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尧：振大汉之天声_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
提高语文素养 重视母语教学——访南京大学中文系鲁国尧教授
鲁：我们置身 于国际社会 ，很多方面 ，特别是科 学技
《 论语》和 《 孟子 》怎么这么熟悉呀 ？”他 说 ， “ 这有什 术 方面远远落后于 欧美一些发达 国家 。英语作 为一种国际 么，我们在 中学课 文里都学 了，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可 性语 言，许多尖端 的科 技文献都是用英语 写的，所以学习 见台湾的中学教育是很注重文言文教学的。我又 问他 上过大 外 语 也 是 为 了学 习 国 外 先 进 的 科 学 文 化 为此 ， 外 语 学 习 学没有，他说： “ 我不想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做生意 需要 学生能够会读 、会 写、会说 。外语教 学界 如果能研 究 了。”他的文化程 度不是很高 ，年龄也不大，但是对传统文
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世纪９ 年代 ，有一次我从 可 以说绝大多数没有字画，中文系办公室里有没有字画，文 ０
南京坐火车去厦门大学，旅途上经历 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 化氛 围是不一样的。
深 的印象 。在 火车 车 厢 里有 一 个 三十 岁 出 头 的年 轻 人跟 我 聊
桑ｔ近几年 国内本科 阶段公共外语教 学，几乎 占去 了学
天 ，他是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台湾商人 ，闲谈中，他说话一会 生 一半的学 习时间，传 统文化教 育和母语教 学直接 受到冲
儿 引用 《 论语》里 的几个句子，一会儿又引用 《 孟子》中的 击 ，您 认 为其 中的 主要 原 因是 什 么 ？
一
段 话 ，而 且 能脱 口而 出，我 感 到很 惊 讶 。 我 问他 ： “ 对 你
往。他们把写好的书信交给仆人送到对方家里，对方收到信 后也写信回答……中 国人不注意 口头语言表达 …… ”
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很重视口头语言表达。据记载，古
论中国语文鲁 迅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思考与改革
论中国语文鲁迅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思考与改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无疑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巨匠。
他不仅以犀利的笔触揭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弱点，还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积极的改革尝试。
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
传统的语言文字在表达新时代的思想和观念时，显得力不从心。
他深刻认识到语言文字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对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鲁迅批判了旧有语言文字的诸多弊端。
一方面，文言文的晦涩难懂限制了知识的传播和民众的思想启蒙。
在当时，只有少数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够读懂文言文，广大民众则被排除在文化交流之外。
这种语言的隔阂使得社会进步的思想难以普及，阻碍了社会的变革。
另一方面，旧有的语言文字常常充斥着陈词滥调、空洞无物的表达，缺乏真实而生动的力量。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鲁迅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
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白话文的推广树立了典范。
他的小说、杂文等作品，都采用了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白话文，让更多的人能够读懂并理解他的思想。
他的文字简洁明快，富有表现力，能够直击问题的核心，引起读者的共鸣。
鲁迅主张语言文字要贴近生活、反映现实。
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用真实的语言描绘出社会的百态和人民的疾苦，而不是躲在华丽辞藻的背后空洞地抒情。
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对闰土、祥林嫂等底层人物的刻画，还是对封建礼教、旧道德的批判，都运用了生动而质朴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沉重与无奈。
同时，鲁迅强调语言文字要有创新精神。
他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鼓励人们打破传统的语言规范，创造出更富有活力和表现力的表达方式。
他自己在写作中就常常运用新颖的词汇、独特的句式，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在鲁迅看来，语言文字的改革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是思想观念的更新。
只有当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能够用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语言文字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激发人们的思考，促使他们摆脱旧有的思维模式，以更加开放和进步的心态面对生活。
朱晓进《语言变革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阅读答案
朱晓进《语言变革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阅读答案语言变革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朱晓进同、、戏剧一样，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形式发展的评价，离不开五四初期的语言变革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决定性意义这个“基点”。
每次语言变迁都带来中国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和变化。
初期现代小说对各种语言资源的综合，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写实性、抒情性、象征性等原则的确立，孕育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等美学风格，也使得现代小说的复调叙述成为可能;政治文化语境下语言方式的变动，推动了小说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小说语言的政治化”带来的“标语口号”、“概述”、“讽刺”、“直语”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小说文体带来“审美危机”，而作为对政治语言的反援，又是小说发展了限制性语态、隐喻和幽默修辞封个等文体表现形式;30年代新媒体影响下的语言变迁，催生了新的小说语言方式，带来了现代都市新小说的形式，如跳跃的小说节奏、画报体小说、电影化小说等形式的发展;40年代小说语言的“口语化”，带来了小说形式的戏剧化追求，推动了章回体等传统小说形式的再利用和再发展。
