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改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改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是重要的议题之一。
国有资本是指由国家所有、控制和管理的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则是针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提出的改革方案。
本文将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分析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应用，并探讨其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挑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
国有资本的产生和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密不可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通过国有资本对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保障公有制的实现和发展。
国有资本的形成来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国有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是维护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在实践中，国有企业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来自私营企业等其他所有制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
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运行效率等方面也存在不少弊端和问题。
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旨在维护和巩固国有资本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推动国有企业的产权、管理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具体而言，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优化经营管理机制、促进企业员工激励等方面。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关键一环。
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责关系，建立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有效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的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督和指导，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有企业民营化效率理论研究评述
国有企业民营化效率理论研究评述
王书林（ 宁大学 新华国际商学院 ， 辽 辽宁 沈 阳 １ ０ ６ ０ ３ ） １
摘
要： 民营化效率相关的理论研 究主要从委托代理理论 、 易成本与产权 、 交 目标 函数差异 以及 市场竞
争环境等 方面来论述政府为什 么出售 国有产权 ， 却没有从接 管方的角度 来揭示其真正的购 买意 图。我
用 于满足政治 家的个人 目标 ， 如赢得选 举 ， 过度 就业而 非社会福利 的最大化 。Ｓ ｌｆｒ Ｖｓｎ １９ ）在委托代 ｈｅ ｅ＆ ｉ ｙ（９４｛ ｉ ｈ ￣ ｑ
新 生阶级实现经济 的起步和腾飞 。实 际上 ， 俄罗斯 和
东 欧等计 划经济转 型时 ，外 国经济学 家提 出 “ 休克 疗 法” ，其核心就是实行快速 和大规模 的民营化 （ 叶林 祥
们认 为， 只有从控制权 转移 中的股 东收益这一视 角， 才能揭示接 管者最本质的接 管动机 ， 从而更客观地
评 价 民 营化 效 率 。
关键词 ： 民营化效率 ； 控制权转移 ； 控制权收益 中图分类号 ：２ ６１ Ｆ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 号 ：６ ２ ８ ５ （０ １０ — ０ ２ ０ １ ７— ２４ ２ １ ）４ ０４ — ３
企业 的民营化提供 了一个新 的产权交 易的渠 道 ， 中国的
理 框架下建立 了政治 家 、管理者 和财政 部三方 博弈模 型， 结果显示 ， 由于财政方面缺乏企业利润 的全部信 息 ， 政 治家会 与管理者勾结 ， 隐瞒利润 ， 通过财政给予补 贴 ， 作 为回报 ， 迫使企业雇佣多余员工 。 Ｊ ｏ Ｋ ｍａ（９ ８ 柳 为软 预算约束是 国有 企业 ｎ￥ ｏ ｉ１ ８ ）认 ６
从道德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
从道德理论视角分析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摘要】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很多学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
本文从产权理论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产权不明晰、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的存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是我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产权；委托—代理；激励约束机制一、引言自从我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国有企业之所以要改，其基本的、直接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营效率有所提高，但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探究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对正确推进国企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有把握了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才能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二、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产权明晰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
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初始产权界定的明晰程度直接决定着资源配置效率[1]。
从法律上讲，国有企业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不存在产权归属不清的问题。
然而，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产权实质上是“虚无产权”。
国有企业产权由国家内的“无数”个个人共同占有，全体人民却无法去行使自己作为企业所有者应有的权力。
全体人民不可能去直接经营国有企业，只能委托给国家经营，但国家作为一个国际法权概念难以人格化，不可能具体代行所有权，而政府作为行使国家职能的重要机构自然成为事实上的国有资产代理人，即国家代理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代理。
但是政府有很多不同的职能分支机构，好几个部门分割行使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作为国务院下属特设机构，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非银行企业国有资产。
随后省、市（地）两级国资委相继组建。
国资委的成立对弥补国有企业出资人缺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国资委作为政府的下设机构，仍然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牵制，而且国资委官员也不会像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去关心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国企效率及改革方向研究
国企效率及改革方向研究摘要：本文在正视国企改革成果和现存问题基础上，得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改革国企劳动力产权；进一步优化国企治理结构和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根据国企业性质和社会责任、目标不同分类改造；建立“社会信托投资基金”试验，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股份制；产权一、国企改革成果及现存问题1、国企数量明显下降，质量明显提高1978—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比1978年减少32.3%，职工总数减少23.4%，但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增长49倍，年均增长13.%；实现利润总额是30年前的26.5倍，年均增长11.5%。
2、国有企业退出，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空间国有企业占全部规模企业比例由1998年的39.2%下降为2009的4.7%；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由1998年的68.8%下降为2009的43.4%。
上述比例显示国有企业数量下降明显，并且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它贡献了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税收的69%，国有经济在税收贡献中仍然发挥着主力军作用，非国有经济数量不断壮大，且取得绝对优势，国有企业的推出，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按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主要指标整理而成，具体整理数据由于篇幅有限，没有附上。
