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梁实秋译《哈姆雷特》的策略
译介学《哈姆雷特》

译介学视角下的《哈姆雷特》黄乐乐 20130101015汉语言文学(师范)摘要: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创造性叛逆”是作为译介学引进的一个命题,是译介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对于文学作品的跨时空、跨地理接受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也是译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译介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对梁实秋《哈姆雷特》的中文译本与英文原本的对比剖析,达到对《哈姆雷特》的创作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对译介学进行较深入的阐释。
从中了解译介学的相关概念以及产生“创造性叛逆”和“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的原因和达到的效果。
关键词: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失落与变形《哈姆雷特》译介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发展迅速。
一直以来,我们在文学翻译本身的范畴内探讨翻译艺术,特别强调“信”和“忠实”这两个标准,认为理想的译本是“既不要不及原文也不要超过原文”。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翻译不仅仅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字转换,而且由于译者的积极参与,使得任何译作都烙上了译者独特的印记,很难达到与原作的毫无二致。
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翻译中固有存在的现象。
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过程中原作进入译入语环境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融合、碰撞和背叛现象。
信息的失落与变形也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对原文的改变与升华,以致达到更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失落与变形以及它在《哈姆雷特》中的具体体现。
一、译介学简介译介学是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
可以说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是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
它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具体研究原文在他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和“创造性叛逆”两个问题。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是最早关注比较文学里翻译研究问题的学者之一。
他在《比较文学论》的第七章“媒介”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问题,对如何研究译本和译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意见。
以《哈姆莱特》一文为例进行多元化主题剖析

以《哈姆莱特》一文为例进行多元化主题剖析作者:金吉忠来源:《语文周报·教研版》2017年第44期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社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作者将较为成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
从作品本身的形成过程来分析,文学作品具备一个客观的主题,也可以叫作规定性的主题;但从读者解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来分析,作品一旦成为读者的读物时,每一位读者眼中的作品主题就会产生个性化的差异,这就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主题可以叫作差异性主题。
阅读教学解读文本时,文本本身、教师、学生等多元因素的参与,使文学作品的规定性主题和差异性主题形成了阅读的多元性。
新课程标准在阐释阅读教学时,强调阅读教学是一个过程,认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所以,从对话过程的主体来看,阅读教学应该有三个层面的解读:经验解读(前人对文本的解读)、综合解读(教师综合前人经验和个体理解对文本的解读)、个体解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和能力对文本的解读)。
经验解读是文本已有的解读,是阅读教学开始前教师对文本可能搜索到的解读资料,是教师解读的前期准备,资料越全面,解读越深入;综合解读是教师在参考资料的基础上,从教与学的角度扬弃而形成的解读。
高中语文教材(必修四)中选取了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的部分场次,按照传统的教法,对《哈姆莱特》的主题分析可以按部就班地展开,即先介绍作者生平及时代背景,再阅读分析课文,然后总结出一套教科书的固定说辞。
然而,新课改主张在文学作品的教学中,教师应主动放弃权威身份,鼓励学生从多重视角对文本主题进行解读。
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新课标的革新目的才不致落空。
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哈姆莱特》的主题不尽相同:一、心理分析的视角——恋母情结主题哈姆莱特具有强烈的厌女症——尤其是对奥菲利娅的厌恶,以及他对性行为的几乎生理性的反感。
读书心得——论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以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为例

