而 问题 的关键 是这 价值 与 独 特性是 作 品本身 具有 的 ,仅 仅是 被不 断挖掘 出来 而 已, 还 是只不 过是 应解释 的需要 ,在可解 释 的思 维框架 内 ,发 现 的要被 解释 的东西 。 这 些 问题 很难 给 出唯一答 案 , 然而 , 当越 来越 多 的作者 、读者 摆脱 了 “ 不 自知 ”的状 态 ,对现 有 的桎梏产 生质 疑后 ,未来 必将 有所 突破 。 参考文献 : 【 1 ] 鲁迅 : 《 鲁 迅 全集 》 ,北 京 :人 民文 学 出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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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当代文 学
王安忆与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创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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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长恨歌》为例
河南大学文学院
侯佳俐
摘 要 :近年来评论界将王安忆视为张爱玲的传人,总是将其二者放在一起 比较,但对于二者的相似与相异性,一 直存在颇多争议之处。本文试图从王安忆的代表作 《 长恨歌》 出发 ,探究其二者都市小说创作的异同。 关键 词:张爱玲 ;王安忆; 《 长恨歌》
者在 文本 意义生 成 中所起 到积 极作用 ,并 未从根 本上 质疑 意义 的产生 机制 。相对 而 言 ,反 思得 更为 彻底 的是 日本学 者柄 谷行 人 ,他 在研 究 日本现 代文 学的发 生时 ,发现 了有 关 “ 内面 ” 的 “ 颠倒 ”问题 ,这里 的 “ 内面 ”指的正 是人 们认 为文 学作 品所 隐藏 着 的价值 、 特性 或精 神 内涵 ,“‘ 内 面 ’并不 是从一 开始 就存在 着 的 。它 不过 是在 符号论 式 的 装置 之颠倒 中最 终 出现 。”但 是具有 内涵 的 “ 内面 ”一旦 出现 ,文本 本身 的 意义 也 随之被 消减 ,成 为 了为 表现 “ 内
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城市与女性观

世俗的张爱玲和王安忆人们总将王安忆同张爱玲作比较。
两人同生长于上海,受这个繁华都市的影响;两人写作的内容、手法、风格等或多或少有着相似性;两人对于世俗的热爱,对自我意识的深刻剖析,对女性意识的自觉等,皆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蛛丝马迹。
下文将以二人散文中关于上海的篇目为讨论对象,简单阐述二人的相近之处。
王安忆曾说过“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此处所言的旧上海,恰巧是张爱玲曾存在过且掀起轩然大波的上海,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交流下的上海。
旧上海的灵魂并不随着时尚的翻新而改变,依然留存在生活细微的方方面面。
那么,可否这样理解,王安忆的笔其实也与时尚一样,和张爱玲同样包囊着旧上海的灵魂,只不过是以今日审美下的时尚代替了旧时尚。
王安忆所说的“旧上海的灵魂”是褒义之言,那是从近代开始,上海便形成的一种热闹的“江湖气”(王安忆《上海的女性》)。
那是一辈辈传承下来,埋藏在上海人骨血中的因子。
张爱玲虽不善交际,却也用着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文字证明上海女人在“守”上的“硬”(《上海的女性》)。
张爱玲以“我”的经历为主体,写到“旧上海”的公寓生活,即其《公寓生活记趣》。
其中提及了上海的气候特点,上海的声音,上海生活的家长里短,以及上海的人情等等。
文章凭借“我”对周遭的敏感,描摹了公寓生活的细枝末节。
而王安忆在《上海是一部喜剧》中,将上海搬到了舞台上,让上海出演一部喜剧。
文中描绘了上海的弄堂文化,表达了对服装的见解,更提及了上海方言,三者结合后再提及人的本体,这样戏谑、碎片化的描绘,正是王安忆热爱的上海。
在比较北京与上海时,王安忆也说到上海是“人间烟火”,是“针眼里有洞天”。
二者其实是对新旧时代上海的精彩描绘,其内里的精神是永恒不变的,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时代带来的科技的变化,生活的便捷。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研究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研究作者:夏晨阳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 2018年第3期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研究夏晨阳(湖南省长沙市南雅中学高1612班湖南长沙410000)【摘要】张爱玲与王安忆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名奇女子,她们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本文比较这两名作家的创作,希望能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都市小说【中图分类号】 G633.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8)03-175-01一、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两名传奇女子,她们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张爱玲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王安忆风靡于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坛中,虽然这两人的创作相隔了几十年,但是她们的小说具有共同的灵魂。
1995年,王安忆出版了《长恨歌》,很多人认为这是模仿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也被人称为“张爱玲第二”,但是王安忆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之后,她又发表了《世俗的张爱玲》、《我不像张爱玲》等文章,表示自己与张爱玲的差别。
不管怎么样,张爱玲和王安忆的文学创作都是我国的艺术瑰宝。
比较这两人的文学创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二、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一)写作主题比较纵观张爱玲都市小说的创作主题,基本集中在对病态人生人性的描写抨击和追根溯源。
她在小说中竭力挖掘表现病态人生人性的种种肮脏和丑陋,借以宣泄对冷酷自私的生活环境的不满。
一个暴虐成性的父母,一个冷漠自私的母亲,一个残忍恶毒的后妈,几乎是张爱玲都市小说中相当固定的人物原型。
