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道静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_曾雄生

《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23卷　第2期(2004年):99—105S 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 ol.23　No.2(2004)胡道静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中图分类号　N092∶K825.81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4)02-0099-07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

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

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

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

《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高潮。

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

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学、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

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

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

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

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 收稿日期:2003-12-20;修回日期:2004-01-08作者简介:曾雄生,1962年生,江西新干人,硕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

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

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 as Francis Carter )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

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

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校例),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

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最初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2],307条,599页),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多次再版。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

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

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

在海外的胡适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

”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3]。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

“文革”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

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

1962年和1963年,50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

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　100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23卷　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

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

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

“文革”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

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

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

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停止。

“文革”中,他不仅经历了近10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做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

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4]。

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

树欲静而风不止。

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

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

”[5]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

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

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

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

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

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

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本文集中。

1990年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博物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　2期曾雄生:胡道静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01 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80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

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

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

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年)、《周易十谈》(1992年)等。

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年)、《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年)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

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 -tional Academy of Histo ry of Science ,IAHS ),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