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道胜思想doc

《孙子兵法》道胜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特殊价值来源：山东孙子研究会作者：姚振文发布时间：2012-07-30 13:27:53 查看次数：1718《孙子兵法》中的道胜思想有三层基本内涵：其一为具有政治内涵的仁义之“道”；其二为包含战略战术内容的规律之“道”；其三为揭示辨证哲理的哲学之“道”。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其仁义之道的基本内涵及现代价值。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人把“仁”和“义”嵌入“道”的内涵之中，或者说用“仁”和“义”去解读“道”的思想价值，使“道”充分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属性。

孙子讨论战争问题，虽强调“兵者，诡道”，但并未忽略以民为本的仁义之“道”的份量，二者并行不悖、融合并用，是孙子军事思想创新的重要体现。

在当今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竞争已从最直接、最表层的角逐延伸到最深层次的较量，“仁义之道”或曰“政治之道”才是对抗取胜中最深层次的关键因素。

所以，面对社会上利润至上、利己主义、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迷失的不良竞争风气，探讨与借鉴孙子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道义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道”居于战略要素的首位道胜是孙子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庙算思想中，孙子将“道”置于五大战略要素（道、天、地、将、法）之首；并在七计中，将“主孰有道”作为具体比较双方力量、判断战争胜负的第一条基本要素。

很明显，孙子首先强调的是战争战略的基本性质，并由此规定了战略追求的最高目标。

孙子所讲的“道”是什么呢？《计篇》给予了明确的回答：“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

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

”不诡，就是“不违”，注重的是以“仁本”或“道义”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共赴国难。

“道”表面上看来是很虚的东西，有没有无所谓，但实际上“道”作为一个吸引民心的愿景，一个政治追求，可以形成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从民众中汲取无穷的战争力量。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走向可以改变战争的力量对比，也可以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格局。

孟子有一个突出的思想是“仁者无敌”。

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①]《淮南子·兵略训》一书中也谈道：“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得者，威也。

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至强。

”这种“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观念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不发达，双方的力量对抗主要是人力的对抗。

所以在这一时期,人多战胜人少、资源多的战胜资源少的、大国战胜小国是个基本的规律，也是基本的胜负之道。

因此，此时的战争战略指导，首先要建立在冷兵器时代对人力的绝对依赖的前提上，它要着眼于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实力对抗,而非纠缠于武器装备、战术训练、赏罚尺度等枝节末叶的表面。

值得强调的是，“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观念不仅具有功利导向，也具有价值导向。

《史记》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供事于戎狄的晋人由余受戎王派遣，出使于秦。

秦穆公让他参观秦国的宫室和积聚，向他炫耀秦国的富有。

由余说，这些东西，“使鬼为之，则劳神矣。

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穆公感到奇怪，问他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着回答他，“此乃中国所以乱也。

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

及其后世，日以骄淫。

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

夫戎夷不然。

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②]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孙子以“道”为首的战略规划思想对当今社会竞争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个好的“道”构成了一个企业团体真正区别于对手的独特资源，它可以为每一个成员明确前进的目标，使个体的能量集中起来并释放到同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性的力量，进而构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可以说，“道”是成功的企业与不成功的企业、能做大的企业和不能做大的企业、基业长青的企业和昙花一现的企业的真正区别。

商业史上，惠普公司有著名的“惠普之道”——以员工为导向的企业价值、追求高品质的企业目标、不断进取与精益求精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高科技与顾客导向的企业文化。

宝洁公司有著名的三大准则——只雇佣具有优秀品质的人、支持公司员工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个人专长、提供支持和奖励员工个人成长的工作环境。

类似的企业之道，还可以在可口可乐、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优秀公司中不同程度地看到，尽管其表现形式有可能复杂多样，但绝对没有本质内涵的不同。

这种本质内涵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道”。

这种“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组织的内耗，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使企业上下形成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使命感，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最终为了组织的远大目标而忘我牺牲，无私奉献，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诱惑，都不离不弃。

在战争中，军事力量再强大，也难以弥补“失道”所带来的人心大去。

在竞争中，再大的企业，再强的资源，再优秀的管理者，一旦失去民心，也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输得一败涂地。

