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_辞达_创作理论
2013年苏轼论文研究综述
2013年苏轼论文研究综述纵观2013年，苏轼研究的相关论文有五百七十多篇。
研究者们从文献、思想、文学、艺术等不同方面，对苏轼的生平、思想、创作以及其文集作品的刊刻流传等，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层次的探讨分析。
兹分别综述如下。
一. 文献研究（1）生平考证。
对于考证苏轼的地方行迹方面，江西封强军在《苏轼游庐山考略》1一文中，通过苏轼在（或对）庐山的相关题诗、题字对胡迎建的《苏轼与庐山》2记述进行了考证，一是针对苏轼第一次庐山游程及主要活动的描述进行四处辨误，二是对苏轼第二次庐山游的概述进行补遗，论据颇为充足。
王建国的《东坡风采与海南情缘》3以苏轼的诗词讲述其在儋州（海南）的生活轶事，文章所述宽泛。
琚小飞的《苏轼的舒州卜居梦》4在梳理苏轼在黄州期间诗作、郊游以及安庆地区方志诸种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三个观点：一为苏轼被贬黄州其间未曾踏足舒州；二为苏轼未曾担任过舒州的团练副使；二为游潜诗文《游潜山叙寄苏子平》是张商英所作，《赠寺丞王仲素致仕提举灵仙观》为苏辙之作，《赠提举寺丞王仲素》为伪作，均非苏轼作品。
帅杨的《从苏轼居黄州期间的书信看其思想的变化》5亦有论述苏轼在黄州的活动，但所用书信证据过少。
喻世华的《论苏轼与广西的情缘及意义》6利用苏轼的诗文，详细地追踪了苏轼两次借道广西的具体情况，包括第一次从惠州到儋州路过广西和第二次从儋州北归路过广西，且对苏轼到梧州后是否有“雇舟溯贺江北上，至湖南永州任职”一举提供了否定的论据。
另，文章从行踪路线的独特角度来讨论苏轼被贬谪的心路历程和为人的思想品格，提出“情谊为先，以情为本”是苏轼的最大特点的观点，道出了长久以来苏轼本有但为人不重视的一面，值得一读。
对苏轼与地方情缘的考证，另有广东惠州学院的王启鹏《苏轼寓惠研究综述》7一文。
该文对1980年以来学界对苏轼寓惠的相关研究做了综论，从苏轼寓惠时的生活、思想、文学创作以及“王朝云崇拜现象”等八个方面的研究论文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评述，便于后人的参考。
辞达说的里程碑——苏轼辞达说论析
若论及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匠，毋庸置疑，苏轼应该是众多学者心目中的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他的文论著作《辞达说》更是闪耀在文学史的光辉之中。
本文将对苏轼《辞达说》进行深入的论析，探讨其在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一、苏轼及《辞达说》的背景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北宋庆历二年（1037年），卒于嘉佑五年（1101年）。
他是北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兼善诗、文、书、画，尤以诗文才华横溢而著称。
至今，苏轼的诗文仍然为后人所传颂，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经久不衰的丰碑。
《辞达说》是苏轼的文学理论之作，是他对文学艺术进行认真思考和总结的结晶。
《辞达说》的问世，可谓是见证了苏轼文学理论上的成熟和深邃，也为后世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辞达说》的内容梳理《辞达说》是苏轼在北宋嘉佑年间所作的文学理论著作，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42条。
本文将对其中的几个要点进行梳理，以期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精髓。
1. 文学的目的和价值苏轼在《辞达说》中提出了“辞达”这一概念，即文学作品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和水平，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作品。
他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破人之固有”，即打破读者固有的思想观念，使其产生共鸣，引起共鸣。
这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强调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2. 文学的审美标准苏轼在《辞达说》中阐述了有关文学审美的标准，认为文学应强调“直抒己见”和“真情实感”，主张“以天地人为一体”，即要写出真实和生活。
3. 文学的表现形式在《辞达说》中，苏轼对文学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他强调文学的虚实相生，主张“诗言志意，无古今异也”，呼吁“意在笔先”。
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三、《辞达说》的影响与意义《辞达说》作为苏轼的文学理论代表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古代文论自测题
古代文论自测题并参考答案（3）(4)韩传达第三次作业（宋金元、明代）（已校）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1．《梅圣俞诗集序》是宋代作家的一篇重要文论作品，在此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论观点：“”。
2．教材认为：“注意文艺的，讲求创作的，是苏轼文艺思想十分突出的方面。
”3．《论词》是宋代女词人的一篇著名词论著的作，在文章中她提出了词“”的著名观点，并主张要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
4．“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这一著名的诗论观点出自宋人所作的《》。
5．严羽认为：“诗之极致有一：曰。
”6．金代重要的诗论家元好问所写的《》绝句，上继杜甫的《》，下开清代王士禛、袁枚等人的同类续作。
7．明代诗论家谢榛的诗论著作《四溟诗话》，一名《》。
8．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馀师录》曰：‘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作诗亦然。
