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民间性

摘要：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中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他在文化心理上具有鲜明的民间立场，其小说创作通过日常生活图景和民俗民风的展现，体现了其浓郁的民间情结和审美追求，他以自己浓郁的文化情结为血肉，构建了一系列的民间小人物形象。

在时代政治环境及汪曾祺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开创了另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使其作品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汪曾祺日常生活风俗民情人物原因关注平凡人生体察风俗民情——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性一、绪论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出生于高邮的一个旧地主家庭，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爱好文学艺术。

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并且不可替代的地位。

汪曾祺是一位传奇色彩浓厚的作家，其创作生涯经历了几次坎坷起伏，纵观他的创作生涯，其小说创作大概可分为三个创作阶段：1940—1947年，汪曾祺思想游离于当时主流文化思潮的边缘，创作了代表他情感体验的作品，如《鸡鸭名家》、《戴车匠》、《老鲁》和《艺术家》；1961—1962年，写了几篇反映儿童题材的作品，如《羊舍一夕》、《看水》和《王全》；1979—1997年，汪曾祺坚定不移地驻于民间这块广阔而自由的文化空间，一发不可收的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三陈》等一系列洋溢着民间风情的精美篇章。

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风俗在汪曾祺小说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文化角度来说，“民间日常生活就是风俗生活，或者说，风俗是主宰民间日常生活的主导文化力量”。

[1]风俗对人的规定是先在的，所谓风俗其实就是社会诸意识形态之源：“世界观、生活策略、是非、权利和道德都是民俗的产物”，“所有的成员都必须遵从，这样，民俗就主宰了社会生活”[1]。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汪曾祺将人放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就是将人放回到了民俗文化之中，是为了恢复和彰显人的最初始的生存状态。

他的“写生活”就是写出人在原初性、永恒性、普遍性的世界里的生活。

他把对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感情全部浸润在了风俗之中，那淳朴的民俗风情和优美的人情人性，还有那故乡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构成了他笔下一幅幅美丽的风俗画卷。

二、汪曾祺小说民间情结的表现（一）简单平淡的民间日常生活“人的生活就是风俗化的生活，人的生活世界就是风俗化的世界，风俗离不开日常的生活”。

[1]简单平淡的民间日常生活对个体来说，有着一种贴心贴肉般的温暖与自然，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丰富而多彩的民间生活面貌，生命的各种颜色、气味、声音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进而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具有原滋原味的民间生活的图画。

以《大淖记事》为例，汪曾祺以极大的篇幅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枝连藕，走成一长串，风摆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2]这些具有自然、天然之美的女性组成了一幅富有野性生命气息的美丽图画。

这里的姑娘媳妇全然没有女性的骄气，“她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

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2]。

显然，这里的人随性随情，自由自在，一切都呈现出不受任何观念束缚的生活民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也是反映日常生活的一种体现，而且汪曾祺酷爱美食，对美食津津乐道，在他笔下，吃不仅是人的一种生理需求，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他能在制作和咀嚼食物的过程中体味到活着的乐趣。

《如意楼和得意楼》有扬州茶楼的烧卖与干丝；《安乐居》有北京酒馆的卤味及兔头；还有《日规》里描写的昆明汽锅鸡和魔芋豆腐等等。

作者在小说《异秉》中还对王二的熏烧绝活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地描写：“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处，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地堆在那里。

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

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

[3]汪曾祺谈吃，总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吃已成为一种人生的乐趣，是一种惬意、自由、洒脱的精神诠释，这些都源自于汪曾祺对世俗社会的倾情关注。

人们自然而张扬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各具地域特色的饮食习惯给简单平淡的生活也带来了一些欢乐与情趣。

（二）独具特色的风俗民情汪曾祺坚持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信念，相应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写风俗，将人置于风俗中，他笔下的人是沉醉在风俗生活中并与之和谐相处的，而不是千方百计地要从风俗中“挣扎”出来。

其笔下的风俗，大致可以解读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仪式、节庆和生产劳作。

在汪曾祺小说中涉及到很多风俗仪式，有节日仪式，如《故里三陈陈四》中的迎神赛会仪式；有祭神仪式，如《小说三篇求雨》中儿童求雨的仪式；更有各种人生仪式，如成年礼、婚礼、葬礼……总之，汪曾祺小说几乎囊括了民俗生活中的所有仪式现象，仪式是汪曾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文学意象。

《受戒》是汪曾祺代表作，其中就涉及佛教念经的仪式、做法事放焰口仪式、僧人的杀猪仪式、和尚受戒仪式以及世俗生活中的婚嫁仪式和青春期成长仪式等多种礼仪式形式，可谓是一篇“礼俗大全”。