而王安忆在都市小说中的创作主题则显得明媚的多,很多小说都是歌颂对人间真情的追求。
比如她的第一篇取材自都市生活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女的烦恼》,描绘了一个都市底层女青年勇于追求爱情的故事,这样的主题具有积极向上的色彩。
(二)人物形象的比较文学创作离不开人物形象。
可以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学创作的质量。
从女性本位角度论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异同

从女性本位角度论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异同作者:韩梅梅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4期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两人都以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为书写空间,描绘了一个个平凡女性的悲喜命运,对女性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追寻,凸显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显然是对张爱玲这一书写传统的继承,但她又有自己的发展。
她在女性关怀方面更理性,也更现实。
关键词:女性本位张爱玲王安忆相似差异前言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两位非常有个性的女作家。
两人在各自所处的时代文坛上大放异彩,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文学地位。
“日本与谢野晶子夫人这样说过:‘实在说:妇人描写妇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够使人有感动的地方,因为这是妇人描写自身的心理缘故。
所以妇人若能在男人的短处方面努力,比较容易收到效果’。
”这恐怕就是这两位出色的女作家成功的法宝了。
近年来,把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问世以后。
不过,王安忆本人却不认为自己和张爱玲有相似之处,甚至不承认张爱玲对她有多大影响。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两个人的比较研究,因为作品在面世以后往往会超越作者的本来意图生出连作者也浑然不觉的言外之意。
一、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创作相似之处两人在作品创作中是有着契合点的,尤其在对上海这座大都市以及上海女性的描写刻画方面。
张爱玲《传奇》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上海,仅有几篇发生在香港,不过也是上海人在香港,“芯子”仍然是上海的。
王安忆都市题材的小说也无一例外把上海作为书写大环境,塑造出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女性人物形象,如富萍、妹头、王琦瑶等等。
因此,评论界普遍认为,王安忆是传承了张爱玲的衣钵的。
著名学者王德威更是认为她是张爱玲之后海派小说的传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琐碎人生张、王两人都写上海,但却不是写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喧嚣和繁华,而是去关注平凡人物的平凡故事,即小人物的“琐碎人生”。
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悲剧叙事比较

第42卷第6期Voe.42No.6荷泽学院学报JouanaeooHeaeUnoeeasoiy2020年12月Dea.2020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悲剧叙事比较张木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公共教学部,福建福州350202)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书写风格最为相近的两个作家,她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将自己对生命悲剧的体验诠释注入到平凡人物的写作中。
她们都以悲悯的情怀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或透过人性的灰暗,或通过个人追求与历史的错位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情感。
她们的悲剧叙事为都市文学和女性写作带来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悲剧叙事;根源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03(2020)06-0095-04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张爱玲以特有的精致笔触描绘出上海这座城市的世俗之芯,勾画出普通人生的传奇。
五十年后,王安忆作为一个知青女作家,在出离与回归后,以一部《长恨歌》连接起了人们对张爱玲书写的久远记忆。
两位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她们的作品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气韵。
本文拟从悲剧叙事角度对两位作家的创作艺术进行剖析比较,从而加深读者对两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
受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着特殊的偏爱。
自称“俗人”的她,站在俗人的立场上从琐碎的日常中书写着普通人生的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
与传统悲剧在强烈的冲突中凸显力与崇高不同,她笔下的悲剧只存在于普通人的世俗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里。
她曾在《传奇》里说她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时代的波澜壮阔对普通人而言是遥远而短暂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只有俗世生活里那些平凡人的婚姻家庭、人情世故里的悲欢的曲折跌宕才是久远的,是“光阴都奈何不了的”,她将之称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因为“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究竟不多”,因此那些小奸小坏的“不彻底的”普通人构成了她小说人物的全部。
