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民本思想初探-历本2唐晓华[2](唐晓华)

蔡襄的民本思想初探姓名：唐晓华班级：２００４春历本（２）学号：040732018指导教师：杨文新摘要：蔡襄的民本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围绕安民这个中心提出许多施政主张和措施，并且力求付诸实行，其民本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禁奸豪，均民力、恤穷民，除恶吏、实惠以利民、谨财用、重商思想等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都围绕安民这一个中心，相互联系，均民力，谨财用，重商思想更具有蔡襄自己独到见解。

关键词：均民力恤穷民实惠以利民谨财用重商思想蔡襄北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和园艺学家，19岁中进士，开始走上仕途,先后在地方和朝廷为官达三十八年。

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是北宋中期的改革派“庆历新政”的台柱之一。

在蔡襄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优秀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安民的重要性，提出“民为邦本”的思想。

蔡襄崇儒重道，注重学习儒家经典，他的民本思想，有儒家安民的思想精华，又有他独特地方。

他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大声疾呼安民救世，事事强调安民救世，不仅有一整套的政治思想主张，而且有一系列修明政治，革除时弊的改革方案。

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实践。

他对中国封建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第一，“禁奸豪，均民力”蔡襄说“古今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农、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时而民不倦。

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养父母、蓄妻孥，其力有余，故安其所也；不妄作为，故得其分也。

”他认为，如果对“安民”这个问题不原其本，不考其实，以为“民饥则哺之，寒则衣之，天下之众，虽尧舜不能济也！”这样，是有忧民之意而民愈不安。

他针对北宋的社会现实，又指出民亦不能“无禁”。

务农的（实即地主）兼并土地，做生意的（大商人）投机倒把，豪强之家“奢靡冒法”。

这些“乱俗之民”，如不加有效禁止、约束，就会导致“妄为而不安其分”。

至于天下时有水旱等自然灾害，这是难免的。

只要老百姓有所准备，能以丰补歉，就不致有大害。

他认为，天下州县在水旱时争发仓库济民，又称赈贷以假于民，这“恤民”之意虽善，其策则疏。

为什么呢？他说：“古今治世，役民不过三日，其不役者，出三日之佣，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

而今（北宋中期）百姓有的丁役过重，有的户口“脱漏”，却一钱不输；水旱天灾时，人口流移，又出仓库以济之，国家赋税收入有限，“散施无极”，这岂不使国库贫之又贫！弄到头来，还是百姓吃苦，民怎么能安呢？蔡襄指出只有“量取其力”让人民有发展再生产的“余力”，才算是真正的“忧民”和“安民”。

这种从发展生产和积极防备的角度来帮助人民救灾，从根本上帮助人民摆脱穷困的政治主张是非常有远见的。

蔡襄写道：“禁奸豪，均民力，使得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谓之安民。

”他的这个“安民”主张，是与众不同的。

它的基本点在于：要使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去进行生产，从事抑制豪强，不使奸豪扰民乱俗。

他对“安民”的这种见解，在政治上是高明的，很有远见卓识。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蔡襄抨击吕夷简身为宰相而不管“安民济世”这件大事。

他说：“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

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

不幸有水旱之灾，其变不可量也。

盖由不选材能充三司使副，发运、转运，使非其人，但务取人情，用为资历，才至数月，即又迁移，循环奔走，日求升进。

欲以兴财利、宽民力，其可得乎？”同样，在《论东南事宜疏》中，讲的许多内容也是“安民济世”这个问题。

《疏》中提出“当今之策，莫若择郡守、宽民力，募兵卒、严盗法”等四条建议，为的就是“保民”、“安民”。

其中所谓“宽民力”，既是“蠲赋税，均借贷，省配敛，赈流移，所谓发于国而藏于民也”。

实际上，这就是“安民”的具体措施之一。

他认为，仁宗定期对罪犯实行“减降”的做法，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却给豪强奸宄之徒有空子可钻，“非有补于治体”，应当罢去。