这些仪式既是线索，也是时间，体现出了人生便是处在一个接一个高产迭起的仪式中，时时处处充满着欢愉和笑声。

穿插在民间日常生活其中并凸显或反映日常生活精神的则是节日生活，节日生活是连接日常生活的桥梁，是日常生活最集中和最具诗意的呈现。

汪曾祺热爱民间的各种节庆，在其小说中随处可看到独具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

如《故里三陈·陈四》中描写了“迎神赛会”的热闹场面，沿街的店铺燃香烛、挂灯宫，沿街还有摆摊的、卖水果的和各种小吃的，非常热闹。

迎神赛会开始的时候，放鞭炮，后边是拜香还愿的，紧接着是舞龙、舞狮、跑旱船、跑小车、站高肩、踩高跷等各种表演活动，场面更是热闹非凡。

还有《王四海的黄昏》里的卖艺表演；《珠子灯》里的元宵节为求子的“送灯”；《岁寒三友》里的放焰火；《故人往事·戴木匠》里清明节的描写等等。

这些场面的描写，充满了庄严的气氛和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同时也洋溢着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力，这也体现出了作者对民间审美情趣的执着追求。

民俗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内涵极为丰富，汪曾祺在作品中也涉及到民间生产劳作方面，描写了诸如在水边养鸭、捕鱼等民俗物事。

作者在《鸡鸭名家》中详细介绍了养鸭的各种环节，让读者可全面了解民间独特的生活民俗。

在《故乡人·打鱼的》中详细介绍了高邮地区的打鱼方式，从打鱼的类型到工具以及打鱼的过程都进行了细致揭示，体现出汪曾祺对故乡民俗的全面了解与熟知。

在《故里杂记·鱼》中叙写了民众捉鱼的情景，“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

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鱼往里跳。

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的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

[4]此外，《桥边小说·茶干》里讲述了酱园制作和销售油酱的方法，《大淖记事》里描写了锡匠打制锡器的过程，还有《异秉》里药店的人员构成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作者对民间生活的深入观察，他通过展现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让读者看到了真正的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三）民间小人物的塑造在汪曾祺笔下，其作品的人物形象驳杂繁多，多种身份、多种情致的人物竞相涌出，但多而不杂，各个个性鲜明，下层平民、知识分子、市井奇人三种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在其作品中尤为突出。

对下层平民生存状态的热切关注，是汪曾祺创作的一贯主题，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注视他们的生活，抒写凡人小事，展现平凡人生的美好人性和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抒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复杂的人生况味。

比如《异秉》中的王二，他是一个卖熟食的小生意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劳作终于将一个熏烧摊扩大到半个店铺，王二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改善了生活境况，王二发达了。

在汪曾祺的笔下，除了最普通的下层平民之外，还有中国老式文化人，对知识分子的描写构成了他作品人物中独特的一景。

《岁寒三友》中的画家靳彝甫虽然生活上是半饥半饿，但仍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对功名利禄的世俗之物看得非常轻淡。

他不仅气节高洁，而且为人也非常慷慨、讲义气，在朋友落入窘境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视若生命的三块田黄石低价贱卖了，并把所获银两全部周济王瘦吾和陶虎臣。

朋友之间重义气、讲信用，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这是民间最为敬重的美德，也展示出了民间精神的美丽与庄严。

另外，作者还描写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形象。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鸡毛》里的金昌焕，一个现代读书人，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行为古怪，从不与人来往，这个人自私自利，在宿舍独占一个单元，他世俗势利，只学习了当银行职员相关的知识，至于他在校所学的专业他认为是没什么用处的，只为混个学分。

最让人深感可恶的就是他偷吃了生活不易的文嫂的三只鸡，更可耻的是居然借用文嫂的鼎罐炖鸡，临走时连一根布丝都带走，只留下三堆鸡毛和文嫂的鼎罐。

作者在此处将一个缺乏知识分子独立操守、表面斯文、内心阴暗、贪图小利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

在现当代文学中，总有一些带有神奇色彩的民间小人物开始纷纷活跃在文学舞台上，而汪曾祺笔下的市井奇人，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八千岁》中的宋侉子，一个怪人，他本是世家子弟，但因胡闹生性，“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最终把家世给败了，为了生存宋侉子做骡马生意。

不过，宋侉子相骡马堪称一绝，经他挑选的牲口没有不好的，所以他在骡马市上也是有点名气的。

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凭借自身的一技特长而在这世上谋生立足。

下层平民、知识分子、市井奇人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民间人物世界，这三者之间既各具特征又相互融合，透过浓郁的生活气息，给读者塑造了一批平凡而又非凡的小人物，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我们总能看到率真的人性，淳朴的人情，乐观的生活情趣和执着的生活信念。

三、汪曾祺小说民间性的原因一位作家之所以将视野转向民间，有如此浓厚的民间情结，通常由先天气质、童年经历、传统精神、域外文化、施恩传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造就而成的，汪曾祺也不例外。

（一）“乡下人”的自身经历1997年5月16号，汪曾祺逝世后，儿女们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写在墓碑上的是：高邮汪曾祺。

由此可见，故乡高邮在汪曾祺心目中的重要和独特地位。

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生活了十九年，他原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浸润着少年汪曾祺的心田，他也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决定这个人的一生。

高邮不仅馈赠给汪曾祺快乐的童年，也是他以后创作生涯中的一笔无价财富，就其实际创作来看，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有40多篇，几乎占其小说创作总量的一半，且大多是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