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吴敬梓关于科举雅俗观的差异比较
一种制度的两处折射
一种制度的两处折射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对科举制描写的不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①可谓是天下身处儒林人士的毕生之梦。
自隋炀帝创立科举制这一伟大的政治改革。
使天下读书人的仕途更为坦荡。
“金榜题名，衣锦荣归”更是每一个读书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
自此以后，科举便于名利，便于世俗，便于千万士族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正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着从“十年寒窗无人问”到“一举成名天下知”②的华丽转身。
以至于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③的思想久远流传。
也就使得寒门学子深深的陷入泥潭，痛苦的挣扎。
所谓，有弊之事，自有愤世嫉俗之人。
有愤世之人自有嫉俗言论。
《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对于科举黑暗面的描写具有一定代表性。
两者同为描写科举的黑暗面，但却在行文方式，描写重点，侧重对象方面大相径庭。
首先，在《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两个人我们不得不提。
一是周进，皓首穷经，沉迷于制艺不能自拔。
考学至花甲，却仍是童生。
在汶上县谋得私塾讲学，赖以度日。
期间受到梅秀才的讥讽及王进的冷遇，但却不得不去忍受。
后来因自己不会奉承他人，被人辞去。
只好帮小舅子去算账。
一日路过贡院，入得院内，触景生情，望着“天”字号，竟一头撞倒在地下，昏死过去。
醒来后，嚎啕大哭，满地打滚。
哭的周遭的人都伤心起来，甚是可怜。
当伙里的商客打算凑钱帮他捐监时，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
面对科举，读书人的气节却已荡然无存。
自此周进的时运开始逆转，可谓是平步青云，一直到了国子监司业。
在人生轨迹得到转变的同时，众人对其态度也截然不同。
教过书的薛家集供上了周老爷的长生牌，往日嘲讽周进为小友的梅玖也在范学道面前谎称周进为自己的业师，就连妄自尊大的王进，也不顾自己皓虚白发的年纪，与周进的学生荀玫称为兄弟。
并且说：“年长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寻常同年弟兄”。
此则看出当一个人，因为科举，在人生前后所受到的不同态度。
儒林外史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研究问题： 作品对科举制度的讽刺与否定
一、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清醒认识
• 吴敬梓（1701一1754）字敏轩，自号文木 老人，安徽全椒人。早年热衷科举，进入 中年以后弃绝功名。三十三岁时举家迁居 南京，卖文度日。五十四岁客死扬州。 • 蒲松龄一生辗转于科举，是入而未出，未 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吴敬梓是入而能出， 以局外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看得真切。
《儒林外史》独特的艺术结构
•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 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虽云 长篇，颇同短制”。 (鲁迅《小说史略》） • 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 而是由一个人物的相对独立的故事引出另 外人物的相对独立的故事，前后衔接，互 相推进。全书象若干互相关联的短篇小说 连接起来，“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
• （五）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同时，也 热情地歌颂了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如王 冕、杜少卿、沈琼枝、“市井四奇人”等。 • 杜少卿：作者的自我写照。 • 迟衡山：倡议修泰伯祠，倡导学习礼乐。 • 萧云仙：戍边将领，带领农民垦田植树， 兴修水利，开办学堂。 • 反映了作者实施“礼乐兵农”改造社会的 方案。
• 2、善良的马二先生 。 • 中八股之毒而不自觉，自己二十年科举不 利，却虔诚地信奉、宣传科举和八股。 • 3、鲁小姐的梦想。 • 丈夫对八股文“不甚在行”，以为“误我 终身”，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四岁起 就给他将四书，读文章。——毒害下一代。
• （三）把批判科举制度同批判虚伪吃人的 理学和封建礼教结合起来。 • 1、严监生侍妾立正室。 • 2、王玉辉劝女殉夫 。
三、《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 （一）讽刺艺术。讽刺艺术有两个方面的 显著特征。 • 首先，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 结合起来。“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以 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的偏见 去割裂对象的丰富内容。
偏离科举与回归科举_论_聊斋志异_和_儒林外史_中的转变型书生_施娅妮
收稿日期：2013-12-25作者简介：施娅妮（1991-），女，云南大理人。
云南省中医医院党办。
·聊斋比较研究·文章编号：1002-3712（2014）02-0101-12偏离科举与回归科举———论《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中的转变型书生施娅妮（云南省中医院，云南昆明650021）摘要：《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是清代两部杰出的小说，书生都是小说中的主角。
书生与科举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能够中举做官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书生却一生潦倒场屋。
久考不中的书生开始探索新道路，有的书生逃离科举，选择从商或归隐；而有些本来对科举不感兴趣的书生却最终踏上了科举之路。
书生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转变方式，实际上是对科举制度的偏离与回归。
本文从《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中的转变型书生入手，探寻隐藏在偏离科举与回归科举这一现象下的深层原因，揭示科举制度给书生的心理及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科举；偏离；回归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前言《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堪称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书中有很多关于书生的描写。