比较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不同

她们总是力图挣脱家族的束缚来拥抱大都市。只是,在张爱玲 的笔下,这种出走始终是不成功的。长安退回到家族的封闭中,窒 息而望;流苏走入了另一个封建的怪圈,绝望徘徊。而在王安忆的 叙述里,都市女性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长安、流苏同 伴的王琦瑶,一开始就没有家族围墙的束缚,而是非常自然的把自 己交给了社会化的大都市。这就奠定了她的生存基础不是家族,而 是都市。都市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切都可以公开化的进入流通。面 对这种流通,流苏们表现出恐惧、被动、绝望,在封闭的地方延伸 为一种自我的纠缠和折磨。这正是张爱玲的世界。但王琦瑶却与流 通达成了一种畅通的开放,于是,真正的大都市生活也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感知到张爱玲写的是从家族到社会向现代化 大都市过渡的人们,在大都市门前的游移和徘徊;而王安忆笔下的 王琦瑶却是远远的越过了这个过渡时期,而跃身成为一个真正的都
反观王安忆的小说,其空间要比张爱玲宽阔的 多。王安忆作为城市的寻梦者,对大都市有一种迫 切拥抱的心理。她的叙述视点是历史发展提供的, 所以,她对城市的叙述便能在一个流通和开放的地 方全面展开。这充分体现在她的三个中篇里,《逐 鹿中街》、《“文革”轶事》、《香港的情与爱》 里。那种叙述的视点不同程度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 相对敞开,是可以真切的捕捉到的。在王安忆小说 《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其实与《金锁记》中的长 安,《倾城之恋》中的流苏是属于同一类人。
王安忆的城市非关风云,王安忆的城市也不是我 们由城市这一语词在人们接触它的第一时间所想到的 时尚与新潮,她关注的是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东西。 张爱玲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都市作家,对现 代社会化的大都市怀有相当矛盾的心理,但王安忆作 为上海大都市的寻梦者,对社会化大都市有一种迫切 拥抱的心理。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 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 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 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

“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是一种长久以来流传的神话,它刻画了一种完美的美丽和永恒的青春。
然而,这个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两部代表作,都以女性不老为背景,但通过“神话解构”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神话背后的现实面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经典之作,被视为一部揭示岁月流转中人们所经历的变化的小说。
女主角苏妲己被描绘得美丽动人,但同时历经岁月的摧残,逐渐失去了青春。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角度,探讨了女性不老神话的衰弱和脆弱。
苏妲己的美貌被视为一种资本,但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无情侵袭。
她渐渐发觉自己不能再依靠外貌来获得所需的关注和喜爱,她变得焦虑和无助,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遭遇,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女性不老神话的虚幻和不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封建时代的妃子为背景,描述了女性在宫廷中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鲜活,但她们始终被束缚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
虽然她们通过各种手段保养外貌,努力保持青春容颜,但她们仍然无法逃离宫廷的囚禁和种种压迫。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和自我牺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越来越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理想,而只能深陷在宫廷悬殊的地位和社会约束中。
两部小说共同揭示了女性不老神话的现实面貌,表达了对这一神话的批判。
女性不老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品质和价值,但在现实中,它却是短暂而虚假的。
这种神话剥夺了女性真正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使她们陷入了无尽的封建礼教和权力游戏中。
同时,作者通过描写女性的苦难和无力感,也呈现了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的顽强与智慧。
对于读者而言,这两部小说是一次深入思考女性不老神话的机会。
尽管这个神话一直存在,并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质是虚构和不可持续的。
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比较鉴赏

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比较鉴赏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半生缘》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
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
—————《长恨歌》《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它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
世钧的善良与软弱,曼桢的痴情与不幸,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无不栩栩如生。
而中国近代社会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也隐隐约约为故事刷上了一笔动乱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是乱世里那脆弱的爱情与捂住面孔的无奈。
