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奇才黄元生

第一讲——报界奇才黄远生同学们好！这门课程的题目是《民国报人的职业追求与政治参与》。

大家知道，民国时期是指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之间的历史时段。

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转型与重生的历史，是经历了太多政治更迭、军事纷争以及文化碰撞、思想争鸣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动荡激变的大时代，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知识分子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波澜，在民族的救亡图存中扮演了怎样的社会角色？有着怎样的职业追求和政治参与？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认识民国时期新闻传播史的重要视角。

晚清以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每一次发展演变，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几乎所有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编辑出版活动。

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和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都以报刊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

民国报人的职业追求与政治参与，折射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理路；民国报人在专业主义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辗转腾挪，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徘徊、挣扎以及一个难解的宿命。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贯穿社会发展史的核心命题。

当报人遇见政治，个人命运与时代波澜就这么交织成一个矛盾的共同体。

在文化与政治的语境下关注知识分子，在职业追求与政治参与的张力中关注时代报人，这就是我这门课采用的视角。

我们选择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储安平等5位报人代表，梳理他们的办报历程，探索他们的新闻思想，勾勒出民国时期报人知识分子的整体面貌。

虽然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信奉的主义也不见得一致，但在关心国家，关注政治，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言议政，实现书生报国理想方面，却十分相似。

今天我们学习这段历史，了解这些报人，是为了学习他们的职业精神，反思他们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专业素养。

下面我们来讲民国时期的第一位职业记者黄远生。

他既是连中三元的19岁的科举进士，又是辞官不做、专事新闻的报界奇才；他是民国初年的舆论领袖，却在30岁时被杀身亡。

黄远生的命运悲剧如何解读？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在职业追求与政治参与方面带给我们哪些思考？一、从传统文人到职业报人1.社会角色的转换黄远生原名黄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的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广涉经史子集，18岁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又考中举人，19岁考中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大家知道，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

）两年内连中三榜，在省内文名大噪。

中进士后，他获得了“知县即任”的资格，但他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进入官场，经再三申请，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到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黄远生学成回国，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

这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了。

黄远生不时提笔就一些国内、国际问题为北京和上海的报刊写稿。

他的同乡李盛铎对他说：“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

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

”辛亥革命后，黄远生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立意告别官场，不做官、不做议员，专门从事新闻工作，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职业记者。

他先后主编过《少年中国》周刊和《庸言》月刊，受聘于《申报》、《时报》，担任驻京特约记者，为多家报刊撰写稿件。

在短短的四、五年记者生涯中，他以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一举成为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的巨掣，被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称为“报界奇才”。

梁漱溟称他“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他的文风生动活泼，幽默睿智，汇古文和白话文为一体，当时许多读者都喜欢读他写的新闻报道，“远生通讯”成了当时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品牌。

“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黄远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记者，在黄远生之后，记者才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

2.转换的原因：黄远生是民国时期读书人从“传统文人”到“职业报人”角色转换的典型代表。

这个转换何以发生？从做官到当记者，这个社会角色的转换是怎样发生的呢？大家知道，在封建时代，传统文人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政治体系之中的，“学而优则仕”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理想出路。

科举废除后，文人失去了进身之阶，他们的政治地位被边缘化了。

但同时，他们也摆脱了体制束缚，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这为他们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

阵痛之后，他们开始重新寻找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近代报刊的兴起使士大夫知识分子重新找回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找到了参与政治活动、重回社会中心的重要渠道，从而完成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章太炎，这些读书人中的精英借助现代传媒一度成为风云人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时局，处于引领舆论的地位。

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都围绕救亡图存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出发，在各自所主持的媒介上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议论甚至辩论。

这些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给了黄远生一种积极的鼓励，同时，留学日本的经历也给了他从事记者职业的信心。

当然，传统文人脱离科举、从事报刊活动并非从开始就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带有不得已的色彩，并且，报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开始就如梁启超以及后来的黄远生一样风光。

中国现代报纸始于外报，中国文人最早与报刊的接触也是从外报开始的。

一些科举无望的读书人为生计考虑，进入到外报的报馆，从事采访或编辑工作。

早期的中文报纸内容简单，新闻匮乏，报刊的社会影响小，这些文人也没受过正规的职业训练，他们的工作不太被社会认可，报人地位低下，被称为“雕虫小计”、“文人末路”。

以中国早期报业最具代表性的报纸《申报》为例，创刊之后几十年里历任总主笔、主笔的人，除了第一任总主笔蒋芷湘于1884年考中进士，离开报馆外，其他人几乎都是功名未就的落魄秀才。

