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_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_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_章韬
生产服务业集群的溢出效应
生产服务业集群能够提高企业间的协同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和技术 的传播与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它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 经济增长和城效 应理论
溢出效应的定义与类型
定义
溢出效应是指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等活动对其他产业或企业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创新能力
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产生技术溢出和知识溢出，从而提升整个集群的竞争力。
企业规模
规模较大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能够为其他企业提供支持，并促进知识、技术和资源的 共享。
外部因素：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等
政策环境
政府的政策措施对生产服务业集群的溢 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如产业政策、创 新政策等。
研究展望与前景展望
深入研究生产服务业集群溢 出效应的内在机制和影响路 径，揭示其作用机理和作用 路径。
加强生产服务业集群溢出效 应的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 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 数据支持。
开展生产服务业集群溢出效 应的国际比较研究，深入探 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异同点 ，为我国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提供借鉴和参考。
定义
生产服务业又称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 府管理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金融、教育、医疗、信息、科 学研究、技术服务等。
分类
根据功能和特点，生产服务业可分为五大类，包括流通服务 、资本服务、公共服务、生产性服务以及专业性服务。
生产服务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1 2 3
经济分工与专业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生产服务业逐渐 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具有专业化和集中 化的生产服务业集群。
和竞争力。
就业创造
03
生产服务业集群为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作者： 叶蓁[1]
作者机构： [1]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10093
出版物刊名： 财贸经济
页码： 77-81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5期
主题词： 出口;生产率;规模经济;专业化
摘要：已有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拥有高生产率的原因归结为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
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则更有可能是在提供了清晰产权激励后，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而获得较高的生产率。
不仅如此，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还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江苏省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结论显示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口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
区位导向性政策、集聚经济与出口贸易转型发展
2023-10-28•引言•区位导向性政策对出口贸易转型的影响•集聚经济对出口贸易转型的作用•区位导向性政策与集聚经济的互动效应对出口贸易转型的影响目•案例分析•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录01引言研究背景与意义全球化背景下，出口贸易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推动出口贸易转型发展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区位导向性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集聚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也深刻影响着出口贸易的发展。
研究区位导向性政策、集聚经济与出口贸易转型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研究内容本书旨在探讨区位导向性政策如何通过集聚经济影响出口贸易转型发展，分析其中的内在机制和路径。
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区位导向性政策、集聚经济和出口贸易转型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内容与方法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出口贸易转型发展的内在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同时，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体系，推动学科发展。
贡献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书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
此外，由于研究水平和时间限制，本书的研究可能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限制研究贡献与限制02区位导向性政策对出口贸易转型的影响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定义与分类定义区位导向性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和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政策。
这些政策通常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政策等。
分类根据政策目标的不同，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分为正向政策和负向政策。
正向政策是指为吸引符合特定要求的企业和个人而制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供应优先等；负向政策是指对不符合地区发展需要的企业和个人收取额外费用或限制其进入市场的政策，如环保税、职业资格认证等。
促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01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进而推动出口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
集聚经济、外部性溢出与企业TFP
集聚经济、外部性溢出与企业TFP集聚经济是指在同一地区内，大量的公司和行业集中生产、研发、创新等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系，达到了比散落在各地的企业更高的效率和盈利水平。
而外部性溢出是指一种市场行为，即某些市场交易对另外的市场供需产生的影响。
外部性溢出的发生必须满足条件：产生方的行为或者消费，或者提高或降低了另外一个人的效用，这个效用不包含在市场价格中。
它通常是一种社会成本或者社会收益，而不是直接回报给固定的交易方。
集聚经济和外部性溢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集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外部性溢出的存在和作用。
假设某一地区集聚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些企业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会更强，而客户对这些企业的需求也会随之提高。
由此，这些企业的供应商、出口商将会受益于外部性溢出，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将大于其直接与这些企业的交易。
这就是外部性溢出的正面影响。
同时，集聚经济也会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外部性溢出。
例如，高新技术企业的过度集聚可能导致区域内的其他行业受到冷落，进而造成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和扭曲。
这些后果将会成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社会成本。
