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政治简论汇总

北宋晚期政治简论2015-02-05 15:45:06 《中国史研究》王曾瑜北宋皇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稳定发展，至宋徽宗时，进入了“太平极盛之日”①，“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不识干戈”②。

宋徽宗对国家的富盛，也颇为自鸣得意，他在御制《艮岳记》中说，“昔我艺祖，拨乱造邦”，“且使後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祖功宗德”，“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

词臣奉命进谀诗说，“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③。

从表面上看，宋徽宗确有其自我矜夸的资本。

《宋史》卷85《地理志》说，“建隆初讫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无大增损”，此说尚不确切，因为西北若干州郡被西夏夺据，宋的疆土有减而无增。

宋哲宗时，开始大规模蚕食西夏疆土。

自宋徽宗“崇宁以来”，对西夏战争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可谓极盛矣”。

直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宋军在统安城之战大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

④。

在人口方面，宋徽宗即位之初，户数已超过二千万⑤，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超过一亿。

在一个依赖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增殖，就意味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

宋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并非没有“大水”、“大蝗”以及旱灾记录⑥，但总的说来，仍可算是“天地顺应，年谷屡丰”⑦。

宋徽宗并非单纯是继体守成之主。

他即位后，很快沿袭宋哲宗“绍述”宋神宗“良法美意”的方针，立元祐党人碑，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除了方田均税和保甲军训外，又采取了财政、教育等方面的新政。

今仅枚举其荦荦大端者，分别介绍于下：一、改变财政体制：宋神宗元丰改制时，中央财政主要是皇帝内库和户部两个系统，户部又分左、右曹。

然而在宋徽宗时，却出现了“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四个系统。

所谓诸局所，如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行幸局、采石所、延福宫西城所、後苑书艺局等，往往由宦官掌管，其钱物直属皇帝。

四个财政系统之间，“讲画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⑧。

按宋朝制度，皇帝内库，即御前钱物，尚非天子私财，往往用于补贴中央财政的亏空，而诸局所钱物却全成“禁中私财”。

如蔡京设计，增收茶利，“岁以百万缗输京师供私奉，掊息益厚”，“民滋病矣”⑨。

二、方田均税法：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宋廷下令在各地重新方田，均定赋税。

但因吏治腐败，出现了不少弊端，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徽宗又下诏罢方田⑩。

三、保甲军训：宋神宗时的保甲军训，迟至宋哲宗在位之末的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尚未恢复。

宋徽宗于翌年即位后，下令“陕西、河东路流冗未肯归业”，“免今年保甲冬教一次”。

此後，冬教和月教来回变更，军训范围一度扩大到京东和京西（11）。

但是，正如李纲所说，北宋末“十余年来”，“免教阅”，“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12）。

四、盐法改革：宋徽宗时，将钞盐制延伸至东南沿海，规定商人先向政府纳钱，申请盐钞，再往东南沿海凭钞取盐。

由于官府不断另印新钞，使旧钞贬值，持旧钞者必须搭配新钞，增付钱币，方能得到盐货。

致使“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为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崇宁时，在四个多月内，官府得此项盐利达五百余万贯。

政和时，两年之间，官府“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被吹嘘为“富国裕民之政”（13）。

五、茶法改革：蔡京对茶法作了三次变更，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纳钱，换取茶引。

茶引分价格较高、期限较长的长引和价格较低、期限较短的短引。

商人凭茶引向种茶的园户买茶，官府“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14）。

六、采矿业和币制混乱：宋徽宗时加强和增设了提点坑冶铸钱司的机构，大力奖励和开发金属矿藏。

但因当时探矿和开采技术所限，矿业不振，“或苗脉微，或无人承买，而浮冗之人虚托其名”，“骚动邀赂”。

“坑冶之利”最丰的广南，收益不及宋神宗时十分之一（15）。

蔡京倡议铸当十钱，每贯约重十八宋斤十二宋两，而普通铜钱每贯约重五宋斤（16）。

于是民间盗铸盛行，“规利冒法”。

此後，当五钱、当三钱、夹锡钱等反覆变更，“滥钱益多，百物增价”，“刑禁益烦”。

此外，在四川地区滥发纸币交子，又引起交子的剧烈贬值，宋徽宗下令将交子改为钱引，钱引亦复贬值，“至引一缗当钱十数”（17）。

七、直达纲：东南各路漕运开封的粮食，“常有余蓄”，可以丰补歉。

各路粮船运到真州下卸，改由发运司船沿汴河运往开封，谓之转般。

蔡京“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此后各路粮食“直抵京师，号直达纲，丰不加籴，歉不代发”。

宋廷在直达和转般问题上来回变卦，破坏了漕运，“公私横费百出”（18）。

八、农田水利：与宋哲宗时相比，宋徽宗时较重视农田水利。

在开封一带，“根括诸县天荒瘠卤地，开修水田，引水种稻”。

在低洼的浙西和江东修筑沟渠，疏浚河道，建造圩田。

但此类农田收入却归稻田务和应奉司，由这两个机构“督御前租课”。

北方公田另成一大祸害（19）。

九、加重赋税：史称“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各种苛捐杂税，“名品烦碎”，“不得而尽记也”，“掊剥横赋，以羡为功”。