《半生缘》把张爱玲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风格表露无疑,张爱玲略感伤感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
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经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
《长恨歌》是一出精致而破碎的上海旧梦。
王安忆以浮雕和工笔交错的手法,描写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由绚烂归于幻灭的人生沉浮。
作品主要围绕王琦瑶和她生命中不同阶段遇到的男性展开,包括帮助她选美的程先生,包养她的李主任,与她相爱却畏于人言的康明逊,还有为了怀旧而亲近她的老克腊,以及抢劫未遂而将她掐死的长脚。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接近纯粹的女性叙事的作品。
她的用心不在于构造故事,而是试图以明确的理念去掘尽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
她在王琦瑶身上寄放了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在人物命运历程中永恒流逝的时间,令通篇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和宿命感。
纯真对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张爱玲和王安忆有一个共通之处:女主人公的人生总是从最纯真无暇的一段开始,无论日后的命运如何多桀,行为多么乖戾,心态如何卑劣,她们都曾经如春日的阳光般灿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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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宝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
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张爱玲;王安忆;人文关怀
一、引 言
二、奴仆到女人的回归
[1]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
当女性摆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
[2]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三、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承传与拓新
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第一人。
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传奇》的扉页上所写:“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4]
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对海派精髓领会最深的一位,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拓展着自张爱玲以来建构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并对“张派”一脉作最富有创造力的延伸。
对上海这个多面体,王安忆有着理性的认识,在她的上海书写中,没有对时尚的炫耀与展览,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
她紧紧依偎着多姿多彩、新鲜润泽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风花雪月的故事演绎中,渗透着包括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意蕴、市民情趣在内的民间写作立场。
“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
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
”[5]
我们在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实实在在地读出了历史的沧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王安忆是在一步步地向坚韧的人生态度靠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承接了张爱玲透视世俗人生的衣钵,但她对女性主义人生的体会更带有主动性和自主性。
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上,王安忆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鲜明的个人立场。
作品在展现女性主义生活世俗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某一群体而是大众的人性。
如果说张爱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苍凉和凄美的追忆,王安忆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关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人生哲学宣言。
四、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分别以其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从女性日常的生命流程入手,就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描写女性的生存境遇,反映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状况。
张爱玲的作品从历史场景中的女性入手,侧重表现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自发地审视女性依附寄生、自甘卑下的心理痛疾,揭示女性悲剧的深层内因,对女性的“原罪意识”进行展露和鞭挞,目光犀利,悲天悯人。
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以平实的格调,注重描写女性主义生活场景中女性外在生存价值与内心体验,自觉致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权力的争
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2009年第2期
