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一)

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一)【内容提要】北宋后期，文人的济世热情消退，遗世之情转笃，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

当时的辞赋在平淡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

但有的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山川赋、都邑赋呈复兴之势。

由于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北宋后期赋还凝聚了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

【关键词】北宋后期辞赋特征宋代文人在文学上具有极强的变革意识。

在辞赋创作领域，宋初文人崇尚学殖深醇，尽量在辞赋中显示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文华风采，而且，他们努力克制个人情感的抒发，追求情理相谐的美韵，各种学术思想的渗透更加重了宋初赋的这些特点。

宋赋一开始就向着平和典雅的方向发展，与音情顿挫的唐赋分庭抗礼。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运动给文学以深刻的影响，此时的辞赋创作与学术思潮更为密切地结合，以学术对政治的干预为契机，辞赋参与政治的功能得到加强，甚而至于出现了用辞赋写成的政论文、说理文。

当时的辞赋家不再克制自己的情绪，忧世不治的情怀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伴随着熙宁变法引发的激烈党争，北宋文人的济世热情逐渐消退，遗世之情转笃。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因吕惠卿等人的排挤而罢相，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讥评时政获罪，兴起文字狱，至此，党争渐变为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和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

政坛的这种转变深深影响着文人的心态，迫使文人更深入地思考情感与理性、个人与社会、入世与超脱等人生问题，重视学养和情理相谐的传统又成了赋坛的主调。

逮靖康元年（1126），金人渡河，二帝入北，北宋灭亡，文学思想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本文所指的北宋后期即从元丰年间至宣和年间，共五十年左右。

由于受当时政坛的动向、文人的心态、学术发展、科举改革以及辞赋自身规律等的影响，北宋后期的辞赋表现出相当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北宋后期的政治史是恶劣党争的历史。

正如范纯仁所言:“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

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

”（《宋史》本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众多的文人卷入了这场相互攻讦、迫害的争斗中，身不由己，欲罢不能。

他们希望彻悟人生，超越宦海风波和心为形役的苦恼，在心灵的世界中寻觅真正的自我。

辞赋有表现人生忧患的传统，从《离骚》的求索人生价值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等的思索人生出处去就，辞赋成为负载文人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

北宋中期，刘敞、刘攽、文同、王安石等即凭借这种述志赋来深入思索人生问题，沿着这一线索，北宋后期，思索人生便成为辞赋创作的主调，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落的人格、人生意义要通过文学创作、辞赋创作来寻找，来探索。

北宋文人具有忧患天下的精神，在北宋后期，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许多文人在仕与隐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困惑和彷徨。

入世情怀和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使他们不可能完全超然世外，崇尚气节的道德良知又使他们不愿与时浮沉，随波逐流，因此，表现出处去就的矛盾与困惑的辞赋便多了起来，这不同于以往表现有志难伸的抒愤之作，而是在隐与仕的人生道路上的临路迟回、歧路兴叹。

像黄庭坚的《休亭赋》、赵鼎臣的《学古堂赋》、程俱的《怀居赋》、李纲的《三黜赋》等均在感叹对仕宦的厌倦和不甘归隐的无奈。

如赵鼎臣在《学古堂赋》中写道:“虽世忽晦显，道常污隆。

有礼乐以治性，有仁义以饬躬。

行既往以无敝，播方来而靡穷。

固可骛精思于物表，挹芳馨于壳中矣。

在官彬彬，拊循吏民;退休愉愉，讨论诗书。

朝而出，以古为律;夕而居，与古为徒。

得于内者，充我之不足;发于外者，推吾之有余。

”（《竹隐畸士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段文字似乎在表现为官而超脱名利、以古为师的态度，其实质是向往一种亦官亦隐，既志在黎庶，又远离机阱的生活，是在以理性的思索来化解人生的无奈。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中，有许多表现出世之志的作品，这是文人们为化解宦海苦闷而作的心理安慰。

骚体在北宋中期兴起以来，便渐渐脱离屈骚的入世精神，向远离世情的旨趣发展。

北宋后期的骚体仍然接绪这一方向，以表现出尘之趣为主。

晁补之是当时的骚体大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在宣扬这种思想，李廌的《拟楚辞》、《叹美人词》，米芾的《楚辞》等，就是抒发高世之情的作品。

因此，邵博指出:“楚词文章，屈原一人耳。

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

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

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指的就是当时骚体逐渐远离抒愤传统，向情韵然的方向发展的倾向。

北宋文人具有极强的人格独立意识。

既然生存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们便在心灵的世界中去寻觅，在超然的精神状态下，在审美观照中，获得心灵的解脱和人格的完美。

北宋后期辞赋在表现独立人格方面相当突出。

文人们喜欢描绘具有高洁品格的形象来寄托人格理想，宋初以来，描写松、竹、梅、菊等以寄寓高洁人格的咏物赋渐增，到后期，更是出现了一个高潮。

如写竹的，有黄庭坚的《对青竹赋》、《苦笋》，李复的《竹声赋》，郑刚中的《感雪竹赋》，慕容彦逢的《岩竹赋》等;写梅的，有唐庚的《惜梅》，李纲、张嵲、李处权的《梅花赋》，谢逸的《雪后折梅赋》，苏籀的《戏作梅花》等。

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描写竹的赋，大抵寄托高雅傲岸的人生境界，李复的《竹声赋》对竹的形象的描绘另辟蹊径，专写竹声，是这类赋中的妙品，赋中写道:“高秋气肃，夜色如水，喧逐众归，静与孤至。