从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的角度，不仅可以准确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中的得与失，也能更加客观地评价同样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古典文学，重新来看待和审视文言之于文学形式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从当时的文化发展大目标出发，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完成了白话语言方式的确立，这种历史功绩自然不能抹杀。
但当年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语言革命中彻底丢弃文言文的观念和实践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言论、思考和忧虑中的合理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被人们重新认识。
时过境迁，尤其是在冷静面对白话语言给文学带来的一些困境时，在追寻白话语言的“艺术化”加工过程中，当年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事后的反思性意见，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以“学衡”为代表的反对派意见，在语言与文学关系问题的许多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而且很多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在各类文学文本的写作中，也吸收了大量文言的因素和成分，甚至创作了大量的文言诗词，其造诣也是很高的。
语言学教程胡壮麟第5版考研笔记和题库答案
语言学教程胡壮麟第5版考研笔记和题库答案在考研的征程中，语言学这一学科对于许多考生来说既充满魅力又颇具挑战。
胡壮麟的《语言学教程》第 5 版作为经典教材，更是备受关注。
为了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精心整理的考研笔记和准确的题库答案无疑是通向成功的重要法宝。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考研笔记的重要性。
一份好的考研笔记能够帮助我们梳理教材中的知识点，将复杂的内容变得清晰易懂。
对于胡壮麟第5 版的《语言学教程》，笔记应该涵盖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各个核心板块。
在语音学部分，笔记可以记录不同语音的发音特征、分类以及语音的产生机制。
比如元音和辅音的区别，国际音标系统的运用等。
音系学方面，重点关注音位的概念、音位变体以及音系规则。
对于形态学，要总结词汇的构成方式，如词缀法、复合法和转化法等。
句法学的笔记则应着重于各种句子结构的分析，包括简单句、复合句和复杂句，以及不同的句法理论和分析方法。
语义学中，关于词汇意义、句子意义以及语义关系的理解和归纳必不可少。
而在语用学部分，要记下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预设等重要内容。
接下来，说说题库答案的价值。
题库答案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知识掌握程度的标准，同时也让我们熟悉考试的题型和答题思路。
在面对选择题时，答案不仅要给出正确选项，还应该对每个选项进行详细的分析，解释为什么对为什么错。
对于简答题，答案要条理清晰，分点作答，将关键要点阐述清楚。
例如，当被问到“语言的功能有哪些”时，答案可以这样组织：语言具有交际功能，使人们能够交流思想和信息；具有表达功能，帮助个人表达情感、意愿和想法；具有认知功能，有助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还有社会功能，如确立社会身份、维系社会关系等。
对于论述题，答案需要更加深入和全面。
比如“论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仅要说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的各个方面，还要举例论证，从词汇、语法、语用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探讨文化对语言发展和使用的影响。
鲁国尧：初读_敦煌音义汇考_
《语文研究》1997第4期(总第65期)初读《敦煌音义汇考》鲁国尧 20世纪只剩有限的时光了。
现在许多出版社纷纷推出涵盖整个世纪的总结性的书,有的已捷足先登。
然而20世纪之末并非“世纪末”,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最后几年的发展势头肯定会比以往更强劲,是“加速运动”!在学术上还会有高质量的论著出现的。
刚刚问世的《敦煌音义汇考》就是这样的论著。
这是现知全部的而且经过精心整理的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的第一次汇集,仅凭这一点就意义非凡,语言学家、敦煌学家、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都会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感到十分欣喜。
一提及“敦煌”,就得回溯到本世纪初,王国维向伯希和索得《切韵》残卷三种的照片,即抄录刊布,揭开了中国音韵学史的新篇章。
此后历经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姜亮夫、潘重规诸家,至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1973)、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敦煌韵书的资料几近全备,敦煌韵书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在敦煌的语言学文献中,除了韵书残卷外,尚有音义书亦当视为珍宝。
虽然《毛诗音》(斯2729)、《楚辞音》(伯2494)、《文选音》(伯2833)等自披露以来,也曾有中外学者加以研究,但是许多音义写卷或默默无闻,或被误解,甚至连标名也不副实,音义书的整理状况及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较韵书逊色,人们往往把诸种韵书残卷视作敦煌语言文献的代表,而音义书却从无人汇集。
现今我们得感谢张金泉、许建平二位先生,《敦煌音义汇考》(以下简称《汇考》)的出版使我们了了世纪愿,圆了世纪梦。
《汇考》对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作了全面的汇辑与认真的整理,洋洋大观一巨册,证明了敦煌音义写卷作为语言文献足可以与韵书残卷比肩方驾,使学术界一新耳目。
关于敦煌音义书的价值,容举数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五代末和宋初方始有印本,但删改不少,而敦煌《周易释文》(斯5735、伯2617)系唐玄宗开元年间写本,“传本无而残卷有的条目达72条之多”(《汇考》页2,以后径省书名),《尚书释文》(伯3315)“写本有而传本无者158条”(页61)。
高质量发展语言文字事业,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高质量发展语言文字事业，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步提升。
然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为了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优化教育体系，培养高水平人才首先，我们需要通过优化教育体系来培养更多的高水平语言文字人才。
