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民国时期三种乡村建设模式比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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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6年 第 4期
民国时期 三种 乡村建设模 式 比较 与借 鉴
张 秉 福
内容 提 要 : 上世 纪 二 、 十年 代 , 阳初 创 造 的 “ 民教 育— — 乡村 科 学化 ” 式 、 漱 溟创 造 的 “ 三 晏 平 模 梁 文化 复 兴—— 乡村 学校 化 ”模 式和 卢 作孚 创 造 的 “ 实业 民 生— — 乡村现 代 化 ”模 式 ,为 民 国时期 的三 大 乡村 建设 模 式。 三位 先 生 关 于 乡村 建设 的使 命 、 步骤 、 内容及 动 力 的基 本 理论 和 主 张各 具 特 色 , 但他 们 的 乡村 建 设 思 想都 为解 决 当代 中国“ 农 ” 三 问题 , 设 社会 主 义 新 农村 提供 了有 益 的借 鉴 。 建 关 键 词 : 阳初 梁漱 溟 卢作 孚 乡村 建 设 运动 比较 晏 借 鉴
梁漱溟乡村建设_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梁漱溟乡村建设_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
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
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
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
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
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
”(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
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
“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
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
乡村建设与乡村合作运动巨匠——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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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推 选 产 生 ,负 责 管 理 全 社 播 种 、 轧 花 、 存 、 送 工 作 。总社 和 分社 职 员均 收 运
数和 推 长 , 别 达 到 5 2户 和 18 分 2 6 5张 ,
梁 漱 溟 的 乡村 合 作 社 实 践 活 动
机 构 为 社 务 委 员 会 , 由 分 社 代 表 选 举
3 5人 组 成 , 务 委 员 会 推 主 席 1人 主 — 社
13 9 0年 1 月 , 1 梁漱 溟发表 《 山东乡
村 建 设 研 究 院 设 立 旨趣 及 办 法 概 要 》 , 13 年 3月 , 漱 溟 等 人 开 始 筹 办 山 东 91 梁 省 乡村 建 设研 究 院 。6月 , 究 院 正 式成 研 立 , 划 邹 平 县 为 实验 区 , 邹 平 实验 区 并 在 内倡 办 合 作 社 事 业 。 13 9 2年 9月 , 邹 梁
持工作 , 下设会计 、 总务、 营业三部 , 又由
乡村 建 设 研 究 院 派 遣 指 导 员 1 、技 术 人
员 1 人指导和协助工作。总社主要 负责
收 花 、 款 、 级 、 包 、 售 、 配 及 选 贷 评 打 销 分 种 ;种 植 美 棉 的 村 庄 每 一 二村 组 织 一 个 分社 , 社 长 1 , 事 3 5人 , 设 人 干 — 由社 员
1 棉 运 销 合 作 社 。 在 邹 平 的合 作 . 美 社 中 , 棉 运 销 合 作 社 成 立 最 早 , 目最 美 数 多 。 社 运 销 由 乡村 建 设 研 究 院 推 广 、 该 各 村 种植 的 良种 美 棉 , 以实 现 农 户 的增 产 增 收 和 乡村 经 济 的 发 展 。 该 社 在 孙 家镇 设 总社 一 处 , 各村 设 立分 社 。总社 的办 事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实践及反思——以邹平县为例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实践及反思——以邹平县为例【摘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
政治经济发展是为救济乡村,创新文化才是其最终目的。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建立以及乡村组织的落实为发展乡村农业合作化经济提供了可能。
文化层面,乡学、村学的设立发展了农村新文化、建立了农村新秩序。
但在发展过程中,乡村建设的实践高估了农民自觉的程度,以及农村经济实际可利用的资源从而导致了失败。
【关键词】乡村建设;组织模式;合作经济;儒家文化一、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一)国内背景20世纪30年代前的中华民国最大的政治弊病是全国处于政治分裂的局面,北洋政府徒有形式上的统一。
政府既无力应付国际环境的冲击,也无法有效防治天灾、匪患。
1929年西北大旱牧草庄稼寸草不生,牲畜都纷纷饿死。
1931年长江水灾造成全国400万人死亡,8000万人受灾,受灾农田面积3。
5亿亩,占当时耕地的28%。
[1]乡村生活受到极大破坏。
不稳定的政府系统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武力镇压国内各种势力,国内战争频发。
1930年中原大战,直接破坏中原地区城市、乡村经济建设。
为支撑各个派系军事势力的方式又是与国外侵略势力合作和增加税收。
农民土地占有问题农村凋敝的另一重要原因。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地主占总农户3.11%,富农为6。
38%;中农为24.02%,贫雇农为61.4%,而他们的土地占有量分别为:地主占有土地41.47%,富农19.09%,中农25.87%,贫雇农20.77%。
[2]这种土地的高度集中情况在农村非常严重,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
1927随着国共分裂,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得农村人对土地拥有权增加,也增加了全国人民对于农村土地的关注。
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
(二)国际背景自鸦片战争始,列强输入的商品经济逐步催化了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乡村固有的纺织业、手工业生产不再具有市场竞争力,帝国主义把中国的农村变成了自己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场地。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简要回顾

