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创建论文-中国哲学史早期创立的得与失
中国哲学史的论文
中国哲学史的论文中国哲学从诞生开始就比附西方哲学，其合法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随着中哲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哲学史的重新书写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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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了中国哲学史重写的必然性也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模式提出了简单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哲学哲学史文化共相和殊相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一词。
“哲学”，最早见于日本哲学家西周的《百一新论》，西周首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并特别声明用它来区分东方的儒学。
1902年，中国人在《新民丛报》上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传统思想。
20世纪以后，陈黻宸老先生在北大最先开设了中国哲学的课程。
1916年10月，谢无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虽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其合法性问题却自诞生之初就饱受质疑，至今仍悬而未决。
胡塞尔、伽达默尔、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都坚定地否认中国具有哲学，认为东方文化中的人事智慧与西方所说的哲学截然不同。
回顾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历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中国哲学从出现开始就不断向西方哲学学习，自觉的靠近西方哲学的标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力图建立起中国文化背景下却不同于传统哲学本身的话语系统和表述方式。
一、中国哲学史以西解中的历史20世纪后，最早在国内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是陈黻宸老先生，其后有马叙伦、陈汉章等，他们的教案相较之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传统学问方面可以说更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然而直到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出版后，才开出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先河，究其原因在于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着新的知识背景，能够融摄西学，中国人希望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比对，实现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转换。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史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史中国哲学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历史的学科，包括研究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相关的文化、社会背景等。
本篇文章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传统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周易和道家思想。
周易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哲学经典，它提出了一些关于宇宙的基本观点和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君子和而不同”等。
道家思想则强调人类应该与自然相融合，不追求功名利禄，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意识的自主。
二、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和思想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强调仁爱之道和修身齐家，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伦理道德学说。
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提出了著名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强调顺应自然、心安于谷等。
墨家强调大同世界和兼爱，名家注重言辞和语言，强调词义的精准和准确度。
法家则倡导法治和严格的秩序，认为法律和规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三、汉唐哲学思想的变化汉唐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汉朝时期出现了兵家、农家等思想流派，唐朝时期则出现了佛教、道教等宗教哲学思想的进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上腐败，各种思想流派相互交错，哲学思想也逐渐多元化。
四、宋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变化，宋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宋明时期认为知识和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强调修身求道和注重学问。
清代则崇尚理学，更加强调天命和道德的重要性。
同时，西方的思想也进入了中国，并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
总之，中国哲学史学史涵盖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中华：中国哲学的早期启蒙与历史挫折
李中华：中国哲学的早期启蒙与历史挫折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一直以比较稳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
其间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都是在其稳定的经学形式下，随着诠释者所处时代的不同，对其内容稍加改变，而其本质却始终未变。
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出现。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就哲学的发展说，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提出的许多命题和哲学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明王朝的灭亡和被视为“异族入主”的清王朝的建立，使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从历史的反思，进而汇集成具有一定哲学意义的对宋明理学的总结和批判。
如黄宗羲从“理气合一”的立场出发，提出“离心无所谓理”的哲学命题，意识到道德伦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产物，进而说明“性无本然气质之别”，“天地之性即在形而后有之中”，否定在气质之外，还有一个超然独立的所谓“天命之性”的存在。