当前，中国在语言文字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很多学生对汉字认知不够彻底、语言文字知识面狭窄、语言文字实际应用能力不足等。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语言文字教育的本质规律，制定出科学、系统的教育方案，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掌握扎实的语言文字基础。
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和培养年轻的语言文字学者。
例如，设立一系列的奖励机制，提供更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环境，争取更多的国际性学术交流等。
只有培养出更多的高水平人才，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
二、加强国际交流，推广中华文化其次，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国际交流来推广中华文化。
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语言文字交流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
例如，可以邀请外国专家来中国学习中文、中国文化，同时也可以派出中国专家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
此外，还可以设立更多的汉语考试考点、汉语教学中心和孔子学院等，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色和魅力。
三、倡导创新思维，拓展语言文字应用领域最后，我们需要倡导创新思维，拓展语言文字应用的领域。
当前，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例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都需要有更加丰富、连贯、易于理解的语言文字来支持。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语言文字技术研究的投入和支持，鼓励创新思维，在传统语言文字领域之外，探索新的应用领域。
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思路，推进语言文字领域的创新机制，中华文化才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文化大家庭。
鲁国尧
1990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语言学科学术带头人，奉命申报汉语史博士点成功，使南大获得江苏省第一个语言学博士点，本人同时为国家学位委员会文学评审组评为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90年－2006年任南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人，该学科于2001年、2006年两次获得国家重点学科第二名（均次于北大）。2007年底退休。在南大任教42年多，为国家培养了语言学者数十人，其中有十几位已经很有成就，成为各大学的骨干。也指导过若干国外留学生，其中有些已经蜚声国际，如沙加尔（法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岩田礼（日本金泽大学教授）、平田昌司（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木津祐子（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裴宰奭（韩国庆熙大学教授）。
先后兼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黑龙江大学、南昌大学、安徽大学、南通大学、陕西理工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4年应邀至台湾成功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音韵学专题一学期。
1990年－1991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外籍研究员，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从事讲学与研究工作，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宇内孤本宋孝宗年间的音韵学要籍《卢宗迈切韵法》，使之回归祖国。1992年为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访问学者，2003年法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
发表论文约百篇，较有质量者如《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卢宗迈切韵法述论》、《“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研究明清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隶书”辨》、《<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郑成功两至南京考》（史学论文）等。
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教与学一关于文言文在教材中的分量的讨论鲁国尧（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言文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载体，学习文言文不只是为了了解几个字词、阅读几篇古文，更重要的是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从南京坐火车去厦门大学，旅途上经历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火车车厢里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跟我聊天，他是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台湾商人，闲谈中，他说话一会儿引用《论语》里的几个句子，一会儿又引用《孟子》中的一段话，而且能脱口而出，我感到很惊讶。
我问他：“你对《论语》和《孟子》怎么这么熟悉呀？”他说，“这有什么，我们在中学课文里都学了，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
”可见，台湾的中学教育是很注重文言文教学的。
我又问他上过大学没有，他说：“我不想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做生意了。
”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年龄也不大，但是对传统文化掌握得却比较好。
学习传统文化里面的文言文，尤其是学习古诗词，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国大陆在这方面做的与台湾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是应该加以继承的。
从小学、中学开始就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二文言文教学，教师要有所作为1.教师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言修养，不断的积累有利于教学的材料。
由于现在的中学教师工作较繁重，很少有时间重新学习，尤其在文言文这个离生活相对较遥远的科目上，教师在资料的积累上显得相对不足，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连续几年在教案上是只字未改，完全是以前的积累，这样是不利于教学的发展的。
