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议程设置
3 第三章 公共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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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Nelson, 议程设定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A、问题认识：一个问题引起注意，并被认为具有 需要政府采取行动的潜力。问题要足够的重要， 使政府行为者严肃地考虑 B、问题采纳：作出是否对问题作出反应的决定 政府在这个方面是否具有合法的职责？ 是否能够发现、作出恰当的反应？ C、问题的优先性：纳入议程清单，并就优先性排 序 D、问题保持：问题保持到决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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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实质性问题，象征性回应” 政府决策者采取象征性政策有几个原因： 有些问题其强度可能很大，但范围却可能很窄，政策制 定者可能以表征性的答复或象征性的回应来承认问题的 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却不做什么事情来解决问题。 政策问题构成十分复杂，难以作出选择，就可能对各方 的实质性问题给予象征性的关注，因为最低限度的回应 是唯一可行的回应。 象征性地承认一个问题，能够同时安抚社会的各种疏离 因素，并且产生最低限度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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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条件 Roger W.Cobb and Charles D.Elder认为， 一个问题要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必须符合三 个标准： 该问题必须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范围）； 相当数量的公众提出必须采取行动的要求（强 度）； 必须为一个适当的政府机构所重视。
安德森：《公共决策制定》 科布、爱尔德：《美国政治中的参与：确定议程的动力学》 琼斯：《公共政策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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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及对策
新时期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及对策作者：鲁先锋来源：《党政干部论坛》 2018年第4期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环节和重要内容，强调特定社会背景下，政府等主体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将其诉求纳入政策框架的过程。
政策议程是由特定的政策问题引发的，在不同社会结构下，各主体的决策地位和影响政策议程的方式均不相同。
在传统决策体制中，政府垄断了资源分配和公共管理事务，强政府与弱社会之间的不均衡导致政策议程设置主体之间的权力失衡。
相对于精英决策、闭关决策，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受到较大限制。
随着市场体制的发展、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以及民主决策的发展，我国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正发生着新的变化。
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兴起，政策制定的多元化、民主化越发明显；另一方面，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变迁中也出现了非理性参与、政策创新不足、政策行为缺乏规范等诸多问题，这既是新时期政策议程模式发展的挑战，也是政策议程发展的契机。
一、当前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特点（一）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策议程设置的参与主体是那些对政策议程设置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个人、团体和组织。
由于权责关系和政治制度安排，立法、行政、司法和执政党在宪政体制内处于核心主体地位，具有政策制定的合法性职能。
在体制外，不同的公民团体、利益团体、党派、大众媒介等主体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策议程。
与前者相比，体制外主体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在法理上，政府与公众的决策权力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民主制国家中，政府是由民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应代表民众来管理国家和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公民具有拥有决策的权力，否则不是民主的政府。
另一方面，政府代表民众治理国家，自身应承担相应的决策职能，否则不是有效的政府。
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倡导的“天赋人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倡导的“人民主权”都将公民至于基础性地位而获得天然合法性。
但政府与公众的决策根源的一致性被现实的决策分工所切割，甚至导致现实民主决策的偏离。
政策议程设置的四种触发机制
政策议程设置是指政府或政策制定机构确定要解决或关注的问题和议题的过程。在政策议 程设置中，有四种常见的触发机制，它们是：
1. 事件触发机制：政策议程可以通过突发事件或危机来触发。这些事件可能是自然灾害、 社会问题、经济危机等，引起公众关注和政府的关注。政府可能会将这些事件作为政策制定 的优先事项，制定相关政策来应对和解决问题。
4. 专家触发机制：专家触发机制是指专业知识和研究的发现，推动某个问题成为政策议程 的一部分。当专家、学者或研究机构提出关于某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政策建议或预警时，政 府可能会考虑将其列入议程，并依据专家建议制定相应政策。
这些触发机制通常是相互关联的，政策议程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政府和政 策制定机构需要综合考虑这些触发机制，并根据具体情况和需求，确定要解决或关注的问题 和议题。
2. 政治触发机制：政策议程也可以通过政治因素触发。例如，当某个政党或政治领导人将 某个问题作为其政策纲领的一部分，或者在选举期间，某个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时，政府可能 会将其列入议程并制定相应政策。
政策议程设置的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种触发机制
3. 社会触发机制：社会触发机制是指社会运动、公众舆论和社会组织的压力，推动某个问 题成为政策议程的一部分。当公众对某个问题表达关注和需求，并通过示威、请愿、媒体报 道等方式来推动政府行动时，政府可能会将其列入议程并制定相关政策。
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它最早由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证明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选民们关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的主要新闻媒介所突出的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议程设置的研究拓展到多个领域，并沿着多个方向得到纵深发展。
就此期间的主要文献进行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政治领域议程设置研究仍居主导地位议程设置理论从其形成之日起，便与政治传播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九十年代以来的议程设置研究中,涉及政治领域的仍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分为：政策制定的议程设置和投票选举研究。
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探究媒体对受众在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
关于媒体政治报道与对外政策的研究主要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框架，认为媒体政治信息直接影响受众认知，并延伸至议程设置理论第二层面的概念。
对于2001年的“9•11 ”事件和2003年的美国对伊战争，传播学界从媒体报道角度出发，试图探究媒介报道对政策制定的潜在影响。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Michael.J.Mazarr （2007）在对伊拉克战争和议程设置研究中发现，用政治社区，中心事件，政治窗口等概念可以帮助阐释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决定，并认为用议程设置范式可以解释更好地洞悉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
除了政策制定研究，竞举也是研究的一大焦点。
美国每四年的总统大选中，媒体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传播学效果研究的许多理论成果都是来自竞选运动和投票的实证研究。
Young Min(2003)在对2002年德克萨斯州州长首轮选举的媒介政治信息和公众的研究中发现，媒体对候选人个人属性的议程设置的顺序，对选民的偏好和选举意向有重要影响。
同时这里衍生出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称为议程融合（AgendaMelding）。