企业的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是评估企业效率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对于研究集聚经济和外部性溢出对企业TFP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正相关的。
正面的外部性溢出会带来更多的资源，进而能提高企业的TFP。
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也将提高岗位横向迁移的效率，降低因员工流动性的损失。
同时，集聚经济能提供更专业和高质量的培训、研发设施和专门的金融服务，这将直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和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TFP。
总之，集聚经济和外部性溢出是企业TFP提高的重要因素。
政府应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产业政策，鼓励和促进企业之间互动和合作，在促进集聚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International trade国际贸易 |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63我国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冯姝姝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1一、对外贸易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一)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概述分析对外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是基于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大环境下进行讨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两个理论：1.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技术进步；2.基于本国技术进步，国外技术进步通过技术溢出都会对其他国家技术进步起到积极影响。
利用这两个理论对国际技术溢出与对外贸易技术溢出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迫切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进步，厂商的逐利行为创新提供动力，创新的探索过程是技术进步的来源。
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信息交换以及全球的知识传递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国的生产率不能仅仅依赖于本国的研究与开发，同时也可通过他国的研究与开发。
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资本转换，获取收益。
国内资本积累通过本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国外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吸收技术溢出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
技术扩散与技术溢出的差异性在于自愿性与非自愿性。
技术扩散是指在拥有先进技术资源者在进行经济行为中，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其他经济体可以通过各项渠道获得该项技术的过程。
技术扩散会在国际领域、国内市场、行业之间进行扩散。
技术由于具有制造利益与财富的竞争价值，因此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但是技术扩散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本身据欧公共性质，本质上是共同财富。
新增长理论强调国际贸易溢出效应，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仅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同时可以加快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传递，使得各国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人力资本共同得到提升，产生“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并非是单项的传导，在技术溢出产生“溢出效应”时，能够引发“追赶效应”，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吸纳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而能够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开发。
技术扩散与技术溢出共同对世界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一、本文概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机制。
文章首先界定了空间溢出效应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接着，文章回顾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指出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空间溢出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章通过收集大量相关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各区域之间经济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空间溢出效应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促进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还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揭示空间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文章还从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空间溢出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加强区域合作、提升创新能力等措施，进一步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在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文章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空间溢出效应理论基础空间溢出效应，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指某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对邻近地区产生的非自愿性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比如知识溢出、技术扩散等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可能是负面的，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导致的生态问题。
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周边地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
在经济学理论中，空间溢出效应往往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密切相关。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空间溢出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集聚经济形成的重要机制。
当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正的外部性时，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资源和要素向该地区集聚，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跨国公司论文溢出效应论文：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过程中的知识溢出路径分析
跨国公司论文溢出效应论文：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过程中的知识溢出路径分析摘要：为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各地政府将吸引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本土化上。