2.教师要把文言文带进生活去感悟，将作品的思想感情尽量的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因为在中学语文文言作品所选篇目中所表现的更多是赞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可以找到与作品中相似的融合点的，这需要老师做一个有心人，在生活中找到了类似的融合点，就可以运用到教学中。
在文言文教学中，学生不喜欢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与现代不合拍无法引起感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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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科学 ISSN 1671-9484 CN 32-1687/G 2006年1月 第5卷第1期(总第20期)32-35[定稿日期]2005年12月1日语言学理论研究笔谈本刊编辑部按这组语言学理论研究笔谈是由本刊编委胡明扬教授发起的。
胡明扬教授非常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也非常关心本刊的发展,不仅提议本刊要重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还亲自组稿,撰写了编者按语,胡明扬教授这种对中国语言学事业发展的拳拳之心,让我们深为感佩。
语言学理论是语言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任何科学的语言研究,不论明言与否,都有一定的理论背景。
国外语言学特别重视理论探索,因此语言理论不断创新,20世纪语言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就得益于这种不断创新的追求。
我国语言学界重视事实,这也是一种理论倾向,自有其长处,无可厚非,但是长期不重视,甚至忽视理论探索,不支持理论论争,恐怕也是一种缺陷。
我国语言学要自立于世界语言学之林,不能永远追随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必须重视语言理论的研究和探索。
这组语言学理论研究笔谈的角度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从宏观上对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也有从微观上探讨语言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既有分析汉语的,也有调查研究民族语言的。
我们希望开展平心静气、友好善意的科学讨论,切磋琢磨,共同前进;《语言科学》刊发论文的学术规范也一贯要求对不同观点应以理服人,不宜讽刺挖苦,嘲弄伤人,更不宜断章取义,曲解原意。
切磋性的文章更应力求用词平和,与人为善。
另外,被批评者也有反批评的权利,不过同样希望在切磋探讨中富有学者风度。
本刊愿意和语言学界一起为营造一个自由、坦诚、友好的学术探讨和争论的良好氛围而共同努力。
“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鲁国尧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创新基地 江苏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中图分类号 H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6)01-0032-04我写这篇文章,先从一条俗语说起,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也许有人会以春秋时力却齐桓公的曹刿、战国时使秦王阴谋受沮的蔺相如,甚或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顾维钧为例,怀疑这句话。
诚然,历史上不乏一些弱国的外交家凭借勇敢、机智,甚或是利用交谊关系而取得个别成功的事例,然而“弱国无外交”这一命题,就其大体而言,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只要看看《左传》,子产,这位孔子所推崇的政治家,是如此艰辛地与晋、楚两大国周旋,我们还可以阅读近现代的那些弱国的外交家、政治家的回忆录,就可以知道压抑在他们心头的痛楚了。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推理:既然“弱国无外交”,那么“强国有外交”,当然汉语中没有这语句,可是事实上有此理,强国的外交官员好不风光!何时不然?鲁国尧 “振大汉之天声”作为学人,凡事不离本行,我总要往学术上联系。
因此我拟把上面的道理向文化方面、学术方面推衍,我认为,但凡两种文化、学术相接触,如果存在强势一方和弱势一方,其间的关系,就其大体而言,强者总是处于高端,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掌握话语权;而弱者处于低端,居于从属或补充地位。
强者不断输出,弱者只落得个稗贩的地位。
谓予不信,请看中国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云:“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因而对其他国家发生了吸引力,亚、非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学问僧潮涌而来。
”(702页)博大辉煌的唐代文化,对许多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乃众所周知之事,毋庸多论。
“宋朝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的,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宋元时代又是中华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最后时期,自明以降,中华文明便逐渐落后于欧洲文明,丧失了世界上的先进地位。
”(642页)“清代前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但如果同当时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比较,则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可谓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当时,西欧正在经历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英国以富厚的国力称雄于世界;美国发生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法国发生1789年的大革命,扫荡了本国以至欧洲的封建制度,大批启蒙思想家宣扬自由、民主,科学技术获得迅速的发展,但中国却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酣睡。
”“中国日益落后,和西欧的差距日益拉大。
”“到了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530-531页)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大举入侵,西方文化也随之东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学东渐”。
现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语言学。
我要引用王力先生的话,因为他的话精练简括。