■ 廉亚健(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反讽作为一种文学技巧,主要分为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结构反讽三种类型。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借助反讽手法悉心雕凿的艺术精品,她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创作了六部反讽艺术的精品。
它对于反讽的使用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一、运用反讽表现主题;二、运用反讽刻画人物;三、运用反讽推动情节发展和组织语言;四、运用反讽构架故事框架。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言语反讽;情景反讽;结构反讽
引 言
反讽既指语言的修辞技巧,也指隐含在人物、情节或主题中与正面描述意义相左的暗示或对照技巧、组织结构方法。
文学、修辞学通常把反讽分为三大类:言语反讽(verbal irony)、结构反讽(Structural irony)和情景反讽(situational irony)。
奥斯汀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创作了六部反讽艺术的精品。
其中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特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本文试图分析该作品中的反讽艺术特色及其运用和功能。
一、运用反讽表现主题
从宏观上看,《傲慢与偏见》的主题是资产阶级的婚姻——资产阶级的小姐怎样嫁给上流社会有钱的公子。
整部小说都贯穿着婚姻与财产、地位密不可分的主题。
《傲慢与偏见》开篇第一句话便宣称:“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了”,[1](P.1)这里强调了只有经济基础的单身汉才是年轻女性择偶的首选。
显然作者直接用言语反讽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是有钱人的婚姻问题。
作者以经济的笔墨,首先用班纳特先生的那位表侄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小姐的婚姻“证明”了这一真理。
这种“证明”实际上是揭穿了这一婚姻的实质:赤裸裸的金钱婚姻。
事实上作者所颂扬的伊丽莎白与达西,吉英与彬格莱之所以成为理想婚姻的典范,都是因为他们属于有产业的单身汉。
“这样的单身汉 ……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1](P.2)。
这个开头影射了贝奈特太太想方设法把五个女儿嫁给有钱人的初衷,更具体地说,不是有产业的单身汉必须要娶位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总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
作者运用言语反讽凸现小说主题,把婚姻和财产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婚姻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实质。
二、运用反讽刻画人物
《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多为“漫画人物”,当然也有“素描人物”存在。
不管是漫画人物,还是素描人物,奥斯汀在塑造人物时都采用了反讽的手法,字面反讽、结构反讽与戏剧反讽交替应用,刻画了人物的鲜明个性。
班纳特太太是气质缺陷、肤浅势力的典型代表。
作者将她描述为:“一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
一碰到不称心的时候,就自以为神经架不住。
她平生最大的事,就是把女儿们嫁出去;她平生最大的慰藉,是访亲拜友和打听消息。
” [1](P.15)为了说明班纳特太太的这一个性,作者采用了大量的讽刺描述。
例如,在丽迪雅与韦翰私奔后,班纳特太太担心女儿的下落又为女儿没有新嫁衣而烦恼。
两种感情交织,轮番的受折磨“简一读完丽迪雅不久就要结婚那句话,她顿时心花怒放……她前些时候是那样烦忧惊恐,坐立不安,现在却是这样大喜过望,激动不已。
只要听说女儿即将结婚,她就心满意足了。
她并没有因为担心女儿得不到幸福而感到不安,也没有因为想起她行为不端而觉得丢脸。
”“我的心肝宝贝丽迪雅! 她要结婚了! 她才十六岁就要结婚了……不过还有衣服、结婚礼服呢……莉齐,乖孩子,快下楼去,问问你爸爸愿给她多少陪嫁。
等一等,等一等,还是我自己去吧……” [1](P.207)这一段活灵活现的描述,使班纳特太太喜怒无常的形象跃然纸上。
《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牧师被讥讽为 “糊涂,满脑子错觉和自相矛盾”的典型。
作者对他的嘲讽毫不留情。
一方面,他对“恩主”凯瑟琳夫人唯唯诺诺、自卑自贱。
且看在罗辛斯庄园打牌的那一幕:“……她老人家凯瑟琳夫人每说一句话,柯林斯先生就附和一声;他每赢一
论《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特色及其运用
取,表达女性生存的韧性,赞赏其蓬勃的生命力,以热切亲近的目光倾心关注女性思想和精神的成熟,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女性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内涵。
她们的作品对于丰富小说与女性写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张爱玲与王安忆对女性主义生存状态的刻画展示着女性生活的精髓,“这种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的描绘渗透了作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观照,也使得上海这个都市更富有迷人的风情”。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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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 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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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怡.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书写比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7,(03).
[作者简介]白宝善(1964— ),男,陕西延安人,本科,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应用写作。
文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