这些报纸的“访员”，官场仇视之，社会轻薄之，认为是一些无赖文人、搬弄是非之徒所从事的职业。

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成为国人自办报纸中最早取得成功的一份。

王韬利用《循环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变法自强的言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文章也被海内外报刊广为转载。

其实，王韬是因为科举失利、家道变故才走上报刊之路的，是迫不得已。

王韬的报刊活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对报人的评价，提高了报人的社会地位。

到了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康有为等精英知识分子对报刊的选择是自觉自愿的，彻底改变了报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固有成见。

报刊成为获得社会声望、左右社会舆论的重要手段，报人也藉此逐渐走到社会的前台。

黄远生从辞官不做的传统文人到影响舆论的职业记者，这中间的角色转变，既与他无意官场的主观因素有关，更与报刊社会影响增大、报人社会地位提高等时代背景有关，还与王韬、梁启超等舆论精英的示范作用有关。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自觉意识1. 重视新闻采访纵观中国新闻史，新闻采访是在报刊诞生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的。

清末以来的报纸，对采访并不重视，上海很多报纸只在本地聘一二个衙门的房吏兼任访员，没有专职记者。

当时的所谓“访员”，只是“打探”“打听”，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采访。

多数“报馆记事，不自采访，投稿多系虚造，报纸维取之以充篇幅，其真伪不问也，以故政界轻视报纸，尤鄙夷访员，几于报纸为谣言之称”。

黄远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采访活动出现在报纸上。

黄远生改变了之前道听途说的采访方法，他注重全面搜集材料，将调查研究看作记者的必备素养。

他的生前好友林志钧说，黄远生写作速度极快，但在搜集材料、核实材料时，却最肯花费时间，要亲眼所见、亲自验证，要和事主对证明白的，才肯相信，才去评论。

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

对采访的重视，是黄远生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重要素质。

黄远生强调记者应要广泛地接触社会，加强活动能力，深入调查研究，善于触类旁通，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掌握真实情况。

对于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黄远生提出了著名的“四能”说：“一、脑筋能想，二、腿脚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

”所谓能想，是指具备调查研究素养；所谓能奔走，指有广泛的社交圈子和丰富的人脉，深知各方势力之所存，有能力采访到重要新闻；所谓耳能听，是指消息灵通，闻一知十，闻此知彼；所谓手能写，是指刻画叙述准确生动，公允客观。

2.奠定新闻通讯文体在黄远生之前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报纸，如梁启超的《时报》、严复的《国闻报》或是谭嗣同的《湘报》，都是以政论作为报纸宣传的主体。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各种政治力量互相角逐，人们的新闻需求大增。

日报大量创办起来，消息取代政论成为报纸文体的主角。

时局的变幻莫测往往令民众迷惑不解，消息虽然迅速及时，但一事一报的方式毕竟不能回答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复杂局势。

黄远生的通讯文体就在这样的背景诞生并广受欢迎。

他的大部分通讯不象纪实那样平实地报告一件事，而是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大量的背景材料，揭示事件的本质，分析其利弊得失，预示其发展趋势，不仅报告“是什么”、“怎么样”，重点揭示“为什么”。

通讯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更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

黄远生所采写的新闻报道，大量是有关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内容。

当时发生在北京的民众瞩目的重大事件他都及时报道，将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

俄蒙协约的签订，英国在西藏的扩张，宋教仁被刺，袁内阁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这些重大事件都在黄远生的笔下清晰地呈现出来。

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大借款，从1912 年5 月谈判开始至1913 年2 月借款最终失败，黄远生发表了18篇通讯，构成了一个报道系列：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的秘密、借款内脉之剖析、借款交涉之七零八落、借款与英国、断送蒙古声中之大借款、奈何桥上之大借款、最后借款之命运等等，在纵向的追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在大借款与外交、政党斗争、军事行动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展示其全貌，揭示其意义。

在他的新闻作品集《远生遗著》中，收录有论说、通讯、时评、杂著223篇，其中通讯153篇，占篇目的三分之二强。

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位职业的名记者，黄远生不同于梁启超、于佑任等报刊政论家，他们将办报作为其实施政治目标的手段，而黄远生则是从新闻记者的角度注重向民众传达新闻事实，全面深入报道政治社会信息，解释重大政治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正是他对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新闻通讯文体的奠基人。

邹韬奋曾回忆学生时代为远生通讯着了迷，说“每天跑进阅览室的时候，心里最盼望的便是《时报》上又登出了远生的北京通讯”，并认为“当他替《时报》作特约通讯的时代，实在是《时报》最有声有色的时代”。

老一辈新闻学者黄天鹏谈及远生通讯当时的影响时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信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