《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儒林》）则成功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书生群像，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101说。
两部小说均成书于清代，其间相差不过五六十年，最为重要的是，两部小说都以书生为主角，其中还涉及科举制度的许多问题，所以《聊斋》和《儒林》极具可比性。
前人对《聊斋》的研究多集中在书生和鬼狐的婚恋关系方面，对《儒林》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及原型考证方面。
此外，将《聊斋》和《儒林》做对比研究的并不多，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将《聊斋》和《儒林》放到明清小说与科举制度这个大框架下来看。
如胡海义的《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王玉超的《明清科举与小说》、王东亮的《清代文言小说中书生形象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聊斋》和《儒林》只作为例子，论证力度不够深入。
二、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蒲松龄和吴敬梓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
试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对科举的态度
摘要《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两座高峰。
其作者蒲松龄和吴敬梓都是科举制中的失败者，屡试不第的共同经历使他们对科举制的弊端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些在其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然而，由于人生经历和个人心理状态的差异，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批判深度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究。
关键词科举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科举制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科举制度体现了一系列理念的创新，它公平为核心，面向社会上的每个读书人（少数优伶、皂役等‘贱民’除外），确保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
在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社会中，广大寒门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飞黄腾达的梦想有机会成为现实，这为统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尽管蒲松龄和吴敬梓的作品对科举制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都涉及了两个最基本的方面：肯定科举制对士子实现人生理想、改变个人命运的重大促进作用，揭露和批判科举制走向极端后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束缚和异化。
相对于封建社会早期的恩荫和九品中正制，“科举以才学为选拔标准，寒门俊秀借此跃居权利中心，正是科举的上升性指向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向学热情，这一理念显然优于血缘、道德和门资。
”?p因此，《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们无一例外地怀有登科高中的理想，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日希进取，遭大饥而饿体肤，业不敢荒；鬻沃田而备囊装，志亦良苦”。
?q《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当地的官员乡绅没有一个不对范进另眼相看，争相赠送他田产财物等，范进由一个穷酸书生一跃成为当地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科场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科举制在封建社会里具有一考定终身的巨大作用，因此它被文人奉为圭臬，在知识分子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科举制的顶礼膜拜又极易转化为对自身自主性的束缚，进而造《儒林外史》匡超人，一开始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好学生和孝子，成士子心灵和人格的双重扭曲。
比较蒲松龄与吴敬梓对八股取士态度的差异——以《聊斋志异》和《
松龄悲愤深沉 ， 吴敬 梓 冷 眼 旁 观 ； 三是 对 于 八 股 取 士 弊 端 的 归 因 不 同 ， 蒲 松 龄 归 因到 了考 官 的 昏庸 和 官 吏 的 贪 赃枉法 ， 而 吴敬 梓 指 出 了八 股 取 士 制 度 对 士 人 独 立精 神 的 摧 残 。 关键词 ： 八 股取士 ； 聊 斋志异； 儒林外史 ； 科 举 制 度 中图分类号 ： Ｉ ２ ０ ７ ． ４ １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 编 号 ： １ ０ ０ ８ —４ ６ ９ Ｘ（ ２ ０ １ ７ ） ０ ４ —０ ０ ３ ４ —０ ３
八股屡 试 不 中文 人 心 态 的 变 化 ， 淮 阳叶生“ 文 章 词 赋， 冠 绝 当时 ； 而所 如不偶 ， 困于名 场” ［ １ ］ （ Ⅲ’ ， 然 而他
被 考官 认 可 ， ２ ３岁 考 取 秀才 之 后 就 科 场 不 顺 ， 最 终
放 弃 了科 举 ， 甘 心做 一个 儒林 外人 士 ， 素约 贫 困而终
比较蒲松龄与吴敬梓对八股取士态度 的差异
以《 聊斋志异》 和《 儒林 外史》 为代 表
张 正 博
（ 广 西 大学 文 学 院 ， 广西 南 宁 ５ ３ ０ ０ ０ ４ ）
摘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要： 蒲松 龄 的《 聊斋志异》 和吴敬 梓的《 儒林 外史 》 中都 有 很 多 讨 论 八 股 取 士 制 度 的 章 节 。 在 对 待 八
蒲松 龄 和吴 敬 梓 是 清代 两 位 著 名 的 小说 家 ， 他 们不 仅先 后各 自写 就 了《 聊斋 志 异 》 和《 儒林外史 》 ， 而且 在科 举 道路 上 有 着类 似 的经 历 ： 蒲 松 龄 出身 于 没 落 的地 主家庭 ， 一 生 醉心 于 科 举 ， 然而屡战屡败 ， 连续 四次参 加举 人考 试全 部 落榜 ， 田产 微薄 ； 吴 敬梓 虽 出身 于地 方世 族 ， 才学过人 ， 性格高傲 ， 但 文 章 不
清初三部小说中对科举制度批判的原因探究
清初三部小说中对科举制度批判的原因探究【摘要】科举制度在清代走向了衰败期，在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三部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中，作者对科举制度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