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韵贵。
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
”9．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也。
”并把此作为创作的极境。
10．李贽主张文学要表现，亦即是真心。
这种观点与明七子派强调复古摹拟是对立的，成为公安派“”说的直接的理论源头。
11．李贽不仅是明代后期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位重要的家，他的思想对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公安三袁中，是公安派的中坚。
他提出了“，不拘格套”的主张，这与李贽所说的“童心”是一致的。
二、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20分）1．（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2．（张炎的）“清空”说3．（谢榛的）“情景”说4．（公安派的）“性灵”说三、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10分）1．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说：诗文创作应该“如行如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就是说（）。
A．要求创作时对自然事物发挥充分相象B．要求行文自然，形象描写“随物赋形“C．要求行文详略相辅相成D．创作时主客观相互融合的一种境界2．李清照最著名的词论观点提出了所谓（）。
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
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
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有：
1.“辞达”、“通脱”，有圆活流转、错综变化和自然真率之美。
多用空灵虚拟之笔，行文如行云流水，自由挥洒，气势奔腾而壮阔雄奇:且句式多变，以散行单句为主，又融合不少骈偶、排比成分，骈散结合，错落有致。
2.善于用比喻，多形象思维。
在描写难以言传的状态、情绪和感受时，苏轼常用的方法是将其具体化形象化，或用比喻生动准确地描写自然景物和各种具体事物的特征;或在议论中用比喻说明道理而妙趣无穷。
3.有诗化倾向，以情感和才气为文，富于想象。
苏轼为文善于从虚处入手，采用诗家手法翻空出奇，讲究渲染气氛和营造意境，处处有一种真气内充的蓬勃诗意。
苏轼文学创作及其影响
苏轼文学创作及其影响一．序论1.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二．本论1.苏轼的辞赋和古文。
2.苏轼的诗。
3.苏轼的词。
三．结论1.苏轼的意义及影响。
内容提要：苏轼是我国宋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大家，他一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从思想上加以组合，形成了一个三教合一的文化体，其文学成就更是人类的一宝贵财富，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是个多才多艺，性格多面，刚直、真诚、忘我、爱民的文人。
他的创作涉及诗词古文辞赋，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与号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模式的形成也具有示范作用。
关键词：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苏轼文学创作及其影响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
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
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年青的苏轼，并预言苏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
苏轼对此当仁不让，他后来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
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
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见李廌《师友谈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文学出现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发展态势。
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宋文、宋诗和宋词都在他手中达到了高峰。
所以当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当苏轼２１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
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书论（宋·苏轼）
书论（宋·苏轼）书论（宋·苏轼）⼀、创作论书唐⽒六家书后永禅师书，⾻⽓深稳，体并众妙，精能之⾄，反造疏淡。
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
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释智永⽩”者，误收在逸少部中，然亦⾮禅师书也。
云“谨此代申”，此乃唐未五代流俗之语⽿，⽽书亦不⼯。
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于⼩揩，⾼丽遣使购其书，⾼祖叹⽈：“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也。
”此⾮知书者。
凡书象其为⼈。
率更貌寒寝，敏语绝⼈，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
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体。
古⼈论书者，兼论其平⽣，苟⾮其⼈，虽⼯不贵也。
河南固忠⾂，但有谮杀刘泊⼀事，使⼈怏怏。
然余尝考其实，恐刘泊末年褊忿，实有伊、霍之语，⾮谮也。