“絮帛则有和买，有预买，有泛买，有常平司和买，有应副燕山和买，米谷则有和籴，有均籴，有补发上供和籴，有应副军粮和籴，有拨发辇运司和籴。

名曰预买，无钱可敷，名曰和籴，其价每下”（20）。

其他著名的民间税役负担有花石纲（21）、经制钱（22）、免夫钱（23）等。

宋朝事实上从未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百姓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宋徽宗对百姓的搜刮更超迈其列祖列宗。

十、设置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贫困的鳏寡孤独，安济坊免费为穷人看病，漏泽园负责殡葬穷人和死于异乡的旅客。

但这三项慈善事业开支过大，超过官府的财力，後来不得不大加裁削（24）。

十一、崇奉道教：宋徽宗耽溺道教，自称道君教主皇帝，不惜耗费巨资，在各地大造道观，扩充道士名额，设置道官、道职、道学等（25）。

十二、学校和科举改革：宋徽宗尊崇王安石，将王学作为官方经学。

当时沿用宋神宗时创设的太学三舍法，并扩大太学、洲学、县学等规模，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

接着又下令废科举，直接从太学生中选拔进士，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德行作为取士标准，实际上便取消了科举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

于是请托公行，“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最后，宋徽宗又下令取消州县学三舍法，撤销各路提举学事司，恢复科举考试（26）。

总的说来，宋徽宗时的一系列新政呈现了复杂的情况，其中不能说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有粉刷太平，好大喜功，特别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成分。

宋哲宗辞世后，他最倚重的左相章惇（宋哲宗亲政时未另命右相）反对端王入继大统，其理由是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27）。

章惇因此遭受毫不留情的贬黜和打击，但往後的历史演变，却证实了其先见之明。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与处置军国大事的昏愦，有机地融合于一身。

天水一朝十五帝（南宋亡国时三个幼儿不计在内）中，真正算得上大纵侈心者，第一个是宋真宗，第二个是宋徽宗，并且後来居上，其奢侈和享受超过了宋朝任何一个皇帝。

宋徽宗最初尚有所克制，“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

宋徽宗“尝大宴，出玉、玉卮示辅臣”，说：“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

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

”蔡京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

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28）启迪皇帝侈心者，自然决非蔡京一人。

宋徽宗进行规模空前的宫殿、後苑、艮岳等建设，穷侈极丽，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不惜（29）。

宋徽宗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

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其总数“盖以万计”（30）。

浩大的宫廷开支，非御前钱物所能维持，故另外创设诸局所钱物，乃势在必行。

尽管宋徽宗纵情声色狗马，竭天下以自奉，在口头上，却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

“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

“经营欲致黎元福”。

他自称“不可以燕乐废政”，“言者”指责皇帝“金柱玉户”，皇帝反指他“厚诬宫禁”（31）。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被太学生陈东指为“六贼”者，有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32）。

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人，掌军的高俅，掌河防的孟昌龄和孟扬、孟揆父子，蔡京之子蔡攸之类，都是祸国的蟊贼，害民的大憝。

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

这帮奸佞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

蔡京最初侍奉童贯，“不舍昼夜”，得以窜升，但童贯后来又“寖咈京意”。

蔡京与蔡攸居然“父子遂为仇敌”（33）。

这帮奸佞窃据要津后，必然援引亲故，广结党羽。

“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

“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

”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

”（34）朱“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亦〕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

童贯也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35）。

一时“乳臭童稚，目未知书，绮襦竹马，方务嬉戏，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36）。

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专制政体不可能具备真正制约腐败的机制。

宋朝的腐败并非始于宋徽宗，但在宋徽宗时，腐败政治达到了极度膨胀和恶性泛滥的新阶段。

招权纳贿，货赂公行，是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奥秘正在于上行而下效。

宠臣们懂得，其恃宠固位的主要手段，就是为皇帝搜刮钱财。

蔡京巴结内宫，“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得以进用。

他“拔故吏魏伯刍领榷货，造料次钱券百万缗进入”，宋徽宗大喜，说：“此太师与我奉料也。

”童贯“颇疏财，後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交口称誉一词”，故能“权倾四方”（37）。

上有皇帝以身作则，宠臣辈贪污受贿自然成了家常便饭。

王“黼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时谚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

童贯“庭户杂遝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

朱“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38）。

蔡京“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

他本人“目昏眊，不能事事”，仍贪恋权势，一应政务由幼子蔡絛处置，“代京入奏”，“由是恣为奸利”，“骤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

宋徽宗“亦浸厌之”，命蔡攸和童贯往取蔡京辞职表，蔡京惊慌失措，说：“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