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从小接受的教育

古代皇帝从小接受的以“德”为核心的教育，并是否能身体力行，切实用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王朝存续的关键。

上古五帝时期，天下的共主，如黄帝、帝喾、颛顼、尧和舜，都是因为贤德而为各个部落所尊崇、拥戴，而五帝对天下的治理也都是以德为上，较为松散。

在挑选继承人方面，五帝基本遵循的是“传贤”的原则，即在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情况下，将帝位传给符合这一条件之人，而并不一定将帝位传给子嗣，除非子嗣符合这一要求，如黄帝和帝喾就是父子相传。

而颛顼之后的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大禹，都是因为他们贤德谦逊，治国有方。

是以西汉司马迁说道：“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
不过，大禹死后，尽管帝位传给了别的贤人，但最后还是由其子启继承了天子之位，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王位由“父子相传”的先河，即古人所说的“家天下”的肇始。

自此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延续了这一继承法则。

秦朝之前，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王”、“帝”、“皇”或“天子”，从秦始皇开始，才开始有“皇帝”之称。

家天下之后，对皇（王）权的传承更加重视，因此也特别重视太子乃至皇子的教育。

古代王朝如何选择王位或皇位继承人——皇（王）太子？资料显示，从商朝末年至西周初年，嫡长子继承制开始确立，即皇位由皇帝正妻所生的儿子中年龄最大者继承，如果正妻无子，就立妾（或妃子）所生的庶长子。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清朝康熙帝之后，还出现了以选贤为标准的“秘密建储制”。

通常，在确定了皇位继承人后，太子不仅要接受德行和意志品质的培养，还要学习文韬武略，学习治国之术。

在中国古人看来，德乃立身立国之本，天子当然也
不能例外。

特别在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学习儒家经典成为每一位太子和皇子必修的内容。

古代王朝为了教育、辅导、保卫太子，还设置了专属的职官制度。

因太子所居之地称“东宫”，是以太子又被称为“东宫”。

东宫职官制度始建于殷周，根据《通典•职官•东宫官》记载，当时职官有师、保、太傅、少傅。

太傅、少傅的职责是使太子知晓君臣父子之道，师的地位十分重要，其职责是“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即要教其做事的才能，也要传授“立世之德”，而保的职责是“慎其身”。

秦汉时期，东宫职官制度初具规模，除了上述师、保、太傅、少傅，太子还有了更多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

东汉时，太子太傅只管辅导，礼遇如师，但不领官属；太子少傅则既要管辅导，又要管理全部太子官属。

晋朝的太傅、少傅总管东宫事，愍怀太子时设置六傅，后称“三师三少”，“三师”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少”即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三师”的辅助官员。

以后历代相承，人数多少不一。

明史官职志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

无定员，无专授。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并从一品掌以道德辅导太子，而谨护翼之。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并正二品掌奉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焉。

”由此可见，太师等是辅佐天子的，太子太师等是辅佐太子的，主要是在德行、学问方面的教谕。

被选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的，一般是德行高尚、人品贵重、学问深厚、名声显赫的君子，许多是朝廷宰辅或重臣。

《孟子•公孙丑下》中记载，商汤曾向伊尹学习，后来任命其为重臣。

历史上做过太子太师、太子太傅的名臣如唐朝的萧
瑀、房玄龄、颜真卿，明朝的高仪、张四维、沈鲤、张居正，清朝的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等。

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苍生，不少朝代的皇帝都十分重视太子和皇子的教育。

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弥补自己小时未得到良好文化教育的遗憾，还命人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以此作为太子和诸位皇子学习的场所。

朱元璋在修建大本堂的同时，诏告天下，聘请各地名儒，来教育皇子。

像满腹经纶的大儒宋濂就曾任太子太傅。

清朝康熙皇帝更是对太子和诸位皇子的教育费尽了心思，甚至亲自督促皇子们的学业。

这些德行高、人品贵重、学问深厚的老师们不仅耐心地向太子讲解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通过讲授古代君王的治国之道，让太子学会王道。

如被视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的《大学》不仅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还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

通过学习，可以使太子明了德行的重要，明了如何修身，明了为君要仁，治民要亲爱人民等。

从小就向这些人学习的太子，无疑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见解都要超过常人很多。

为了培养太子尊师重道的品格，皇家在礼仪上对东宫三师十分推崇。

《旧唐书 百官志四上》记载：“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从一品。

掌辅导皇太子。

每见，迎拜殿门，三师答拜，每门必让，三师坐，太子乃坐。

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

太子出，则乘路备卤簿以从。

”
一般而言，身为太子的老师们理应要求严格，但由于君臣之分等原因，历史上这样的老师并不多见，这也就导致太子们在学业、人品上的修为有很大的差异。

明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是对太子要求比较严格的老师之一。

这从明朝神宗十岁时，张居正为其制订的课程表就可以看出。

张居正写道：每日接续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

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礼监将各衙门奏章，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回，乞即如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

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

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进午初时，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

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

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正是因为张居正的严格和其母后的督促，神宗方能坚持十余年的学习，并在主政后成为一个不错的皇帝。

不过，清朝是个例外。

在清代以前，太子的培养与其余皇子在培养上是分开的，而清朝则是从上书房教育中观察诸位皇子贤德与才能，确定最终的皇位继承人，这一点把皇子老师的地位无形中再次提高。

于是皇子们愈发刻苦，而皇子的老师也愈发敬业。

根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清朝皇子、皇孙六岁，即开始在上书房接受教育。

“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

师傅入直，率以卯刻。

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

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

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

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

这种严格的教育，足可以说明为何清朝基本没有残暴、昏庸无德的皇帝，而且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

简言之，古代皇帝在登基前所接受的个人品德的培养与治国才能的学习，都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之上的，即要被培养成为“有道明君”，尤其在西汉武帝之后，学
习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经典成为每一位将成为天子的必修课程。

是以“德治”而非“法治”在古代王朝成为每一个有道君王的最高追求。

纵观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兴盛的王朝，无不是由于君王以德治天下，无不是因为君王懂得为君要仁、治民要亲爱人民的道理；而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走向灭亡的主因，也是因为君王不施德政、丧失民心所致。

可见，古代皇帝从小接受的以“德”为核心的教育，并是否能身体力行，切实用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王朝存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