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_范式_问题_徐秀丽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范式”的选择与运用。
范式是指研究中采用的理论框架、方法论,以及研究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模式。
不同的范式将导致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而影响研究的结果和解释。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几个主要的范式问题。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与其他范式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被广泛运用。
由于每个范式都有其局限性,对于一些新的历史问题,单纯依赖马克思主义范式可能会导致对问题的片面理解。
研究者需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结合其他范式的优势,以实现对历史的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
其次是西方史学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与局限性。
西方史学范式的引进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带来了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由于西方史学范式的发展是在西方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所差异。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运用西方史学范式时,需要注意其适用性,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分析。
是传统中国历史观与现代史学范式的冲突与融合。
传统中国历史观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心地位,注重历史的道德教化和价值判断,而现代史学范式则更加注重历史的客观分析和科学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常常导致研究结果的偏颇。
研究者需要在保留传统中国历史观的核心价值的结合现代史学范式进行研究,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是基于近代性的反思与范式的创新。
近代性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仅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除了运用传统的范式,还需要基于近代性的反思和创新,以适应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需求。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至关重要,其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研究的结果和解释。
为了实现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面深入研究,研究者需要在不同范式之间进行有机结合和创新,以实现对历史的科学理解。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范式”(paradigm)是指某一学科领域中的一种基本理论框架或思维模式,该范式可以指导并影响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解释和说明。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问题是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的问题。
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范式的形成和演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的形成和演变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
首先,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决定范式形成和演变的一个关键因素。
随着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的不断变革,将会对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之前,关于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儒家思想角度出发的;而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则儒家思想被国粹思想所取代。
这种变化,就是跟着中国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对范式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次,外部的学术环境和学科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
在20世纪初,大批西方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东亚地区,启动了以“东方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浪潮。
这个时期的学者,侧重于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全面地对中国进行研究,这就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的形成和演变。
再次,学者个人的思想影响也是范式形成和演变的关键因素。
例如,汤恩伯和钱穆这两位知名学者,他们均是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本源和基础,因此在其研究中,儒家思想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学者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等都是范式形成和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二、范式问题表现首先,存在着重复、僵化的范式。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范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且由于缺乏新的思想和方法上的创新,这些范式已经变得重复、僵化。
例如,一些学者依然采用“中西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斗争”等框架去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学科研究的发展实际相去甚远。
其次,存在着缺乏共识的范式。
范式作为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或思维模式,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学者之间的共识。
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学术界内部的分歧,一些范式在学界内缺乏共识。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近代史研究是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对象为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迁。
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范式”问题。
本文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进行分析。
“范式”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模式、样式”,在科学研究中指的是某一学科领域普遍认可的欠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
在近代史研究中,“范式”指的是学界或学者对于研究近代史的一种看法、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的统一认同。
不同的学者或学派之间常常存在着对待研究对象、选取研究素材、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等方面的差异。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范式的制约,二是新近代史范式的多元化。
传统范式的制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往往以政治、经济为核心,强调社会阶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迁。
这种范式下的研究偏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忽视了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革。
而且,在这一范式下,经常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较少考察其他因素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导致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
在新近代史范式的多元化问题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存在着不同学派和视角的多元化趋势。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近代史研究逐渐趋向综合性和多元化。
不同的学派或研究者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了更多的选择。
一些学者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问题,强调人文关怀和个体经验,提出“微观历史”、“历史民族学”等新概念和方法。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地方历史、区域研究等,重视地方社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