彭大鹏近代的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历史运动的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则交织在这波诡云谲的变局中。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 多个,设立的试验区则有1,000 多处。
用梁漱溟的话说,这些参与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他们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改良,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
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探询乡村建设者的足迹和路向,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涌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呢?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农村积贫积弱,同时又受工商业经济的渗透,自然经济处于崩溃之际,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19 31 年到1936 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 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8 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 年代翻了一番。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 年到1937 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
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农村也处于一个凋敝的阶段,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
而且在这一阶段,战事渐稀,中国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往事回眸2006-08-18 10:39:33□本报记者武宗义本报通讯员夏应禄早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亮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而而早在1931年,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来到我省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从此与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营邹平城设茶会乡绅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为稳定局面、笼络人心,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
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
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
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
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
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
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读后感

书中,梁漱溟先生以他自己在家乡山东邹平的实践为例,详细描述了他如何通过组织乡村教育、改善乡村治理、推动农业生产等方式,来实现乡村建设的目标。这些实践经验,无疑为我们今天进行农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再次,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理论》提出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核心,只有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才能提高农民的素质,推动农村的发展。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农村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农村教育面临许多问题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借鉴梁先生的观点,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农村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梁先生的许多观点仍然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在这个全新的视角下,我将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这本书。
首先,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理论》提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文化自觉问题。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解决农村的问题。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农村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认识到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阅读完《乡村建设理论》,我对梁漱溟先生的深刻洞察力和不懈努力深感敬佩。他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正如他在书中所说:“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文化问题。”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农村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高考历史训练7-材料题

历史训练7-材料题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宣传画是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很强的政治、文化色彩。
提取上述图片中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
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
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最初从兴办乡农学校(不久改称民众学校)、成立农业合作社、改良农业这三个方面展开,体现的正是上述培育现代合格村民的思路。
他创立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采取了兴办乡农学校的方式来实施村民教育。
1932年1月,训练部派师生300余人分赴各区乡,兴办乡农学校。
这年冬天,全县共办起乡农学校91处,参加学习的村民3996人。
乡农学校起初设在条件校好的大村,每区5—8处,后来发展列几个小村合办。
乡农学校接受研究院指导,学校辅导员全部由训练部学生担任。
村民学习以3个月为期,课程为三民主义、精种陶炼、识字、史地、乡村自卫、农业科技等。
除正规乡农学校外,一些村立小学还附设了乡农夜校,教育对象为全村男女老幼,学习内容为识宇、时字、农业知识等。
截至1933年冬,全县共开办了156处夜校,参加夜校的农民共5241人。
另外,一些村还设立了女子部或女校,向农村妇女传授家事、卫生及育儿知识。
——宋乐颜《邹平的成年教育》第15期,1937年4月16日(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的历史作用。
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
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
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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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祝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
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
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
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
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
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
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
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
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
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
”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
”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
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
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
“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
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
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
简言之,就是搞乡村建设。
邹平乡村建设的开展1931年3月,梁漱溟等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之前梁漱溟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到山东则改称为“乡村建设”。
之所以选址邹平,是因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又不远,县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条件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该部招录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40名,二年毕业,主要教材是梁漱溟著《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
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招录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每期一年结业,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炼、武术等科目。
学员由每县招考10―20名,结业后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
第三部分是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邹平县为实验地。
实验区有县政府,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
1932年邹平由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县。
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5年还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师范,地址在研究部内,梁漱溟曾任校长半年。
课程除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冶外,其他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
邹平实验县的行政区划经过撤并,整改为14乡。
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
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
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
梁漱溟说:“我们乡学村学的组织,如能发生作用,乡村真正活起来,则对于中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不啻发明了一把锁钥,找着了它的诀窍,岂不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业吗!……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作乡村建设实验,什么时候才算成功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乡学村学真正发生组织作用,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行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而完成县自治,研究院实验县的大功就算告成。
”梁漱溟特别强调,发挥传统伦理精神在培养农民新政治习惯时的作用。
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是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做到连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
中国从前有五伦之说,现在再添一伦,就是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彼此互相尊重,互有义务。
梁漱溟通过自己编定的“村学乡学须知”,来要求大家各尽自己的义务,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情谊。
梁漱溟还认为,今日乡村组织必须是一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
梁漱溟废掉乡镇公所而成立乡学村学,用意即在此处。
乡学行政上受县政府的领导,同时接受研究院的指导,是“政教合一”的机构。
全乡组织董事会,推出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学长由县政府下聘书,实际大都是地方乡绅学者名流担任。
乡学里还有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
再有研究院直接派来的辅导员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学生),负责指导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理论思想。
乡学内设以下组织: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
各村的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
乡学村学中的成员,包括全乡全村的农民,统称为学众。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主要为农民做些什么呢?梁漱溟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团体组织”即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这个方面邹平做得很好,影响很大。
“科学技术”即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等。
梁漱溟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八个字精神的具体体现。
“大家齐心向上”是提倡团体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礼俗,“求进步”指生产技术和良好风尚。
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一些陈规陋习,如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乡学村学教育就是要纠正这些陋习。
梁漱溟主张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事实证明,确实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
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质与评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
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
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
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
“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
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
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由此可见这一历史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
”这里明显有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
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