本研究从知识的特点出发，在国内外有关知识溢出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过程中的知识溢出路径，并对其机理进行了阐述，试图为我国企业有效利用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过程中的知识溢出效应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溢出效应；知识溢出路径一、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开发能力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但仍存在核心技术缺乏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自主创新存在比较明显的“双缺口”，即“研发投入缺口”和“创新知识缺口”，其中“研发投入缺口”表现为：虽然2009年我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已达1.62％，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达到1.09％，但发达国家分别都在2％和10％以上；“创新知识缺口”表现为：我国企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30％以下。
一方面表明本地企业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较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企业与科研机构的r&d实力不足和自主创新水平较低。
为了弥补自主创新的这两个“缺口”，尤其是弥补创新所需的“知识缺口”，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将引进外资的重点放到了吸引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或加大研发投入方面上。
截至2009年，外商在我国设立的r&d机构已超过1000家，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约占我国全部企业研发投入的30％。
但是，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的动因与我国加大引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动机之间存在差距：对跨国公司而言，其r&d本土化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我国当地市场的需求而对已有技术的改进，从而通过利用我国的人才和其他资源来降低其研发成本和分散经营风险；对我国政府和企业而言，推动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的主要动机是欲通过其知识溢出效应来提高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能力。
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一、研究背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运营日益频繁，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内外资企业的互促发展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具有重要意义。
双循环战略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强调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发展，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动融合。
研究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内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共同发展为我国创造了丰富的就业岗位，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涌入，不仅为国内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内资企业也受益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扩大了就业领域。
双循环战略的实施为内外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双循环战略下，内外资企业可以更好地共享国内外市场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整体效益。
这将有助于内外资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更好的地位，进一步推动就业市场的繁荣。
当前我国内外资企业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如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等。
这些因素可能对内外资企业的就业效应产生影响，深入研究内外资互促、双循环联动的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内外资互促的就业效应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内外资企业的合作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往往伴随着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这也为我国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促进技能提升。
内外资企业的合作有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劳动者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内外资企业的合作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外资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管理经验，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可以促进产业技术的引进和创新，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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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章韬戚人杰摘要：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
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集聚-出口政策；出口加工区；溢出效应；政策评价DOI:10.13510/ki.jit.2017.03.003引言中国区域性制度创新贯穿改革开放历程，从1984年到1986年全国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的1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到2014年遍及全国各个省份的21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其渐进发展战略下的“点-线-面”辐射-带动模式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支持。
中国的区域性制度改革主要从两个层面施行。
一是空间层面，改革政策试验田的设立往往集中在具有区位比较优势的地区，通过选择性政策扶持和倾向性行业保护，政策特区的实施确保了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在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外部性的同时开展集约化生产管理；二是制度层面，政策特区内各项行政管理、财政税收、金融信贷扶持政策作为企业利润的转移支付形式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特定地区内“制度先行”这一双轨制的实践，核心目标是渐进地修正原有生产结构扭曲或低效资源配置关系，也是提升地方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从“散养”到[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策干预对我国不同组织模式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7137315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欧贸易利益分配及结构调整机制研究”（13BJY135）；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与自贸试验区建设”（2016TZK001）。
章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201600电子信箱：neotaoism@；戚人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圈养”，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虽然各类政策特区的具体功能定位有所不同，但是从总的制度逻辑来看，其实施目标可以归结为“产业集聚、贸易开放”两个阶段。
本文选取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评价的主要对象。
相较于出口加工区，其它各类政策特区存在绩效评价难题：一是激励政策实施对象甄选条件不够明晰，无法有效地观察具体何种政策作用于何种类型的企业；二是政策的因地制宜导致企业获益渠道的内生性问题。
政策区的设立往往集中在具有区位比较优势的地区和行业，或者说，存在地方经济发展路径的“锁定”或特定产业对地方财政的“捕获”。
由于行业发展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产业促进政策往往成为制度或财政补贴的转移支付手段；三是对于激励政策的实施主体而言，各类经济特区、开发区的政策机制设计旨在实现试验-评估-推广这一示范-辐射目标。