这些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于近代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更好地解决一些传统范式下难以解答的问题,但也面临着如何协调这些不同的视角和方法的挑战。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主要包括传统范式的制约和新近代史范式的多元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1. 引言1.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范式,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范式、西方史学范式以及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新范式等。
这些不同的范式对于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研究取向和研究成果均有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社会阶级、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分析,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矛盾性。
西方史学范式则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使研究者能够站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同范式的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能够为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方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背景下,新的范式将不断涌现,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
2. 正文2.1 范式的概念及意义范式是指在特定领域内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模式或方法论框架。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的概念和意义十分重要。
范式提供了研究者们对于历史事件和现象进行认知和解释的一种基本方式。
通过建立范式,研究者可以对复杂的历史材料进行分类和整合,形成系统性的历史理论,从而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关系。
范式具有指导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作用。
在选择和应用范式的过程中,研究者会受到范式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论倾向的影响,从而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
范式还具有启发研究者思考和探索新的历史认识的作用。
通过对不同范式之间的比较和对话,研究者可以超越已有的研究框架,开创性地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2.2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同范式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同范式主要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国家建构范式、社会运动范式和文化史范式等。
这些不同的范式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范式之一。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范式问题是指研究某一领域或学科的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统一的理论框架或方法论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将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范式问题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主要分为传统史学范式和新史学范式两种。
传统史学范式主要包括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事件的描述与考证等内容,注重历史事实的还原与真实性的追求。
新史学范式则强调历史的解读与理论的建构,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释。
这两种范式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但在实际研究中往往难以兼顾,导致研究成果的局限和偏颇。
范式问题首先体现在史料与档案的选择与运用上。
传统史学范式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方法,但范围相对狭窄,往往侧重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料,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所不足。
而新史学范式在史料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多元化和全面性,但其分析方法和理论构建往往较为抽象,缺乏对历史具体事件的考证与验证。
范式问题还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解释上。
传统史学范式注重历史事实的还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考证来还原其真实性。
在对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时,往往存在片面性、主观性等问题。
新史学范式注重历史的解读和理论的建构,从不同的视角和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但往往缺乏实证性的支持,易于陷入理论的僵化与偏颇。
范式问题也影响到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传统史学范式强调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研究方法相对稳定,但往往缺乏对历史事件的全面分析和综合认识。
新史学范式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常常采用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等方法,可以更好地解析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和背后的因果关系,但方法的使用往往不够规范和系统,易于在研究中陷入主观偏见。
为了解决范式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综合运用传统与新史学范式,充分利用各种史料与档案,从多个维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解释。
在史料的运用上,既要注重挖掘与整理传统的政治、军事史料,也要关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史料,同时要不断开拓新的资源渠道。
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策略分析

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策略分析余放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形成的两大范式,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革命史范式为近代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基础,而现代化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近代史的内容被深化,强调理解的延伸与发展。
在表面看来,两大范式虽然呈现激烈的竞争关系,彼此无法实现替代,更不能相互否定,但是,二者实则相互促进。
鉴于此,要全面分析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策略,实现二者的真正理解,有效发挥警示作用,防止出现对某种理论的盲目与过度推崇,在根本上能够更加科学地运用理论,学习历史。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基本内涵;策略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研究理论的作用,两大研究范式顺势而出,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借鉴价值,创造丰富的内容基础,二者各自具有相应优势,具有相对独立性,很难被彼此取代。
因此,要正确理解两种范式的基本内涵,深入挖掘,掌握应用策略,在根本上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更加科学与合理的研究理论。
一、基于专业角度对“范式”概念产生与发展背景的介绍对于“范式”这一概念而言,其主要应用于对学科理论的探讨问题,使用率较高,但是,也被认为缺乏较强的清晰性,存在严重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学界对其存在说法各异。
“范式”的启用源于马斯库恩,其强调共有的方法和标准,抑或是一致性的知识体系。
其在运用“范式”概念的时候,强调两个基本内涵,一是重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变革。
另外一种是学科发展中的系统性研究理论、思维以及方法模式。
正是这一基本内涵的阐述,促使“范式”概念获取了新的生命力,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但是,一旦被滥用,其所具有的优势就会被减弱,需要强化共识,遵守其原有的概念内涵。
二、结合“范式”概念对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确立历程的介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范式”概念也被引入其中,但是,也带来一定的混乱,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角度,缺乏对“范式”概念的全面掌握与区分,不利于学术积累与交流。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形成及原因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形成及原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形成及原因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话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以下是对这个话题的初步探讨。
一、革命史范式的形成革命史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形成,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普遍怀有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而“革命”成为了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普遍呼声。