文章从社会的角度分析科举制度由于发展的原因导致其本身的衰败；从个体的层面分析由于其作者的思想深度和对这个制度的感情而导致的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
【关键词】科举制度；衰败期；作者经历在清朝，科举制度由于八股取士的方式已经走向衰败。
清初，大约同一时期出现的三部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都对科举制度有所涉及。
而且作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于科举制度批判的态度。
只不过批判的程度不太一致，表现出其不同的思想性。
《聊斋志异》主要是作者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操纵者水平和肮脏品性的不平与不满，因而实行挖苦、讽刺与抨击。
《儒林外史》是作者吴敬梓针对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影响，从而改变士人人生价值观、品行、情怀的现象进行讽刺与批判。
《红楼梦》则是作者曹雪芹对这个制度比较彻底的否定，该书主人公贾宝玉将劝其努力科举斥为“混账话”，就是最好的说明。
为什么几乎出现于同时期的小说对科举制度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1 从科举制度本身发展的角度分析从社会的角度看，在三部书都体现出作者对科举制度有所批判，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制度本身已经到了衰败期。
处于这个时期的科举制度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会弊端百出。
而小说中则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中涉及到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必然会涉及各色人物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就体现出作者借人物本身表现出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
1.1 科举制度的起源发展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隋开始采用科举制。
唐朝承袭了科举制度并逐渐完备起来。
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1]殿试开始。
明代开始考八股文。
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
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批判科举制异同
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批判科举制异同“隋炀创举为纳才,唐宗扩举为国计,可恨明清走歧途,天下学士无出路。
”此话讲的就是束缚华夏千年的科举制之兴亡。
科举本为集贤纳才，奈何明清以来便走向歧途，使之日趋黑暗，故而便也就有了《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我两本国讽刺文学的典范。
从其目的上来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为了大力抨击了明清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而作，其中不乏有抒发作者内心愤懑之苦，更有对于封建科举制的反抗。
就其写法上而言，《聊斋志异》注重细节描写，并多以侧面及反衬之类较为曲折的手法来针砭科举制的黑暗，并通过夸张变形，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批判社会中不公正的科举制度的现实，极具有讽刺效果；而《儒林外史》则是以一种“砖头要往太阳穴上砸”的方式，直接揭露科举制中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并通过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针针见血地批判八股科举制之弊病及它对文人士子的毒害和摧残，直指“科举制吃人”的本质，在醒世效果上更胜一筹。
再观其内容，两者虽然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但《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文人”，所选题材多具典型意义，人物性格复杂多变，并第三方的视角远距离审视科举制度，易于使人看清科举的本质，再加以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的描写，不断揭露儒生的种种丑态，极具讽刺意味，其有力地鞭挞了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并将之完全否定；而《聊斋志异》则多写“狐鬼精魅”，不断地将妖魅的自然和人的迂腐相比较，并通过人妖之间浪漫的爱情故事来强烈表现了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
但《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并未如同《儒林外史》般将之完全否定，其内容主要在于反映科举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在揭露程度稍逊一筹。
而在人物的塑造上，吴敬梓并不细写，而是通常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表现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至于蒲松龄则是运用其了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更能引人入胜，也更有助于讽喻科举制之弊。
高二语文上册期末模拟试题8
高二语文上册期末模拟试题高二语文试题第一卷阅读题甲必考题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的科举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由于科举制影响巨大，人们的评价向来都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多数学者都赞同唐宋时期的科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分歧主要在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评价。
过去对科举的认识往往以偏概全，例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
其实，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八股文也仅为多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一科，只是其重要性有点像当代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中的英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罢了。