黄宗羲的这些批判，不仅使被程朱理学神秘化、绝对化的“天理”失去了对道德主体的主宰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王守仁过分夸大“心”，即道德主体能动性的偏向。
王夫之深入传统理学体系内部，对程朱陆王乃至佛道等各派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总结，建立起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体系，使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达到巅峰并走向终结。
在天人关系上，他一反“天人合一”的传统旧说，提出“以人造天”、“以人造命”等新命题、新观点，并把这种别开生面的天人观与其“能必副其所”的认识论结合起来，发展并深化了自荀子以来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天人相分”说，初步建构起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比如，他认为，人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具有“知”和“能”两种主观能动作用，这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
他说：“生之建也，知以为始，能以为成。
……知先自知，能必及物。
及物则中出而即物，自知则引物以实中。
”[7]（P898）这里，王夫之所谓的“知”，即是“引物以实中”的反映客观对象的能动性，而主体的能动作用，必然引起客体对象的相应变化，“能”便是认识客体对象和改造客体对象的“及物”能力。
通过几部《中国哲学史》浅析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通过几部《中国哲学史》浅析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摘要：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试通过几部哲学史，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普遍共识和理论方法。
通过对比梳理出中国哲学史前进的方向和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史》；经学；问题1 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一）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与其开创意义在中国文化没有遭到西方文化冲积之时，历代知识分子都有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梳理。
当哲学这个概念经章太炎自日本传回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迅疾将Philosophy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嫁接到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自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就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提上了日程。
最早写《中国哲学史》的是谢无量，出版于1915年。
这部哲学史在当时以至于后世并没有引起波澜，但是其作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是具有开创性和借鉴意义。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除了对于先秦各家各派的梳理在今天看来能够突出哲学的多样性外，对秦以后的哲学归纳难逃儒家经学史的框架。
可见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所了解的只是“哲学”的概念，但是对于西方的哲学却缺乏了解，在写作的方法上也是中国式的。
（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方法创新作为一个西化派人物，胡适痛感当时的知识分子将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义理的同义词。
当然这种分别并不仅仅是“名”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实”上的差别。
胡适曾经说过“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的事。
…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意识地推翻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模式，也就是有意无意地批判了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模式。
胡适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可普遍适用的意义”因此他从实用度将中国哲学分为六个模块，包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和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
乍一看这些概念与西方哲学的概念对应地严丝合缝，实则不然，胡适只是粗略的将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进行剥离。
中国哲学史小论文（精选五篇）
中国哲学史小论文（精选五篇）第一篇：中国哲学史小论文浅读孟子哲学思想混合1102仇昂1100000219作为儒家孔子之后的另一位闻名于世的思想大家，孟子的哲学方面的思想造诣至今仍然很值得我们学习，下面本文将从孟子的哲学思想介绍及其对当世人们的可借鉴之处进行阐述。
个人认为孟子的观点中包含了一定的唯心主义的成分。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
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
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我认为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
我们在中学时期就学习过这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
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我们可以发现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
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宁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公孙丑》）上）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
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
孔子教育方法中“因材施教”。
但是，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
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_中国哲学_的利与弊
6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识。
想想两个走上不同生活道路的朋友发生争论,实际出现的结果,不是一个人完全说服另一人,使张三变得和李四一样或李四变得和张三一样,也不是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异于原本自我的理想,同时变成了王五。
张三和李四依然各自自我,但仍然可能通过对话改变自己、改善自己。
在这种对话式普遍性的哲学发展中,中国思想原本很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子和庄子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宗师。
就广义的哲学而言,孔子当然是哲学家,就狭义的哲学而言,孔子不是哲学家,在孔子那里几乎完全没有抽象普遍性的倾向。