其本意即在于抑制奸豪。

对当时广南海盗啸聚为患，扰掠百姓，蔡襄主张坚决平定，为的是保境安民。

他在上述《福州五戒文》里的第五戒，就是戒农人（地主）兼并，商贾欺馒、豪强并吞细民，要他们减刻剥之心，以宽贫民。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百姓“各得其分，各安其所”，达到安民济世的目的。

第二，“恤穷民，除恶吏”蔡襄写道：“臣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又闻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散。

是知民不可不恤······。

”在这里，他的着重点在于讲“安民”是治道的根本，而“安民”又须体恤民间疾苦，以相对减轻剥削为上策。

他说：“臣非不知吏员、军旅之繁，郊庙赐宴之广，北有饵边之费，西有御寇之须，常赋既不足充，遗利必当采取。

”然而，从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还是不能不注意到老百姓的困苦。

蔡襄上书仁宗，指出：“陛下赐三司轴绢诏书曰：‘使敛无暴横而公须足，民无愁痛而国登’。

”事实并非如此。

自宋夏交锋以来，数千里更戍之役，又是运军需粮草，又是缮修器械，兴无名之赋，科配百端，残苛之吏从中贪污索取，豪强之家乘机攘夺，致使百姓“破家流离”，“十室九空”，“呼天苦诉之辞，万人一口”。

比如陕西榷盐，江南议铁，增添酒课，采取铜苗，移东就西，指无为有，官吏们争求目下，不为日后久远之谋。

又如杀牛纳皮，本是州县官府强迫百姓供应的。

可是，过江收买黄牛，稍不中官，便遭捕捉科罪。

“不知生民何辜，受此苦毒！”他说“臣所闻所见民间疾苦，不敢备载”，只不过粗举一二条，让皇上知道天下有如此事，以便改革就是了。

蔡襄认为，要安抚百姓，就要整顿吏治，赏善罚恶，除掉害民的恶吏。

他说，皇帝派出安抚巡行四方，一要选任得当，才能推扬“德音”，二要戒励使者切实注意“安民”这个大事。

如果“恶吏不除，穷民不恤，有使之出，不若无出之，徒使郡国之民交口而议曰：‘是举也，特与被遣之人为荣进梯级耳，岂有意于吾民哉？’”他主张皇帝派出的安抚使须能体恤穷民，对民间八九十岁的老人，应依汉例执行；男女卖身为人作佣的，应予偿还，让他们回家生产；对年在四十以下的和尚、三十以下的尼姑，应给他（她）们粮食回乡还俗，没有能力生产的责成乡亲邻里养之。

对州县官吏好的、有才能者奖拔；差的调换；坏的惩罚；贪官污吏严惩不贷；七十以上昏老不知退者一切罢之。

总之要：“悉究利害，使有补于政治。

”他的结论是：“臣详观古之遣使，皆务恤穷民，除恶吏，举才能，收带逸而已”。

这些意见，不失为“安民”救世的良方，但在病入肢体的北宋中期社会和盘根错节的官僚政治中，这种“良方”实际上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奏效的。

不过，有这种“良方”，总比没有要好得多。

事实上，蔡襄在知开封府、两知福州、泉州，恩威并举，精于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敢欺。

客观上就对人民很有好处。

蔡襄认为，一个地方长官对人民来说，要能“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隐、疾苦，以条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

天下的官员有贤与不贤，百姓有幸有不幸。

如果天下的地方长官无有不贤，“则尽治天下之民亦无有不幸矣！”由此观之，蔡襄实不愧为一代贤臣。

第三，“实惠以利民”蔡襄认为，当时公私匮乏，形势至危，天下之民急于供应而有流离之苦。

治道如此，未闻有改革的办法，仍然因循旧弊。

至于水、旱、蝗灾，则更是由于“人事”、政治关失”所致。

在这种情况下，要“安民”济世，不了解百姓的疾苦不行，了解民间疾苦，如不切实采取措施予以救治更不行。

他大声疾呼，主张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都要“实惠于下，以利百姓”，方能达到“安民”的目的。