该理论结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认为受众接受媒体中的某特定议程，是因为需要在议程中寻求归属感。
政府议程设置
政府议程设置
政府设置议程应该是以下三者完美的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
政府要通过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成为人民乐于关注的焦点，使政府决策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
面对网络时代多元化、即时性、多样性的舆论生态环境，政府只有通过对媒体议程的设置，从而达到公共议程的设置，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关注的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
这种驾驭舆论的执政能力应该是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新闻发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调动媒体的兴奋点，使媒体自觉自愿地围绕公共政策部门所发布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
作为加强执政能力的突破口，议程设置所塑造的舆论民意更可以使社会内部成员获得强烈的政治认同感。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读后感《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的模式，重点讨论在中国的的现实形式和发展趋势。
从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获得了三点基本的认识：首先，大众长期以来过于注重对政策制定过程本身的的影响吗，而忽略了对更重要的政策议事日程设置。
即为什么有些事情会被提上政策议事日程，说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其次，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以重要性进行排序。
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可以把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
而且三种议程的设置是具有关联性的，三这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不难看出不论是传媒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它们都是最终指向政策议程的，因为唯有政策议程才会形成最后的公共政策，进而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影响公众利益。
最后，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族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外压模式。
作者试图通过分析次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历史转换和现实影响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所以，这篇论文的重点是探讨六种模式在中国公共政策议事日程的历史转换、地位以及未来趋势。
既然这篇论文的重点在于对影响中国政策在制定的六种议程设置模式的的分析，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也谈谈在阅读论文后对此六种模式的认识，它们如何影响中国政策制定？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的一些想法。
首先，作者已经就此六种模式的概念做了定义，不必在做说明；关门模式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通俗的说在中国即使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
作者例举了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时价格改革的例子对此种模式加以阐释并做出了负面的评价。
但虽然关门模式有政府独裁和不民主之嫌，关门模式作为一种政策议程模式，也有其合理之处。
相对于议程提出者为民间大众的上书模式和外压模式，关门模式在紧急事件发生时可以有效节约决策时间、缩短政策制定周期，同时减低决策成本；相对于议程提出者为智囊团的内参模式，它也较少受利益集团和智囊团相互勾结的影响。
公共管理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
公共管理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第一章: 前言在公共管理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且实践性很强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仅仅涉及到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公共机构和社区层面研究个体的决策行为，还包括群体和组织中如何构建决策的具体程序、文化和基础设施。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3个不同的层面来探讨公共管理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问题，这三个层次是：政治层面、制度层面和个体层面。
第二章: 政治层面在公共管理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问题中，政治层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层面是指政治利益相关方对整个政策制定过程的控制。
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官员、议员、政治党派和商业利益的代表。
在这个层面，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如何运作将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的方向和结果。
例如，不同政治派系的利益关注点和之间的斗争将决定各种政策是否会被制定和落实。
此外，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和人力扶持也是促进或抵制政策制定和落实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 制度层面制度层面可以用来描述公共政策制定的机构化和组织化过程。
在这个层面上，重要的因素包括各种机构和规则的运作，以及人员、财务和时间资源的分配等。
例如，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定。
这些规定包括必须经过国会的授权，并遵循一系列程序。
理解和遵守这些规定，使政策制定过程更具透明度和效率。
第四章: 个体层面个体层面是指从事公共管理的人员和政治参与者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在这个层面上，个体决策和交互的特征是导致政策制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例如，在某个政策制定小组中的成员的背景、信念和政治态度都会影响该小组的最终决策。
此外，会议、裁决和领导力等决策过程中的结构因素也会对个体行动产生影响。
第五章: 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的挑战公共管理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挑战。
这些挑战既反映了政治的、制度的，也反映了个体的方面。
由于它们的相互交互，因此这些挑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的。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政治、制度和个体三个方面来分析公共管理中的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问题。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包括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和内参模式。
1.关门模式。
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
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
2.动员模式。
在这种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
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
3.内参模式。
在这种模式里，决策者通过内部咨询来形成议程，一
般表现为内部研究报告、情况反映和送阅件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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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程设置
政策议程设置是指政府或政治组织为解决社会问题或实现政治目标所制定的政策计划和行动方案。
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包括问题识别、议程制定、政策制定和实施等环节。
政策议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引导政府和政治组织的决策行为，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同时也能够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增强人民的信任和认同。
为了有效地进行政策议程设置，需要政府和政治组织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的交流和协商，听取不同群体的声音和意见，形成多元共治的政策环境。
同时，政策议程设置也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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