若不然，马周明其⽆此语，太宗独诛泊⽽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史官不能辨也。
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意态⾃⾜，号称神逸。
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此⼤妄也。
真⽣⾏，⾏⽣草，真如⽴，⾏如⾏，草如⾛，未有未能⾏⽴⽽能⾛者也。
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变古法，如杜⼦美诗，格⼒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能⾃出新意，⼀字百⾦，⾮虚语也。
其⾔⼼正则笔正者，⾮独讽谏，理固然也。
世之⼩⼈，书字虽⼯，⽽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情随想⽽见，如韩⼦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使⼈见其书⽽犹憎之，则其⼈可知矣。
余谪居黄州，唐林夫⾃湖⼝以书遗余，云：“事家有此六⼈书，⼦为我略评之⽽书其后。
”林夫之书过我远矣，⽽反求于予，何哉？此⼜未可晓也。
⽆丰四年五⽉⼗⼀⽇，眉⼭苏轼书。
书吴道⼦画后智永创物，能者述焉，⾮⼀⼈⽽成也。
君⼦之于学，百⼯之于技，⾃三代历汉⾄唐⽽备矣。
故诗⾄于杜⼦美，之⽂⾄于韩退之，书⾄于颜鲁公，画⾄于吴道⼦，⽽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
简论苏轼写作理论及其成因
简论苏轼写作理论及其成因邢继扬苏轼一生著述宏富，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写作理论的独特见解。
本文从提出有为而作的创作目的，主张淡泊旷达的创作态度，提倡辞主乎达的表达要求，推崇善用修辞的创作行为等四方面入手，结合苏轼的创作实际，浅谈其文学创作理论，并简要分析这些写作理论形成的原因，旨在为丰富写作理论的研究成果尽绵薄之力。
苏轼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造诣颇深。
他的一生著述宏富，据中华书局1982年版的《苏轼诗集》收录，苏轼现存诗歌达两千八百余首（包括诗题与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的《苏轼词集》收录苏词达三百多阙；岳麓书社2000年版的《苏轼文集》也收录了苏轼大量的策论文。
从作品的成就和对文学发展的贡献来看，毫无疑义，苏轼开创了北宋豪放词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发展，为北宋时期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探究苏轼的写作理论及其成因，有助于丰富写作理论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促进写作实践的发展。
1 苏轼的写作理论苏轼通过研究梳理了前人的写作理论，结合当时质实派、华彩派的论争，并立足于自身丰富的创作实践和人生经历，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理论。
苏轼的写作理论非常丰富，本文主要梳理出四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即提出有为而作的创作目的，主张淡泊旷达的创作态度，提倡辞主乎达的表达要求，推崇善用修辞的创作行为。
1.1提出有为而作的创作目的苏轼秉承着有为而作的目的进行策论文和诗词创作。
苏轼为官一生，留下了大量策论文，其文体涵盖了论、状、书、表、启、诏、赦、策、答、札子等。
从早期的应用文来看，苏轼的有为而作写作理论集中体现在创作出针砭时弊、积极议政的奏、议、论、策上。
比如在《刑赏忠厚之至论》、《策略》、《策别》、《策断》、《御试制科策》等作品中，提出“天下归人”的仁政思想和“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
被贬谪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多地为官后，苏轼有为而作的创作目的更加强烈，作品更倾向于立足现实，关注民生。
苏轼古文创作的理论
苏轼古文创作的理论
苏轼继承了前代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当“有为而作”的主张。
他指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
”(《题柳子厚诗》)他在《兔绎先生诗集序》中，引述了他父亲的话，并按照自己的见解加以详尽地发挥，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栋石必可以伐病。
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这里所说的“有为而作”，其实质是提倡文学创作应当深刻地反映现实。
“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能够大胆地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病。
如果说“有为而作”的提倡是苏轼的创作理论的前提；那么，对“立意”与“自出新意”的强调，则是他创作理论的核心所在。
并且苏轼对“立意”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十分形象的比喻。
他说:“檐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
这种形象的比喻，把“意”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说得十分明白透彻。
我认为苏轼的古文创作体现了这种理论。
他看到文学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可以用来“救时”、“济世”、“疗饥”、“伐病”，为改革时弊服务，这可以说是对前代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继承。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他所提倡的加强阅历，并非要作家去深入生活，参加社会实践；所谓“疗饥”、“伐病”，也不过希望用文学这一形式，为改良封建政权服务。
因此，这种主张，和我们今天提倡的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大众而创作，在认识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