但是由于政策规定的模糊性和各地差异巨大，成功样板的推广具有难度。
出口加工区的特殊性可以部分解决以上政策评价的难题。
如果说绝大部分“政策区”进入条件模糊，那么出口加工区的进入条件则相对严格。
作为旨在鼓励扩大外贸出口，专为制造、加工、装配出口商品而开辟的出口加工区，区内企业生产产品的全部或大部供出口（国务院，2000年4月）。
所有从国外进入出口加工区的物品都是一般贸易，没有关税和增值税，企业在严格封闭的加工区内生产除了获得“境内关外”的贸易条件外，同时获得相应的低成本生产资料（设备和土地租金）。
这些硬性进入要求与国内其它政策特区有着巨大的不同：符合进入规则的企业不与加工区外企业发生直接经济关联。
此外，出口加工区的出口硬性要求有助于我们观察到实际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
即便一些贸易导向型“政策区”确实存在出口-集聚双效应，但是由于企业进入条件并非像出口加工区内企业那样严格执行海关进出口退税和许可条例，我们无法厘清潜在“补贴追寻”和制度性政企合谋等因素（余明桂等，2010；邵敏、包群，2011；孔东民等，2013）的影响。
图1汇报了出口、非出口企业在出口加工区城市和非出口加工区城市的差异。
图1左侧显示，企业规模方面，出口企业生产规模均大于非出口企业、出口加工区城市企业规模均大于非出口加工区城市企业。
这与地区设立政策区之前的机制设计图1出口加工区城市内外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历年变动思路相吻合。
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推出相关政策能够较好地获得“制度红利”。
与国外经济自由区（如法国实施的经济自由区专门针对落后地区）相比，我国政策特区的收益对象更加集中在优势地区，“政策促销”追求正向激励而非负向激励。
图1右侧显示，企业生产率方面，出口加工区城市出口、非出口企业均占优于其它地区企业。
这一点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一、文献回顾企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生产过程中要素配置关系的改进。
如果制度性因素导致资源无法从低生产率企业配置到高生产率企业，就会带来资源配置上的损失，从而降低全社会福利。
集聚外部性通过规模效应、知识溢出、劳动力池等方式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Combes（2010）发现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生产率更高；Martin等（2011）发现不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的生存概率和生产率存在不同影响；张海峰等（2010）发现企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受益于集聚外部性，行业经济密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彭向和蒋传海（2011）发现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企业集聚都有助于提高当地创新能力，其中尤以互补关联性强的产业集聚最为有力；孙浦阳等（2011）基于多国面板数据发现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深化，集聚外部性效应降低，对外贸易会削弱国内集聚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贸易开放与企业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也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
较多学者认为出口选择及出口学习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促进产品质量提升（余淼杰，2010）。
毛其淋与盛斌（2011）发现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地区制度质量和资本强度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Békés和Harasztosi（2013）基于1992-2003年匈牙利全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倾向性得分方法研究发现集聚和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正向溢出，出口企业在集聚下生产率更高。
但是，作者并未对出口-集聚政策的效应进行具体评价。
从政策评价角度来看，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分别考察出口、集聚政策的研究众多，但是，同时考察出口、集聚政策特别是对微观企业生产行为影响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Mayer等（2013）基于2002-2007年法国设立的41个城市自由区内企业的微观-地理数据，使用倍差、断点回归方法，研究法国城市自由区政策对公司生产决策的影响。
作者发现城市内政策差异是导致企业选址决策的重要原因，城市内特定区域的政策实施促使城市内分工差异扩大；Wang（2013）以1978-2008年中国经济特区政策覆盖到的321个地级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特区政策实施前后FDI、出口、全要素生产率、工资等的变动。
但是，作者以包含经济特区的整个城市作为分析对象，未对特区内出口和集聚政策各自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与国外相关政策评价相比，我国特定地区内实行产业促进“双轨”政策的评价性研究相对较少，或者说，主要侧重某一特定政策或特定集聚方式的评价。
苏振东（2012）、施炳展（2012）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决策的促进作用。
一些文献侧重于宏观政策分析，探讨了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以及新近出现的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意义和作用。
Zeng（2011）以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
Wang（2013）具体研究上海自贸区对国家的重大战略意义，他指出体制创新是自贸区的首要目标。
Gao等（2013）也从自贸区的角度分析区内新政对内部企业的影响，作者研究发现自贸区特定政策促进了金融系统改革和创新，强化了金融服务功能。
相对于宏观政策分析，国内关于微观证据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郑江淮等（2008）指出，现阶段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仍然处于“扎堆”状态，没有显著地表现出关联企业空间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
企业进驻开发区只为获取共同“政策租”收益，而其技术改造升级的选择只是开发区企业绩效的一种来源。
胡晨光等（2011）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改变经济圈的产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集聚，进而促进企业发展。
黄玖立等（2013）认为各种特区的建立为转型经济中的企业营造出适宜企业成长的局部环境，包括制度优势、税收优惠和投入要素优惠，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数据与模型（一）样本数据来源本文所用企业数据来自1998-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所有规模以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信息。
根据企业经营、管理和金融统计指标的设定规范对数据库中出现定义变动的企业特征和注册信息进行了核对（Lu和Tao，2009；Brandt等，2012），依照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始施行新的国家行业标准（GBT/4757-2002）对行业分类进行调整。
根据Brandt等（2012）的方法，对工业企业数据的不变价工业总产值指标等企业金融类指标进行平减，对企业资本存量、出口交货值进行重新核算（以1998年为基期），并对企业数据中出现的缺失数据、错误信息（如企业信息、企业年龄、就业等）进行了核对和调整。
此外，根据历年中国城市、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情况，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等数据，本文参照Bao等（2013）的做法，对行政区划编码和所属企业地理位置统一调整为2008年新行政区划代码。
企业生产率分别采用LP方法和基于增加值的全要素生产率残差得到。
（二）变量说明核心变量。
55个出口加工区及区内企业样本①。
出口加工区的识别通过以下过程：首先，本文整理了历年国家设立的出口加工区名单，对所在城市、所在辖区以及邮政编码进行了逐一检查。
其次，对各个城市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年份和运作、验收日期进行逐一核对。
由于官方设立出口加工区年份实际上指“挂牌”年份而非企业实际在出口加工区内进行生产活动的时间，本文中出现的“出口加工区设立”准确指出口加工区实际运作、验收年份。
如果设立的出口加工区的实际运作年份超出本研究使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年份（1998-2008年），本文的实际分析中不包括该出口①鉴于篇幅，详细出口加工区列表信息（名称、邮编、设立和验收运行时间）备索。
加工区，如湖南郴州、广东南沙、云南昆明和江西南昌出口加工区等，它们设立年份为2005年和2006年，而实际运作、验收时期为2007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