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_张铭凯

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１８卷／第１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ａｎ．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８Ｎｏ．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１５基金项目：重庆市“两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之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张铭凯（１９８７—），男，甘肃天水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靳玉乐（１９６６—），男，河南邓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高等教育理论】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张铭凯，靳玉乐（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摘　要：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启幕，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备受瞩目。

从价值取向上审视，本次改革从突出国家需要、强调政府主导和注重协同运作上彰显了统筹兼顾的国家立场；从注重实质公平、实施分类考试和加强监管与问责上回应了公平公正的社会诉求；从灵活选择考试内容、推行多元化评价和实施双轨录取上凸显了人尽其才的个人关切。

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改革在价值取向上的创新，有利于加深对改革旨趣的洞见，也有益于助推改革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高考改革；价值取向；统筹兼顾；公平公正；人尽其才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１３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６２－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６３／ｊ．ｃｎｋｉ．ｊｈｅｂｎｕ．ｅｓｅ．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１ 高考招生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其改革是推进整个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突破口。

２０１４年９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引领当前考试招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从这个《意见》中可以看出，高考改革始终贯穿“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价值逻辑，即国家统筹兼顾顶层设计、社会多元立体运作、个人灵活选择，既回应了社会对于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又满足了人尽其才的个人关切，从而体现出价值取向的创新。

一、统筹兼顾的国家立场高考作为国家考试，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

高考政策是促进民族融合、控制区域发展差距、维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１］。

因此，高考改革不仅关系到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而且涉及到宏大的社会利益再分配，关系到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２］。

正因为高考改革具有如此特别的重要性，这次改革突出了统筹兼顾、协同稳进的国家立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突出国家需要“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国家的需要是高考最重要的价值”［３］。

从根本上讲，一切公共政策都是对特定社会情境的反应，某一特定时期和某一特定地区的复杂社会因素，构成了特定的政策环境［４］（Ｐ５０）。

高考改革直接关系着国家需要的实现，也衡量着教育是否达到国家的要求。

一方面，高考是国家选才的重要方式，通过高考，使得青年一代掌握更加扎实的专业知能、培养更富创造性的思维、练就更加过硬的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另一方面，高考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成为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意见》中所提出的高考改革措施和国家需要是一脉相承的，高考改革凸显出国家需要的重要性。

（二）强调政府主导高考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其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

系统性，指的是高考改革不仅仅关乎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本身的改革，还包括社会选人育人评价机制的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机制与人才分流制度的改革、区域教育与城乡教育一体化统筹改革、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革等方方面面，所以必须是一种系统思维。

复杂性，指的是高考改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招生制度修改，改革意味着一种利益的博弈。

通过改革使得权力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有序、权益保障更加合理合法，以此来讲，高考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调整与重建，这无疑是复杂的。

敏感性，指的是高考改革宏观上是国家教育制度的改革，中观上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改革，微观上是个人发展利益的改革，这种改革关乎千万家庭和莘莘学子的热切期盼和亲身利益，必须培植可供这种改革推进的土壤。

否则，可能不仅难达改革的目的，反而会滋生新的问题，这种敏感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正是由于高考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和以往众多重大教育改革一样，这次高考改革依然是由政府主导，采取“试点先行”的方略，这样可以实现政策可见度的降低，从而减小改革的阻力［５］（Ｐ１６６）。

如果没有政府主导，改革就很难有序推进，也难以获得强有力的权力和资源支持。

（三）注重协同运作以往的高考改革，由于统筹性不足，“经常是改了一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甚至改来改去又基本上回到了原点”［６］。

作为系统性的高考改革，至少包括三个环节，即制定方案、运行实施、评价反馈。

《意见》明确了国家在全国高考招生计划的编制、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主导权，确定了高考考试内容及其测查目标，在考试形式上，自２０１５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这些都体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于高考改革的宏观调控突出整体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意见》也提出了考试科目设置、选拔录取机制、开展试点先行等方面的总要求。