但明清两代科举也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
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
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
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
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先进的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
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
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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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吴敬梓关于科举雅俗观的差异比较作者：赵欣雨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7期
摘要：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均不同程度地对科举进行批判，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关于科举的雅俗观。
蒲松龄批判的主要为考官、考场等制度漏洞，认为科举尚“良药可医”;而吴敬梓则更为彻底地看到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作出“无药可救”之判断。
根据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以及其言行，可对人物进行雅俗定性，进而可对科举制度作出雅俗判断，即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的差别。
关键词：蒲松龄;吴敬梓;科举;雅俗观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101-01
雅俗观是历代文人学士们鉴赏文学作品并进行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将雅俗观的概念引入，分析两部作品各类人物形象，从作者对人物的讽刺抑或是赞扬态度，可对人物进行雅俗定性。
当雅俗评判视野从人物推及到科举制度，即可看出两位作者隐含着地针对科举雅俗观的异同，从而构成一个隐性价值评价体系。
首先，在对科举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雅俗定性时，从科举的目的与行为上分析，“功名富贵”作为最直接、最明显的目的，不得不成为探究焦点，二者在而对“功名富贵”二字时，吴敬梓雅俗观明确，而蒲松龄则显得较为模糊与笼统。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1]，吴敬梓正足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评价书中人物。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敬梓文中所提到并多次批判的功名富贵实际上带着一个限定词，即“无文行出处”的功名富贵。
吴敬梓对于功名富贵有着泾渭分明的态度，即讲求文行出处去追求功名，不失为一种符合儒家提倡的“雅人”，相反，则为一种“大俗人”，书中对后者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刻画与批判。
与吴敬梓泾渭分明地对功名富贵雅俗判断相比，蒲松龄的雅俗观更加模糊与笼统。
他没有看到“有无文行出处”这一方面，因此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并不像吴敬梓那样具有明确性，而是通通默许其合理性，将其看做贫困书生摆脱现状而进行的积极努力，似乎隐含着一丝“雅”的意味。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批极度贫寒的学子形象，而蒲松龄对其也具有同情态度，同时他们身上也具有蒲松龄本人影子。
所以贫苦书生借助科举力量去求得功名，进而获得富贵改变目前所处困境，这是一条合理的可行之路，并不去分析在科举過程中以及在获得功名富贵后，是否符合儒家所提倡的道义，所以其雅俗观并不明确，而是一概而论，并似乎偏向于“雅”的方而。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因为二者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呈现明显的差别，所以进一步推及对于科举制度本身的雅俗定性上，蒲松龄与吴敬梓二者就有不同的观点。
二者在对科举是雅制还是俗制这个问题上的不同：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
蒲松龄认为科举制度实质上尚为一种“雅制”，仍然为广大贫寒书生们提供一条通往上层的路，而之所以这条仕进之路困难、黑暗，就是因为不正学官等“俗人”进入体制内，从而让科举制蒙上了一层薄雾。
蒲松龄在其作品《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失意苦闷的书生，也塑造了一批通过科举顺利走上仕途，获得功名富贵的成功形象。
《阿宝》的男主人公孙子楚情痴得到了心仪女子阿宝的爱情，同时也因为自己书痴而使自己中得进士，供职翰林院，并获得皇帝赏识与夸赞，可谓是通过科举走上了成功人生。
可见，从书中塑造的一个个成功书生形象可以看出，蒲松龄认为科举制度虽然有缺点，但是不失为“雅制”。
吴敬梓看清八股取士实质，对其全然否定，因此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彻底地“俗制”，而且已经成为社会“俗化门”，“雅人”如果不避“俗制”，就会被俗化。
匡超人就是一个鲜明例子。
他出场就是一位勤学且孝顺的书生形象，在获得马纯上帮助见到父亲后，尽心照顾父亲同时也不忘读书到四更。
而当匡超人走上科举路后，竞为了获得钱财行违法之事，包揽词讼、伪造文书、冒名替考，全然将其父亲死前“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的遗言抛到脑后。
匡超人从一名理想“雅人”，经科举这道“俗化门”门，全然俗化成一名彻底地儒林恶少，可看吴敬梓认为科举为彻底“俗制”，对其无丝毫赞赏之意。
结语：总的来说，蒲松龄、吴敬梓二人关于科举的雅俗观和他们对于科举制度的看法是紧密相关的，对于科举的态度是作者进行雅俗评判的主要依据，同样也是科举雅俗观的形成基础;而作者对科举的雅俗观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科举的态度，双方是一种动态交流的过程。
吴敬梓对科举作出“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的评判差别，认为无文行出处地追求功名为大俗，更为赞赏抛弃科举、辞官归隐的雅士行为，而蒲松龄则对科举雅俗观的表达较为模糊。
注释：
[1][清]吴敬梓原著;闲斋老人序;王丽文校点：《卧闲草堂评本儒林外史》，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华书局，1962年。
[2]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崔宏伟：《（聊斋）与（儒林外史）批判科举制度的不同》，《文学教育》，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