因此,革命成为了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此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革命史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理论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现象具有指导意义。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主导性的研究范式之一。
二、革命史范式的原因分析革命史范式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是推动革命史范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化,救亡图存成为了时代主题。
革命成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手段和途径,因此对革命的研究自然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为革命史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理论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现象具有指导意义。
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也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势”和“历史周期律”等观念也为革命史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背景。
“天下大势”认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观念强调历史的动态性和变化性,为研究历史变迁和革命提供了思路。
“历史周期律”则强调历史具有周期性,这种观念为理解历史变迁提供了视角和方法。
最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也为革命史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近代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由于受到社会变革和国际环境的冲击,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转折点。
在研究近代中国史时,学者们常常会使用不同的“范式”来解读和解释历史事件及其影响。
“范式”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范式”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常常过于简单化。
近代中国经历了众多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每一个事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不能简单地套用一种“范式”进行解释。
在近代史研究中,有时学者们过于倚重某种“范式”,忽视了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从而产生片面或夸大的结论。
这样的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影响了对历史事件的准确理解。
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还表现在一些研究方法的固化上。
由于特定的学科背景和研究经验,学者们常常倾向于使用某种固定的研究方法来解读历史事件。
这种固化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导致研究者的观点过于单一,无法充分考虑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政治角度解读历史事件,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这样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难以给出全面和深入的历史解释。
由于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还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偏差。
在某些情况下,学者们可能过于强调某种“范式”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
一些研究者强调政治体制的问题,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核心问题在于政治体制的缺陷。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对历史事件的影响。
在研究中,应该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过分依赖于某种“范式”。
为了克服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研究者应该注意保持客观的态度,批判性地审视不同“范式”的优劣和适用性,并在研究中综合运用各种观点和观点,以获得更全面和准确的历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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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范式” 问题的出现
( paradigm) 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 ·库恩在其 1962 年出版的名著 《科学革命 “范式” 的结构》 中引进的学术语言。库恩指出, 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 总有一种主导范式, 当这种主导范 式不能解释的 “异例”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 并转而寻求既能解释支 持旧范式的论据、 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法解释的论据的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 此时科学革命就发生 了。范式转换是对科学进步的精辟概括, 经典的例子是从古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换 。 显 然, 这是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概念 。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过去 30 多年中就范式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 对范式的理解也略有差异, 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 “理论和方法” , 有的视作 “不言自明 ” 的信念, 有的认为是 “一种解释模式 ” , 有 的大略等同于 “学科体系” 。不管如何定义, 学者均认可范式关系到学科的整体认识, 具有本质性, 不 是枝节问题。在关于范式的讨论中, 相关学者基本未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而且, 参与 讨论的双方均不否认自己属于对方所定义的范式共同体, 虽然也都认为用以概括其所属范式的名词 并不恰如其分。 这样一个产生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外来概念, 颇为顺畅地被在不同语境中从事史学研究的持不 同意见的学者所接纳和发挥, 这看似奇特的学术因缘, 放回到 1970 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 其 ·40·
④也就是说, ” 这种对中国近代史“主流 ” 和“基本脉络 ” 的新看法, 对于原有解释体系而 弃整个规范。
言, 具有颠覆性。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 , “四个阶梯 ” 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 ” 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
⑤ 强有力挑战。
这种新的解释路径出现之初, 学术界正处在黄宗智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Fra bibliotek参见李时岳 : 《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 , 《历史研究》 1980 年第 1 期。 黎澍 : 《1979 年的中国历史学》 , 原载 《中国历史年鉴 》 ( 1979 年) , 见 《黎澍自选集 》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 123 页。 李时岳 : 《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 , 《历史研究》 1980 年第 1 期, 第 40 页。 张亦工 :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 》 , 《历史研究》 1988 年第 3 期, 第 57 页。 参见张海鹏、 赵庆云 : 《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 《历史研究》 2011 年第 3 期, 第 161 页。 黄宗智 : 《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 , 《史学理论研究》 1993 年第 1 期, 第 42 页。
③ ” 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 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
李时岳本人曾说, 自己的提法与 “三次高潮” 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 有学者 据此将其归为相对更重视革命的 “后革命范式” 。但早在 “范式” 争议出现之前, 就有学者评论道 : “四 是“范式 ” 曾经的译法) , 但 个阶梯”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规范( 徐按: 同样源自库恩的著作, 这一提法 “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 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 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 。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 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 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 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 。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 。 ” “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 ‘三次高潮’的提法确实有所不同, 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 范
