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医派的精髓——温病学说

吴门医派的精髓——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可以说是吴门医派的精髓中的精髓，正因为温病学说的创立，吴门医派一脉传承的灵与魂才得以完美统一。

温病学说明确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从理论到治法上都拓出了一条新路，温病学说的创立是对中国医学发展的一项巨大贡献，是整个中国医学发展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继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中医又一大发展创新。而今，运用温病学理论，雷允上药业的六神丸、香菊感冒颗粒等中成药，在对抗非典和预防禽流感等方面都起到独到疗效，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中医传统医学在明清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温病学的兴起与发展是清代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亮点。可能正是因此，范行准说：“传染病在各历史时期，一向占重要地位，因它占各病中十之九……。清代三百年来医家的聪明才智，几乎都尽于此。所以清代医学上最重视传染病，也是中国医学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现象。”而且，温病学是在江南或其周边区域发展起来，温病学的中心在江南。

温病学说作为吴门医派的精髓，是在吴地中医理论研究者与临床医学专家的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温病学派的诞生，促进了中国中医药史的巅峰。

自古以来，旱涝、风蝗、地震、海啸各种灾害往往都会增加疫病暴发或流行的机会，历史上继发于灾荒之后的疫病屡见不鲜，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据文献记载，汉唐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苏州及邻近地区先后发生过数百次的疫病流行。明代二百七十六年中有六十四次疫病流行，清代二百九十五年中大小疫病流行不下三百多次。由于干旱、水涝、海啸等灾害摧毁了城镇村落，生活环境恶化，饮水被污染，淹溺、受伤、冻馁及病死的人畜众多，尸体浅埋处理或暴尸荒野道旁，形成污染源，造成了疫病流行的条件。

因此，对瘟病的关注和研究，向来是医家们关注的焦点。相传先秦时的《黄帝内经》，曾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可见华夏先民们已注意到这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疫病。

东汉时河南张仲景亦曾痛感建安以来疫病的流行，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

然而未满十年，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就有七十人。于是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伤寒论》一书。张仲景很自负地认为，“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自《伤寒论》问世后，历代医家无不奉为圭臬。伤寒病是一切外感热性病的总称，以伤寒病命名，列治法三百九十七条，组方一百一十三首，用药九十七味，历经千百年，中医藉此治病，屡治不爽。

可贵的是《伤寒论》继《黄帝内经》之后曾提到温病，但有症状而无治法，语焉不详。这与张仲景身处中原，所见所闻以伤寒为主有关，说明张仲景在临床中发现过有别于伤寒的温病，而他只是注重了伤寒的研究。但亦足以说明在张仲景丰富的临床中，或他同时期的医学信息中，也发现过有别于“伤寒”的“温病”。或许与伤寒相比仅见一二，但他仍然忠实的记录下来，使后人能有脉络可寻。

王履，温病学派的先驱者。

元末明初之际，昆山人王履（朱丹溪的学生），在临床研究中承袭了《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思想，但以感邪的即病与不即病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王履在他的《医经溯洄集》中说：“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其病因虽不殊，但施治不得混淆，王履明确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观点，澄清了当时对温病、伤寒的模糊看法，指出温病是与伤寒不同的一类疾病，在治疗上应“治以辛凉苦寒”，有异于伤寒的“辛温解表”，使温病在名称和治法上摆脱了伤寒的羁绊，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王履的学术认识成就了他在温病学发展史上先驱者的地位。

吴有性，温病学派的奠基者。

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明末清初吴县洞庭东山人。他目睹疫病流行的凄惨景象，就放弃科举，绝意仕途，走上了医学研究的道路。疫病流行之际，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疫区，登门串户，调查疫情，观察症状，记录病情，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了治疗瘟疫的经验。翌年就写成《温疫论》一书，对瘟疫的预防和治疗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有一种致病物质“戾气”，

是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他在长期的治疗实践中观察到“戾气”有多种多样，不同“戾气”会产生不同的病症，并且他已经观察到某种“戾气”会侵犯某个脏器组织。《温疫论》书中记载了鼠疫、白喉、天花、麻风、肺结核、流行性脑炎等不同的传染性疾病。在疫病传染途径上，他明确指出“邪从口鼻而入”，可通过空气飞沫或同病人接触传染，在疫情的流行特点上，他已注意到散发性和大流行的区别与联系，并有很多合理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吴有性在传染病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开创了中国传染病学的研究，《温疫论》是我国最早研究瘟疫的专著。他提出的“杂气学说”为吴中温病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温疫论》成书不到两年，就有刻本刊行。嗣后，各种版本络绎不绝，康熙年间，日本医家也翻译了这部著作。

吴有性的“戾气”致病说在显微镜尚未发明、病原微生物闻所未闻的年代就被提出，是前人未有的创举，《温疫论》的刊行，代表了吴门医派在当时国际科技最前沿的水准。

叶桂（天士），温病学派理论体系的创立者。

由于医家们的思想受到“尊经崇古”观念的束缚，不敢直面温病，只是强调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企图避免和《伤寒论》的直接矛盾，所以一段时间来客观上延缓了温病学说发展的良好势头。清初以后，温病学说日趋成熟，迨至叶桂《温热论》的问世，完善了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确立和推动了吴中温病学派的诞生。

叶桂（1667-1746），字天士，清康乾年间人。他认为伤寒一症由感受风寒所致，而温病的病因则是温热之邪。伤寒病邪从皮毛腠理而入，先犯足太阳经，由表入里，循六经传变。温病之邪则由鼻而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温邪犯上焦肺卫，由浅入深，循卫、气、营、血途径传变。伤寒之邪留滞，由寒化热入里，易伤阳气。温热之邪则热传速变，表里俱热，易损阴津。所以在治疗方法上，伤寒在表，用辛温发汗，疏散风寒。温病在表，则用辛凉轻清，透泄热邪，以顾护津液为主。

他明确提出了温病学说中卫、气、营、血的辨证治疗法则。这是一种学说的

创新，“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阐明了温病卫气营血四个层次由浅入深传变的规律。

同时叶桂还制订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广泛应用于温病临床。在温病的诊断方法上他发明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等体征，并且有较详细的记录和总结，对当时医家诊断疾病提供了宝贵经验。

温病学说是一门与伤寒学说并列的外感发热病治疗学，是吴中医学的标志性学说，并且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继叶天士之后，吴中医家周扬俊的《温热暑疫全书》、薛雪的《湿热论》、缪遵义的《温热朗照》以及邵登瀛的《四时病机》等研究温病学说的专著纷纷问世，掀起了研究温病学说的高潮。吴中地区成为当时温病学说研究的中心。

从此，温病学说广为流传，播扬大江南北。继之，江苏淮阴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广其义，浙江会稽章虚谷的《医门棒喝》畅其识，海宁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传其学，这些都是中医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温病学著作。因为温病学说的创新观念，卫、气、营、血治则成为医家的有效辨证方法，使人们对这一类发热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有了较好的疗效和可靠的手段。

雷允上，温病学派中成药开创者

雷允上作为叶天士的同门师弟，均师承王子接（晋三）门下，在医药学术上受叶天士影响较大，叶天士在辨证诊治方面确立了温病学说的诊断法则，雷允上不仅精通医道，更擅长修合丸散膏丹，主攻时疫急救药及以道地药材为原料的常见、多发病的治疗药，在诸多江南大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时为民所重”，名声鹊起，成为姑苏名医，在《苏州府志》、《吴县志》等地方志中和《雷允上墓志》、《中国人名大辞典》等资料、辞书中，均有所记载。只是盛名之下，难免世人只知其药，而不知其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