）3、国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强化国有经济分布范围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支柱性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企业综合实力增强。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遍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
1999—2006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超过50%。
到了2006年，此比重仅为40%。
即使是国家有效控制的行业，国家资本比重也在不断下降。
目前，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到80%，国有经济在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仍占绝对的支配地位。
国有资本运用效率的经济学评价
国有资本运用效率的经济学评价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资本的运用效率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国有资本是指国家集中的资本，是指在国家统一监督和管理下，在各级政府的出资下、通过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现国家所创造出来、掌握和配置的全部资本和资产。
国有资本运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福利的改善。
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国有资本运用效率。
一、资本市场角度评价国有资本运用效率视角：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优秀的市场，具有高效的配置资源的能力。
在这个市场中，各个市场参与者可以在公平、公开、透明的规则下自由地进行交易，资金可以流动和聚集，资源最终会自然地流向效率较高、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领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有资本应该以市场化的方式运用，让资本市场自由地配置国有资本。
但是，在国有资本中存在着政府充当金融支持者和插手市场操作的问题，这会导致国有资本的运用效率下降。
政府干预市场往往会引入扭曲，而因为政府是大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非常容易，这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资源配比不均、补贴不当等问题，进而影响企业的效率。
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缺乏制度性的激励机制，员工的道德风险较大，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也会降低国有资本的运用效率。
二、经济增长角度评价国有资本运用效率视角：利用经济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在国有资本运用中，保证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投资可以带来技术进步、企业扩张，激发出国有企业的潜能和创造力，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国家投资的回报率也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资源配比和选择十分关键。
如果政府无序地对国有企业进行资本投资，将导致数量增长而质量下降，导致投入产出比降低，经济增长效果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运用效率也与投资的领域有关。
如果国家将资本投向了低效、无竞争力的领域，国有资本的运用效率也会受到质疑。
因此，国家在运用资本时应提高其竞争力和市场化，让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回报，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对我国国有企业规模经济的探讨
规模经济作为微观经济理论 中的一个 概念 ， 是指 在给 定技 术 的条 件 下 ， 当企 业 的生 产 规 模 逐 渐 扩 大 而 带来产量增加时 ， 企业每生产一单位 产品的成本逐渐 下 降 且在 盈 利 上 收 益 递 增 的现 象 ， 即 扩 大 经 营 规 模 可 以降低平均成本 ， 从 而提高利润水平 。规模经济理论 的提 出受 到 了 国 内外 众 多经济 学 家 的关注 。 那么， 我 国的 企 业 特 别 是 广 受 诟 病 的 国有 企 业 是 否存 在 规 模 经 济 的 ？ 郑 京 海 、 刘小玄 （ ２ ０ ０ ２） 、 李 钢 （ ２ ０ ０ ７ ） 、 张 晨 和张 宇 （ ２ ０ １ １ ） 等 学 者 都 从 不 同 角 度 探讨 了 国有 企业 的效 率 问题 。但 已有 研究 并 未 得 到 一 致 的 结论 ， 并 且 已有 研 究 主要 关 注 国 有 企 业 的总 体 生 产 效 率上 ， 缺乏对 国有企业是否存在规模效率 的深入考察 。 对这 一 问题 的 合 理 解 答 ， 一 方 面 有 利 于 我 们 认 清 国有 企业 的 经济 运 行 现 状 ， 另一 方 面 也 为 合 理 制 定 相 关 政 策建 议 提 供 理 论 支 撑 。为 此 ， 本 文拟 使 用 工业 部 门 ２ ０ ０ １ —２ ０ １ １年 的面 板 数 据 为 基 础 ， 深入 研究 工 业 部 门 的规 模 特征 。
（ 二） 变量 的构造及 数 据 的选取
为 了 用 Ｍａ ｌ ｍ ｑ ｕ ｉ ｓ ｔ 生 产 率 指 数 计 算 出我 国 国有 及 国有控股 企业 的 ３ ６个 分 行业 的规 模 经 济 的 变动 情 况 ， 需要分行业 的产 出、 资本 投入和劳动投入 。在数据选 取上 ， 选 取按 行 业 分 国有 及 国有 控 股 企 业 的 工 业 总 产 值 作为 “ 好” 产出 ； 选 取 分 行业 的 Ｓ Ｏ ： 排 放 量 指 标 作 为 反 映分行 业 国 有 及 国有 控 股 企 业 的环 境 污 染 程 度 的 “ 坏” 产出 ； 选 取 按 行 业 分 国有 及 国有 控 股 企 业 的 固定
需求侧 vs 供给侧：新一轮国企改革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需求侧vs 供给侧：新一轮国企改革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这次中央首次提出了“需求侧改革”这个概念，明确“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
那么，回到我们经常争论的问题：是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我们知道，过去三十四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三个，一是城市化，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二是加入了WTO，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儒家文化讲究勤劳节俭，讲究功利主义，大家各个都想干一番事业，天天都想着赚钱，这种文化特别适合发展经济。
所以中国历史上，只要几十年不打仗，不搞运动，经济发展一般都很好。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因为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也比较大。
海外华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错，比那些好吃懒做的族裔日子过得要好得多。
但是，十八大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却一直面临着下行的压力，大家从下边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
近三年我们的增速还在持续下滑：2017年GDP增长率为6.95%，2018年降到了6.75%，2019年6.11%。
今年由于疫情，降得更厉害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三个，一是中国经济在高速起飞之后开始进入平稳阶段，就如学生考分在三四十分的时候提分很快，但是到了六七十分的时候，要赶超优等生就难多了。
我们在去年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达到了1万美元，世界排名大概六七十名吧，这个发展阶段，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速度降下来是正常的事情，预计我们还要15年才能达到今天韩国的水平。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过去讲速度，讲总量扩张，现在要注重结构优化，注重集约化发展。
比如，一些污染环境的经济，我们宁愿不要。
另外反腐也让一些官员不作为，这个对经济影响也很大，因为中国经济不是靠市场自发发展的，政府的作用非常大。
西方经济学家说咱们的发展模式是锦标赛模式，一个个省长市长就像董事长总经理，他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靠GDP增长得到提拔和升迁，所以他们不作为，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对国有企业的分析
对国有企业的分析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分析作者：夏丽丽单位：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摘要：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由于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许多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无法和国外成熟市场相提并论。
我国的国有企业历经40多年的发展，能走到今天确实不易。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固有企业也紧随其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本文就国有企业的定义、特征、发展历程，与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的国有企业。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文笔功底有限，仅供参考。
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1.国有企业的定义国有企业(State 0wned Enterprises，简称S0Es)又名国营事业和国营企业。
主要是指国家拥有、经营或控制的生产经营单位。
在国际通俗定义中，国有企业只是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而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