孙子所讲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要素中，在“天”、“地”、“将”、“法”等方面出了问题，还是可以弥补的，但在“道”上一旦出了问题，就无法挽回。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终决定战争与竞争结局的，就是这个“道”字。

二、精英阶层具有至高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孙子》，会发现十三篇原文处处对精英阶层（将帅）提出了至高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要求，这是孙子落实其“道胜”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战篇》讲：“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谋攻篇》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九变篇》在论述“将有五危”之后，强调“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地形篇》在论述“兵有六败”之后，亦强调“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火攻篇》最后做出总结：“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 这些内容都是把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将帅的唯一宗旨，强调其指挥的一切战争行动必须以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

孙子对将帅的责任要求，不仅有谆谆的告诫和警示，而且还把它提升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

《形篇》有言：“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

”在平常的对抗和竞争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方非常轻易地战胜了另一方，没有激烈对抗的场面，显得平淡无奇；一种是双方拼杀得异常激烈，场面十分壮观，最终一方十分艰难地战胜了另一方。

平常人往往对前者不屑一顾，却会给后者很高的褒奖。

而在孙子看来，这是大错特错的，真正应该奖励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因为，前者要比后者更高尚、更高明，因为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利而过多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因此造成的损失最小。

孙子在《地形篇》还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这就直接把社会责任问题与将帅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境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从历史上看，如果将帅严格执行君命，打了胜仗自然有功，而打了败仗也不至于有致命的罪责，反之，如果将帅在作战中违背君命，打了胜仗不一定有功，而打了败仗则一定是人头落地。

所以，平庸的将帅总是唯君主之命是从，从不敢说一个“不”字。

结果呢？是民族遭殃，国家受难。

可见，在孙子关于将帅的道德思想中，社会精英阶层是否具有保国安民的远大理想，能否把国家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并以“道”规范和指引自己的行动，将从根本上决定战争的胜负结局。

近代史上，国共两党长期较量和胜负结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刚刚成立的时候非常弱小，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中共的核心团队从来就没有散过。

这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道”，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

中共在创立的时候，参与共产党创建的大部分人，家庭背景都是非常优越的，但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愿景使他们甘愿放弃舒适的生活而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之中，并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生死与共，至死不渝，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反观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虽然掌握着比共产党占更多优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资源，但终因“道”之缺失，党魂已散，最终还是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天下，失去了政权。

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反思当代，孙子对道义的重视及对将帅的社会责任要求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由于贫富差距、就业压力等新矛盾的出现，公众对于精英群体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身居社会高层，拥有众多资源和较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应负有远比普通公众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

然而，从现实来看，中国精英群体从社会上获取的好处太多，而承担的责任太少，他们还缺乏宏大的信念和理想，也因此未能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培养出回报社会、造福人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狂言迭出的任志强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

投资者让我去赚钱，而不是救济穷人。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对社会责任的淡漠。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或成功商人，除了赚钱生存，还必须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古人尚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精英，为了民族未来和子孙福祉，多一点诚信，少一点欺瞒；多一点博爱，少一点自私；多一点勤俭，少一点奢靡……难道不是最起码的做人的道德底线吗？。

三、共同愿景与民众实际利益结合《孙子兵法》道胜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以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为前提的，否则就谈不上“上下同欲”或“与众相得”。

难能可贵的是，孙子不是空洞地提出这一共同理想，而是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巧妙地实现了共同愿景与民众实际利益的结合。

首先，孙子把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放在养兵用战的首位，孙子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篇》）这明显是强调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是第一位的，“重视集体的价值，重视集体性的生存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是孙子兵法军事人道主义最合理的内核。

”[③]这就实现了战争道义与民众“大利”的有机结合。

其次，孙子所谓“唯人是保”，是把保护人民群众具体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军队和军人的唯一宗旨，一切军事决策与行动均应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点上，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标准。

尽管孙子兵法中讲的全句是“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但春秋战国时期，军人的安国保民观念是高于忠君的，如果君主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个“主”是否值得保？按照孙子的逻辑，似乎应该是否定的。

第三，孙子也提倡关照战争过程中民众的实际应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