在墨子和孟子那里出现了对抽象普遍性的追求。
而庄子针对孟子式儒学和墨学,从反面对抽象普遍性发动了极为深刻的驳难。
尽管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导的儒学在对抗佛学的斗争中不断升起建构抽象普遍性的冲动,但由于孔子的巨大权威,也由于士人心底的老庄修养,中国思想传统中始终保存着丰厚的养料,可供我们深入体认对话式的普遍性。
可惜,由于近代中国积弱,中国思想无法施展更深广的影响,中国学人妄自菲薄,或以西学为惟一标准,或坚持文化特殊论,放弃对真实普遍性的追求。
“中国哲学”这个名称的实际用法,不是指中国人做的哲学,而是指专门诠释中国思想的工作。
吕炳强教授说,五十年以后有人研究你陈嘉映的哲学,你的哲学就是中国哲学。
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哲学”这个名称的实际用法:中国哲学指的不是用汉语进行诠释的工作,而是指(有资格)被诠释的作品。
哲学始终被理解为文本,而不被理解为活动。
张祥龙教授在会上说,他自己推崇儒学,但不是要用儒学一统天下,相反,他期盼话语多元化,推崇儒学,在这里是说儒学在这多元话语对话中应有一个重要席位。
对话或多元话语,集拢于何处?各种话语,均须“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
偏向于诠释国学经典,偏向于翻译西学名著,偏向于对流行观念及其核心概念进行考察,这些多半是个人偏好,个人选择,我觉得人们在这个层面上争论过多。
中国哲学史的论文
中国哲学史的论文推定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是复兴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前瞻性工作，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优秀，是否应该复兴，需要在哲学上给出证明。
显然，由西方哲学终结的逻辑必然性所决定，要求中国哲学必须解决西方哲学难能解决的问题，为人类哲学开出新的思想理路。
面对文化现状，中国哲学应当给出超越性的思想原理，给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崭新的历史进路。
这是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如果中国哲学不能履行这一价值承诺，那么，复兴中国文化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进路表明，中国哲学虽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非但未能履行上述价值承诺，而且没有完成能够被现代文化接受的理论建构，无论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无法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虽然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其留下的问题，中国哲学却力所不及。
所以，中国哲学在世界上没有取得现代地位，中国哲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错综复杂，余以为，首要工作是中国哲学的正本清源。
因此，本文提出正本清源之要点，以利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
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理路。
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自在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
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研究已经把中国哲学研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
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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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马克思主义、新时
期中国哲学
Introduction
中国哲学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纪，至今仍持续不断地延伸。
它的
形成情况令人钦佩，它跨越了公元前和公元后，渡过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社
会历史变迁，涵盖了不同地域的思想发展，也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形态。
本文将概述中国哲学史，从而衡量历史上发展的哲学思潮。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从最初古代历史开始，中国哲学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
公元
前6世纪至西汉时期，称为“主流四家”，即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
每种学派都拥有不同的特点，但可以综合归纳为一个高度整体的哲学思想
体系。
先秦时期的哲学学派似乎开创了中国思想的考察，其影响力甚至延伸
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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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创建论文:中国哲学史早期创立的得与
失
本文作者：蒋国保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日本哲学家西周于1867年在其著《百一新论》中首先使用“哲学”一词。
而“哲学”一词由日本输入中国，具体年代不详，大约在19世纪最初几年。
至于“中国哲学”一语，最初在我国使用是在1906年，证据是那一年刘师培(刘光汉)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起源考》。
刘师培坚持“以子通经”的学术取向，其眼中的“中国哲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中的子学与经学。
刘氏的这一认识，大体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学人对中国哲学的普遍认识。
丁宝铨为山西巡抚，他于宣统三年(1911)为傅山《霜红龛集》作序，在该序中，他也是将“近日之哲学”与中国固有“诸子道释”并提，以为中国之“诸子道释”学说就相当于西学范畴之“哲学”:“国初巨儒，学宗汉宋，旁及地志、算术而已。
究心子部者少，况乃二氏。
啬庐生际其时，岳岳兀兀，昌言子学，过精二藏，乾嘉以后，遂成风气。
治子名其家者有人(如汪毕诸著述)，通释入于儒者有人(如罗台山诸人)。
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诸子道释，一以贯之，名曰哲学。
其大无外，其细无间，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学，①实啬庐氏之支流与其余裔也。
综是而论，一二绪余，精谊所结，演绎成家，此余所谓啬庐之学断非博士文人拘儒所能略窥其津涯者也。
”
将中国固有的“诸子道释”之学与西学范畴之“哲学”并提，并不等于“中国哲学”已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实际上“中国哲学”从传统经学、
子学、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在1906年之后，大约又经历了10来年的时间。
这10来年间的最初几年情况已难了解清楚，现今根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的回忆，大体可以了解北京大学在1915年已开设了“中国哲学”课程。
一般地说，一个大学开设某课程，即意味着该课程所讲之学问，已成熟为学科范畴的学问，标志着该学科已创立。
但北京大学于那时(1915、1916年)正式开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所讲的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经学范畴。