广义的国有企业包括三类：笫一类，在中央人民银行的前线之下，由中金公司和银监会、保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是一种特别的企业，其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有用两面性，既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一面，也有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一面。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企业。
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国有企业要执行国家计划经济政策，担负调节社会经济平衡的任务。
对于有些国家政府扶持的行业和产品，国有企业明知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创收，由于政策性的引导和国家行政规定，国有企业必须硬着头皮去生产、销售这一产品。
这些，是国家给予国有企业优惠权利的同时赋予的一些特殊义务。
第二，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国有企业是一个特殊的组织体，它没有董事会和几个大股东，而是只有国家政府一个出资人。
国家作为企业的唯一出资人，一般并不由最高国家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中央政府)直接进行具体的投资管理和经营活动，而是按照“统一管理、分级部署”的原则，分别由各级有关部门机关和其授权分支部门，代表国家政府负责具体的生产、经营和营销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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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效率。
改革以来，随着各项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总体上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这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给国有企业自身运行机制带来的可喜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使配置效率提高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其提高产出效率；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崛起所形成的国有、私营以及三资企业平分天下的局面，对国有企业以及我国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到底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起效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与非国有经济成分相比，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是高是低？这些问题值得分析。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
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
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
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
（2）成本理论。
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
（3）市场理论。
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
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
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 •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
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
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 ）以及比率的变化率。
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
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
以Q 代表总产量，L 、K、N、E 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Q=f（L 、K、N、E）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 、K） [!--empirenews.page--]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 L a K3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
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
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
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C=f（Y、W T）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
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
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
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
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
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
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 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 、Hay 和Gordon 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 ）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 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留利。
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
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
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
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
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
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empirenews.page--]（4）企业年龄。
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
据Pitt 和Lee （1981 ）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
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
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
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
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
在Gordon 和Li （1995 ）看来，在80 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
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
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1][2][3] 下一页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In Y=a+ 3 1 ln L+ 3 2山K+3 3（L）（ln L）+ 3 4（ln K）（n K）+ 3 5（ln K）（n L）+ 3 iXi其中，a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 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
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 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 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
在OLS 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
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
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 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 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 左右。
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empirenews.page--]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此，刘小玄（2000 ）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 ）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 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 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 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 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