不知何声，纷然满耳，疑有天人，来过虚庭。

琼旒宝络，玉佩珠旌，风散湘瑟，霜感缑笙。

飘流苏于檐宇，缈金奏于烟云，前导既往，后陪载作，乍低徊而掩抑，俄飘起于青冥。

”（《潏水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篇赋发挥了辞赋体物的优长，将竹声虚幻做仙人的仪仗队伍在明净的夜色中飘然而来，充分展示出竹声之高雅、悠远，作者之胸怀，通过纯美的境界展示出来。

北宋写梅的赋多受唐代宋璟《梅花赋》的影响，以表现梅花的风姿绰约、孤芳自赏见长。

唐庚的《惜梅赋》将梅之高洁与处境之庸俗荒僻对比来写，言浅语深，高出流辈。

赋曰:县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于何时，荫一亩其疏疏，香数里其披披。

侵小雪而更繁，得胧月而益奇。

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

前胥吏之纷拏，后囚系之嘤咿。

虽物性之自适，揆人意而非宜。

既不得荐嘉实于商鼎，效微劳于魏师;又不得托孤根于竹间，遂野性于水涯。

恨驿使之未逢，惊羌笛之频吹。

恐飘零之易及，虽清绝而安施。

（《眉山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篇赋作于政和年间，其时唐庚谪官惠州，他以梅自况，在孤高中又孕涵着平和淡逸、缘性自适的情怀，很好地展示了崇尚隽雅人格的胸襟。

追求高雅隽逸的心灵境界，忘却世俗名利，这是北宋文人，尤其是后期的文人共同的追求，可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愈是达不到，便愈在生活中、文学中寻求，表现这种人生的真情趣、真乐趣，努力使生活艺术化。

北宋文人喜欢徜徉于园林台榭间，俯仰于书斋静室中，在虚灵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的奥义。

他们喜欢用“记”类散文来抒写这种人生情趣，而且，这类题材也逐渐向辞赋浸透。

北宋中期，只有宋庠的《幽窗赋》、范仲淹的《秋香亭赋》等少数描写园林台榭的作品，北宋后期，这类赋激增，写园林亭台的，有黄庭坚的《休亭赋》、《放目亭赋》，米芾的《登黄鹤台下临金山赋》，晁补之的《北渚亭赋》、《披榛亭赋》、《遐观楼辞》、《漫浪阁辞》，唐庚的《平台赋》，程俱的《临芳观赋》，秦观的《黄楼赋》，苏辙的《登真兴寺楼赋》等;写书斋静室的，有秦观的《寄老庵赋》，黄庭坚的《是是堂赋》、《坐进庵赋》，慕容彦逢的《双南轩赋》，赵鼎臣的《寄傲斋赋》，刘一止的《三友斋赋》，李复的《久翠堂辞》，宗泽的《抚松堂赋》，郑刚中的《山斋赋》等。

“记”类散文的题材用辞赋来表现，这反映出赋在表现文人闲雅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作为闲雅生活情趣的点缀，艺术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北宋后期表现书法、绘画的赋也不少。

与此联系，饮酒、啜茗、游览等表现怡情雅趣的赋也多了起来。

单就游览赋来说，描写游历湖泊泉流的，有苏轼的《天庆观乳泉赋》，有张耒的《游东湖赋》，李纲的《后乳泉赋》，王安中的《竹林泉赋》，苏籀的《汤泉赋》;描写游观山岳丘壑的，有张耒的《柯山赋》，李廌的《武当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赵鼎臣的《尧山赋》，张嵲的《续囚山赋》，孔武仲的《庙山赋》、《田家坡赋》等。

超逸绝尘的品格和与造物者游的胸次是北宋后期文人普遍的追求，许多人用赋来表现优游于艺术之境的陶然，在园林台榭、书斋静室、泉流丘壑的晏处游遨中，将感悟到的高世之情用辞赋来纵笔挥洒，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二辞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在庆历以来的变法运动中，北宋文人表现出浓厚的参政热情。

熙宁、元丰以来，文人们心系天下的激情消退了，全身远祸、因循墨守之风渐染士林。

李清臣指出:“古者之用人矣，视成不视始，责大而不责细;……今者之用人，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焉。

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而气折，大臣慑怯，小臣凌竞，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

”“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朝廷大计，生民实患，卒无有任者。

是故以天下之大，万官之富，而常若无其人。

”①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文人们入世热情消退的原因所在。

但文人们的济世热情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不得不向内收敛，变得更为深沉了。

既欲参政，又思祸端，忧乐天下的意识无法在现实政治中伸张，只能在随性逍遥的人生态度和远离尘嚣的纯美境界中得到消解。

在辞赋创作中，北宋后期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时有流露。

在党争中，文人们时常以辞赋来表露政见，攻击对方。

苏轼的《后杞菊赋》就是为讥刺新法削减官俸而作。

黄庭坚作于元佑八年的《江西道院赋》畅论简静牧民之道，非毁新法扰民。

这种以文学来讥刺政治的作法其实是忧患意识的流露。

正如苏轼在《与滕达道二十四首》中所说:“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取，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东坡全集》卷七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语道出了忧世之情无法排遣的无奈。

对于同党，文人们往往相互标榜，誉之过甚。

苏轼在元佑六年回朝，拜中书舍人后，李廌作《金銮赋》颂美其事。

元佑四年，苏轼为翰林学士，李廌又作《金銮后赋》，对二苏褒扬过誉，对新法贬斥颇多。

这类赋，同样是参政意识的曲折反映。

由于惧怕文祸及身，更多的赋家往往并不针对具体的行政微文讥刺，而是穷究治乱之源，通古今之变，借古讽今，因此，这个时期吊古之作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