蔡襄从政数十年，他提出的政策、措施，都是围绕着“安民”这个“治国之本”，从“实惠于民”着眼的。

他为此竭尽了心力，客观上替人民办了许多切实的好事。

例如：（一）蔡襄在知福州、任福建转运使时，奏减漳州、泉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钱）。

他要仁宗“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按：即身丁钱），只依建州例，岁纳口钱”。

他认为，这对国家经费来说仅万分之一，对老百姓却是事关“性命全活”的大事。

他在《上庞端公书》中，又对奏减身丁钱作了详细论列，说明闽南百姓的困苦，要求关心民间疾苦。

（二）在知福州时，蔡襄奏请“相度”沿海防备。

他说：“福建路沿海州军与外界水路通接，自来未曾别作防备”。

他认为，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都是边海地区，无论是点检商税，或维持社会治安，维护百姓盐、渔生产，或防备海盗扰境，保护海外贸易，都需要整顿海防，并令士兵教练舟船，谙习水势。

因此，有关州军地方政府应当分工合作，以保境安民。

他知福州、泉州时，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尤重此事，这在当时也是为沿海地区的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三）蔡襄在知福州、为福建转运使期间，兴化军莆田县有胜寿、西冲、大和、吨前、东塘等古陂塘五所，自来积水灌溉塘下沿海碱地一千余顷，为田八千余家耕种。

而这五所古塘几经变迁，曾被当地大户勾结官府，占塘为田，使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焦旱，百姓争讼不绝，以致人户逃移，税赋大减。

蔡襄到任后，查明情况，决定恢复五塘，“依旧积水为塘，利济民户”，使八千余家百姓获得生路，实惠极大。

又，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有龟湖塘长一千八百余丈，阔八十二丈，深一丈。

东至塘后村，西至石狮亭，南至塘岬村，北至大洋，灌田三千八百余亩。

水塘一带，百姓常因用水问题引起纠纷。

蔡襄知泉州时，亲自为他们定塘规，解决沿湖林、黄、苏、郑四姓用水及管修堤岸等问题，使大家都得到利益。

（四）蔡襄在两知泉州期间，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而最大的好事就是促成州民建造洛阳桥。

洛阳桥（即万安渡石桥），距泉州城内二十公里，位于泉州与惠安县交界的洛阳江上。

此处当江海交汇，绝海而济，江阔水深，风涛滚滚，往来畏其险。

蔡襄劝州民赈工，因地制宜，开采沿江山上巨岩，凿成长10米左右，宽70厘米，厚60厘米，重约十多吨的巨型石桥板，凭借涨潮浮舟功能，立石为梁，架成长834米的石桥。

它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之一。

此处交通上“南接漳广，北通江浙”。

桥建成后，陆上运输方便，大大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蔡襄亲自为撰《万安渡石桥记》。

这座桥，始造于皇佑五年（1053）四月，成于嘉佑四年（1059）十二月。

开始时虽不是蔡襄所造，但他在嘉佑三年（1058）再知泉州后，却致力于此，促其落成。

在造桥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卢锡，就是蔡襄的舅父。

在石桥建成前后，蔡襄又倡导在过桥两旁（通往福州方向）路上沿途植松数百里（实际上是广植榕树，闽人称榕为松），以荫行人。

闽泉道上多榕树，即源于此。

据记载，泉州所属南安九日山至20世纪20年代尚有古榕六七株，亦系蔡襄倡植。

当时有民谣说：“夹道松，夹道松，问谁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第四，“谨财用”主张在财政支出方面，蔡襄提出了“谨财用”的主张。

他认为国家的“财用”是否妥当是直接影响到“安民”、“富国”、“强兵”的大问题，因此，国家的财政开支要有一个原则来制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铺张浪费而增加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