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是中国语言学史的开山著作,这本书把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四个时期,并以此作为章名,第四章是“西学东渐的时期”。
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
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
从清末到解放以前,西洋的影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语言学的影响。
自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这种政治思想反映到学术观点上,就是把西洋的学术搬到中国来。
具体到语言学上,也是把西洋的语言学搬到中国来。
直到解放以前,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
这样,中国语言学就是从封建主义的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整个时期可以称为西学东渐的时期。
”(173页)王先生这本书本是1962年的讲义,“文革”结束后不久交付出版的,因而个别词语的使用有时代的印记。
我认为王先生这段话总体上无误,至今仍然是对“西学东渐”时期中国语言学状况的最简明也最有深度的概括。
晚清以来的学术,就是“把西洋的学术搬到中国来”;而在语言学的学科内,就是“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王先生的话精髓在此。
下面我斗胆将王力先生的话加以推阐和延伸。
王先生明确地讲了“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的时间段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我认为,20世纪的后半叶基本上依然如旧。
现在略略解释几句,五十年前的那百年中国语言学的学习对象是欧洲语言学。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语言学曾短期出现过学习苏联语言学的热潮,苏联的语言学家来华做顾问,苏联语言学的书籍充斥于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
但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主流则是以美国语言学为学习对象,奉若神明,趋之若鹜,这是当前中国语言学人所亲身经历的,也是正在亲身经历的。
我认为,犹如坚船利炮的引进,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百多年来西洋语言学的输入也大大丰富了中国语言学,功不可没,比如历史比较法和语言地理学使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向前跨进语言科学 2006年1月了一大步。
中华民族自古及今,博大开放的胸怀,吸纳了许许多多兄弟民族的文化精华,融进自己的肌体,使自己愈加壮健、强大,如此之例不胜枚举。
无论何时,凡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都无比热诚地欢迎,引进、吸收、消化,营养自己,壮大自己。
中国语言学在一个半世纪的长时间内,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为什么会如此?难道不值得思考吗?现在略陈拙见,以就正于方家。
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半殖民地的中国不断被动挨打。
一个国家的学术状况兴盛或不振,其深长的根源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是否发达、繁荣。
欧洲,特别是西欧诸国,在近代,由于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国力强盛,所以在诸多学术领域,创造力迸发,蒸蒸日上,形成了“欧洲中心”。
落后的亚洲、落后的中国在与其碰撞中,只能处于劣势。
今年秋天,我曾就近代世界史上的“超级大国”问题请教过一位著名的英国史专家,他的话,我想推荐给读者:“在‘一战’之前的一二百年,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一战’和‘二战’之间,群雄争夺,英国在衰落,但和法国共同把持国联;美国很强大,但实行孤立主义,不参与世界事务;德国和日本企图争霸,力量尚不够强;苏联潜力巨大,后来表现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没有超级大国。
”二战后的美国和苏联是作为竞争对手的两个超级大国,前者强于后者。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独霸世界,称雄宇内。
这就是近六十年来美国语言学的强大影响覆盖全球,笼罩中国也笼罩欧洲的最深层的原因!可谓之“国力学术相应律”。
一位著名的理论语言学家,最近著文指出,在19世纪之末、20世纪之初,中国语言学和美国语言学几乎处于一个起跑线上。
我接着他的话讲下去:“但是,经历百年之后,其发展结果有如霄壤之别,今日的美国语言学犹如‘北辰’,而中国语言学一直在扮演着可怜的‘追星’角色。
”弱者与强者的悬殊还造成了如此现实的后果: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名著《晚清七十年》中云:“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
”(9页)先贤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忧国与爱国》一文中曾经这样描绘那帮崇洋派:“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号称有识者益甚。
”其文虽逾百载,今日仍然值得再读。
但是,不应全是崇洋者,也不会全是崇洋者。
在百余年的历程中,也有若干有识的中国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些观点,近年尤甚,例如,反对“欧洲中心论”,提倡引进西方语言学必须“与汉语实际相结合”,主张“中国化”,提出“以汉语研究的实际成果丰富普通语言学”,鼓吹“创造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等等。
无疑,这是民族自尊、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对崇洋的反动,值得赞许,应该鼓励。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主张,诚心响应者尚非众多,实践的效果并不显著,当今“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把西洋的语言学搬到中国来”仍旧是主流。
而且,说句令人不太愉快的话,上述的这些出于正义感的提法,虽然比稗贩、照搬、临摹高过一头,然而还是承认西洋语言学的正宗地位、奉之为主导,说白了,不过是想“入伙”,“分一杯羹”,或“自立门户”。
识见还算不得非常高,“尚不足语于大道也”。
我以为,当前美国语言学对中国的强大影响乃是美国的强大使然,已经很长时间了,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么,中国学者所真正梦寐以求的,中国语言学何时才能由弱势而强势,由被动而主动,由配角而主角,由非主流而主流,巍然矗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掌握学术的话语权?这固然需要所有中国学者的精诚团结,不懈努力,我以为,更需要坚实的基础,那就是中国的富强!那就是中国的富强!我喜欢读史书,自认有意义的发现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出现过一些产生辉煌璀璨文化的朝代,例如上面讲到的唐代。
就我的观察,每一代的开国之初的文化、学术,由于多种原因,显然粗糙、稚嫩,只能是繁荣时期(如果有繁荣时期的话)的准备阶段,亦即常言的“过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