徐秀丽: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 “范式” 问题 实不难理解。 李时岳于 1980 年初发表的《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 一文曾掀起轩然大波, 作者提出了中 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 辛亥革命“四个阶段 ” 论( 稍后被称为“四个阶 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
① 不过, 梯” 论) , 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 。 这篇文章并非空
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下, 史学界竭力摆脱现代迷信 、 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精 谷足音, 而是在改革开放、 神枷锁, 力图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 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一目标和追求的一 个缩影和代表。黎澍在总结 1979 年的中国近代史发展时已明确指出 : “在太平天国以后, 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 辛亥革命, 前后相继, 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 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是合乎逻 辑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 它的目的是在 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 为实现社 无产阶级领导下, 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 、 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 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 。 ” 而且断言 : “这样来解释中
②显然, ” 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 ” 及其“发展 ” , 与 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 才比较接近事实 。
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 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 否定一切改良行为, 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 “立足于批” 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李时岳的“四个阶梯 ” 论与黎澎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 的概括不仅内容一致, 连表述也非常接近 。李文对这四个阶段的关系作了以下阐述 : “前一阶段孕育 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 后一阶段 着后一阶段的因素, 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 的运动已经开始, 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 前后交错 。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 反映了
“新时期” 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研究 “范式” 的争论, 不但持续时间漫长, 而且双方壁垒分明, 论辩色 彩浓厚, 在最近几十年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关注 。通过争鸣, 论辩双方厘清 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 并分别作出相当程度的调适 。就主要方面而论, 通过范式 之争 , “革命史范式” 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 “现代化范式 ” 则逐渐“脱敏 ” , 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 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
⑥ 的状态, ( 的) 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 就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而言,
“新东西 ” 已经出现, 但尚无以归纳和命名的状态。 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 在 也可以说, 是处在 1980 年代初翻译出版, 适逢其时地与史学研究的转向产生共振, 为史学研究新趋向的概念化提供了 适用工具, 从而使这个从西方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落地生根 。
② 由此可见, 出 , “四个阶梯” 说是其中 “影响比较大的一种 ” 。 后来发生的范式争论, 在 1980 年代末
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稍后两位海外中国史研究者( 黄宗智 、 德里克) 用中文发表的相关论文, 结束了这种“无以名状 ” 的状况, 不但明确了 “革命史范式 ” 和“现代化范式 ” 的对立, 而且指出中国近代史中存在“规范( 范 式) 危机” 。他们的文章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 使业已存在的分歧明朗化 、 概念化, 争议也随之 德两人文章的学术背景或包含中美两国( 黄) , 或主要针对美国学术界( 德) , 并不专以中国 出现。黄、 的史学界为对象, 不过, 由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 两 文不仅广泛传播, 而且在中国学者中接受度极高, 其间又出现并非不重要的理解偏差( 主要指对德里 克的文章)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正是由于这一偏差, 提升了问题的关注度, 同时也提升了争论的尖 锐度。 黄宗智的 《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 中文版发表于 1993 年, 英文原文 发表于 1991 年。中文版 “编者按” 指出, 原文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 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 ” , 可见美 国的中国史学界同样面临重要转型。 黄文将中美两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置于同样的“规范认识危 机” 中。他指出, 在美国, 学术界的理论困境是 : “停滞的传统的中国” 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 “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 。其间,中国 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 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 “中华帝国晚期 ”来称呼明清时期,但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 史整体中的作用。在中国, 则是 “封建主义论”和“ 资本主义萌芽论 ”的相持不下, 这使青年学者对 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 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 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
2015 年第 1 期( 第 30 卷)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1 2015 ( Vol. 30 )
历史研究
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 “范式 ”
徐秀丽
摘 要: 19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 。 源于自
然科学史研究的 “范式” 概念, 与 “新时期 ”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 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 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 。“革命” 和 “现代化” 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 一是中国近代史是 “一场革命史 ” 还 是 “一场现代化史” , 二是应当 “以革命包容现代化 ” 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 ” 。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 论, 就其学术方面而言, 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 应当“扩散 ” 、 “并 存 ” 、 “互济” , 而不是 “取代 ” 、 “排斥 ” 、 “包括” , 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关键词: 范式; 革命; 现代化; 张亦工; 刘大年; 德里克; 黄宗智 100006 ) 作者简介: 徐秀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DOI:10.13613/ki.qhdz.002290
①但他的学术贡献却未引起相关讨论者的注意 。 此个案亦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汲取学术资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