此外，《意见》还就“分类考试，多元录取”作出了总部署，以实现人尽其才的目标。

对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要求，显现了改革对于“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身”诟病的反思和改进。

这些，都表明本次高考改革注重以系统的思维进行统筹运作。

二、公平公正的多元诉求“高考既是金榜题名者命运转机的‘起跳板’，也可能是名落孙山者人生低谷的‘开幕式’”［７］。

实际上，“公平选才是社会大众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也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精神之所在”［８］。

所以，本次高考改革对公平公正的社会诉求做出了有效的回应，具体表现在：（一）关注实质公平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学子通过高考进入普通高等院校继续学习。

但是，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依旧存在着内部的不均衡，集中表现在考录比和城乡生源比中。

现实中，人们往往关注了以“高度统一”、“标准唯一”和“形式单一”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却忽略了以机会公平、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为集合体的实质公平［９］。

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配置极不公平。

从“２１１工程”高校的布局来看，北京２６所、江苏１１所、上海９所，而学生人数众多的河南、河北仅各有１所，这些地方的学生要想争取到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竞争可谓“惨烈”。

此外，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学生享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极其有限。

高考作为促进社会纵向流动的重要方式，如若这种流动只是局限在小范围和既定区域，而不是作为推动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力量，那么势必触发社会不公，进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隐忧。

因此，《意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部属高校要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二是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

部属高校、省属重点高校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名额招收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秀农村学生，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形成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这些改革措施将有利于教育均衡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３６·（二）实施分类考试建立多元化、多通道的大学招生入学制度，选拔出未来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人才进入大学深造，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１０］。

诚然，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存在明显的属性差异，这种差异具体反映在培养目标、课程计划、评价方式等多个方面。

一般来讲，普通高等教育侧重学科知识的学习，高等职业教育突出专业技能的获得。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等量齐观的。

教育分流真正体现机会平等的最为根本的条件是客观和公正的考试制度和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分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规格，影响劳动就业、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定［１１］（Ｐ８８－９０）。

长期以来，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都是通过统一的高考进行录取，这无疑遮蔽了高考之于高职教育选才的意义，也使教育分流的价值大打折扣。

由是，《意见》从普职分离考录和中高职衔接两个层面进行改革：一层是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另一层是中职学校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文化基础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测试。

可以说，这两种举措凸显了职业教育重在职业的内在品性，体现了教育结构的特殊性。

（三）加强监管和问责在高考改革中，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和录取程序的监管亟待加强。

首先，特长生加分实际上是为在体育、艺术等方面确有特长的学生给予加分奖励，但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巧立名目加分的失范行为，特别是各种“获奖”或“特长”的加分五花八门，损害了高考分数的应有解释力，为社会所诟病。

其次，高校自主招生就是一些高校通过选拔具有一定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旨在增强高校在选才上的自主权，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

然而，这种自主招生在公平、诚信、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成本与效益、考试倾向等方面都受到不少质疑，亟待理性的反思［１２］。

第三，录取程序作为高考招生链条上最为敏感的一环，能不能保证程序的公正、合理、合法，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目前在程序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录取批次的设置、志愿填报的先后、投档模式，等等。

公平的政策来自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及其公开，严格监督才能保证其公信力和执行的不偏不倚［１３］。

为了回应社会对于公平公正的诉求，《意见》明确要求，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自２０１５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

确有必要保留的加分项目，要加强考生加分资格审核，严格认定程序，做好公开公示，强化监督管理。

减少并规范考试加分，将为高考起点公平提供政策支持。

此外，在自主招生方面，《意见》指出，自主招生院校要规范并公开自主招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

申请学生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达到相应要求，接受报考高校的考核。

２０１５年起，推行自主招生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

这样，可以确保自主招生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而不是没有边界，体现了自主招生以“全面发展”、“公平性”和“规范化”为导向［１４］。

在考录程序上，《意见》要求，高校要将涉及考试招生的相关事项，包括标准、条件和程序等内容，在招生章程中详细列明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推行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方式，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