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301]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献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

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都没有什么使他脸红的地方。

这本书译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议的。

不过他还是可以讲几句话，为他没有阻止出版这个译本“作个辩护”。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过去。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

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

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粗鄙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

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

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

谷物法的废除[302]、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印度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被排挤、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全世界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迅速增长以及其他的次要原因，引起了英国大工业这样巨大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工业状况同这种巨大的发展相比，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

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

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

这样，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303]，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

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

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

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

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

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

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病痛。

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病痛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

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

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

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

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工人的某些小的病痛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

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

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304]跟着也将被清除。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的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

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

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

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305]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

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

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对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

它们的工业比英国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

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

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306]，——“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

我刚刚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307]的描写一样。

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在美国，有两种情况长期阻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充分显露出来。

这就是：私人购买土地容易和廉价以及移民的流入。

在许多年中，这使得大多数的美国本地居民在年青力壮的时候就“退出”雇佣劳动，变成农场主、商人或雇主，而沉重的雇佣劳动，当一辈子无产者的境遇，多半落到移民的身上。

但是美国已经度过这个早期阶段。

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更为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越来越快地从国家和各州的手里转到私有者手里。

防止无产者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大安全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

美国目前存在着一个终身的甚至世袭的无产者阶级。

一个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一个正在顽强地——而且十分有可能成功地——力图成为世界上主导工业国的国家，是不能经常给自己输入雇佣工人阶级的，即使每年有50万移民流入也不行。

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向是要使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这种趋向，尽管经常受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反对和抵抗，在美国还是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强有力；结果就形成了美国本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诚然，他们和移民比起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但是他们一天天地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和移民的团结，日益尖锐地感觉到自己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他们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的那些日子。

所以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真正美国的毅力，既然大西洋彼岸事变的发展至少要比欧洲快一倍，那末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美国将怎样在这方面也占居主导地位。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

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做到过得去，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而翻译本书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使我不能着手这项工作；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即将出版），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

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

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

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

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

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

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

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

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

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

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注：见本卷第224—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