这个断言非臆断，有坚实的依据，其依据就是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的这么一段叙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
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
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
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②在北京大学开“中国哲学”课程一年后，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专著正式出版。
这就是191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
谢氏的这部《中国哲学史》，严格地讲，算不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则它的出版，同样不能作为“中国哲学”已成为现代学科的标志。
标志着“中国哲学”已成为现代学科者，应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该著虽然只涉及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不包括秦汉之际直至晚清的中国哲学思想，但从以新方法系统地阐述中国哲学的意义上讲，它的确算得上中国哲学史学科已创立的标志。
正因为它是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所以在它刚问世时，便受到以旧眼光看中国哲学的学究的批评与嘲讽。
冯友兰曾提及这一点，他说那位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中国哲学的教授，
拿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在课堂上笑不可抑，对他们三年级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
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③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式出版在1919年。
10年后，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钟泰为该著列“凡例”10条，其中有云:“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
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
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
”从这条著述原则可以看出，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应是不认同胡适的中西哲学相比附的做法、而特意与胡适唱反调的产物，尽管他在书中没有提及胡适的名以及胡适的书。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2年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④上卷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而上下2卷本一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则时在1934年。
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它不是有头无尾之作，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整体作系统阐述之作;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相比，它之优长，不仅体现在它在量上远远超过谢、钟氏二著的篇幅，而且体现在它突破了谢、钟二氏传统的叙述方式，属于运用现代哲学方法来阐述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之作。
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它的价值，称之为“用现代哲学方法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对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①。
1933年，范寿康在武汉大学编成“中国哲学史”讲义，以为教学用。
该讲义修改成书后，于1936年由上海开
明书店出版，出版时取名为《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氏在此书“付印题记”中写道:“就内容言，疏漏错误，自知不免;即间有所得，亦多采自当代著作家之说，出诸自创者盖鲜。
而余在是书之编撰上最受其补益者，厥推武内义雄、宇野哲人、境野黄洋、小柳司气太、河上肇及梁启超、周予同、胡适、冯友兰、雷海宗诸家。
余固不敢掠人之美也。
”从范氏这一申明可以看出，他的这部中国哲学史，是兼收中日当代著作家学术成果的产物，而他所吸收的那些成果，在内容上固然多属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成果，但也当包括中国之经学史、儒学史、思想史方面的成果。
在范氏《中国哲学史通论》出版的前一年，张岱年开始写《中国哲学大纲》。
该著于1937年写出初稿，直至1943年才首次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为讲义，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制版，但因故推迟至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照原制版出版，出版时，署名宇同。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中国哲学固有问题出发撰写的中国哲学史。
由于它的写作与出版，跨越旧中国新中国两个性质迥异的时代，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来说，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代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6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继承关系，二是对立关系，三是超越关系。
这都是从如何著述的动机上说的。
也就是说，就如何著述这一考虑来说，这6部著作，有的重在考虑如何在继承的同时丰富之、推进之，有的基于反对的立场来考虑如何结构与展开，有的则基于超越的立场来考虑如何结构与展开。
现在不妨稍作具体分
析。
先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的关系。
这是最难说得清楚的问题，因为断然否定或肯定胡适受谢无量的影响都有可怀疑的地方。
说胡适未受谢无量的影响，为大多数学者所相信，但他们的这一相信，是建立在“先见”之上的，其“先见”就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对日本诸“支那哲学史”的贩卖，没有新意，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属于以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部”，有新意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两者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瓜葛。
我在没看到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前也相信这种看法，后来看到了它，对此看法就产生了一些怀疑。
其中最值得发问的是: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断代，是否承袭谢无量的断代?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发展史断为三代，依次称为“上古”、“中古”、“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