读书心得——论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以傅光明翻译的《哈姆雷特》为例“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坛呈现出莎士比亚众多剧目一剧多译的翻译文学纷繁景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则相继出现了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所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而莎剧翻译的增补、重校、再版和重译终未停歇。
在中国翻译史上,《哈姆雷特》是用白话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田汉根据平内逍遥的日文转译为《哈孟雷特》发表在1921年的《少年中国》上,“标志着中国的莎士比亚翻译与研究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此后邵挺、卞之琳等人都重译过《哈姆雷特》,在中国剧坛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当代,傅光明又把此剧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试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新译样子”,认为“若可把译式确定,再着手图远不迟”。
[2]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傅光明正是企望从中国读者熟识度最高的剧目入手,以此奠定新译莎剧的样式。
因而,梳理傅光明所译剧本《哈姆雷特》的翻译特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莎士比亚戏剧当代译本的翻译特色。
一译文“流畅性”是傅光明翻译莎剧的语言的特点之一,它较为集中地表现出现代汉语的表达规范。
纵观莎剧的翻译,朱生豪和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对当代中国读者影响较大的两个版本,然而“就中文表达来看”,傅光明通过两个译本的仔细比对指出,“朱译的许多地方过于拗口甚至别扭,时常连英文的倒装语序都不改,当然主要是因他翻译的那个时代汉语表达远不如现在规范;梁译又时有草率,许多地方译文不够漂亮。
”如翻译“If circumstances lead me,I will find Where truth is hid, though it were hid indeed Tithin the centre.”[3]时朱生豪忽略了英语表达中的倒装结构,直译为“只要有线索可寻,我总会找出事实的真相,即使那真相一直藏在地球的中心。
”[4]傅光明则对倒装句式进行了调整,按照汉语表达规范译为“哪怕事实的真相是藏在地球的中心,只要有线索,我也能把它寻出来。
双关在英美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应用 ——以《哈姆雷特》为例

双关在英美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应用——以《哈姆雷特》为例双关是一种较为常用的修辞手法。
在特定的语境中,以字词的多义性或者同音性为基础,利用双关手法,可以极大的丰富语句的含义,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
在很多英美文学作品之中,都用到了双关的手法。
在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按照实际情况,结合具体语境和含义等,合理的对其中出现的双关语进行翻译。
据统计,在“双关语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中,便包含了90多个双关语,是研究双关翻译的绝佳案例。
本文,我们即以《哈姆雷特》为例,分析文学作品翻译中双关的具体翻译策略。
一、文学作品中双关的应用双关是一种十分常用的修辞手法,并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文学作品中。
对文学作品而言,应用双关手法,首先可以显著的增强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
通过合理应用双关语,可以使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洋溢含蓄隽永的气息,发人深省,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其次,应用双关手法,还可以烘托气氛,勾勒人物形象,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于是,在双关手法的作用下,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可读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具体来讲,双关可以分为语义和语音双关两种。
其中,语义双关是指词语因为具有多义性,因此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出不同的含义,形成双关。
而语音双关也被称为谐音双关,即利用语音上的巧合,达到同音异义的效果,使语句含有多种含义。
在“双关语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中,便含有90多个双关语,为我们研究双关的翻译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接下来,我们即以不同学者对《哈姆雷特》中相关双关语的具体翻译为例,分析文学作品翻译中双关的具体翻译策略。
二、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双关的翻译策略(一)直接翻译法。
在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双关语进行翻译的时候,直接翻译法是一种最为常用的翻译策略。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翻译工都是在进行着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工作。
但是,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所以,翻译过程中,对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变动,而需要考虑到不同语言所具有的不同各不相同的文化特色。
从多元系统论角度看“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

文 学真 正成 为 “ 的 ”文 学 人 。五四 时期文 学革 命者们 已 开始 意识 到, 文学 不能再充 当载封建之道 的工 具,文学也不是 “ 闲”的 ,而 消 必须 的反 映现实生 活,必须 写人 ,特别是 写普 通的平凡的人 ,反映平 民百姓 的生 活。林译之所 以受到诸 多责难 ,原 因有 多种 。本身不懂外 语, 依赖合作者 的口述进行笔译是其一 ,但关键还在于他与别人合作 的译本不少是 冒险 ,凶杀 ,探案一类迎合市 民趣味的消遭之作 ,而这 正 是五 四以后 的文坛 所反 对 的 。这一 时期 ,旧的文 学传统 已经打
着重要的地位 ,这 时的翻译往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这时的翻译积 极参 与一级模式的建立 。例如 ,鲁迅是典型的代表。在 《 “ 译”与 硬 “ 学的阶级性 ” >里 ,他谈 到 自己的翻 译时 ,也说是 “ 文 按板规逐 句 ,甚而至于逐字的译 ”。从鲁迅的语气看来 , “ 逐字译”是最好的 翻译方法 ,因为只有这样的 “ 逐字译”才可能做到鲁迅在 翻译动植物 名称时所提出的要求 ,也就是把 字面上看到的意义 直接翻 译出来 ,同 时也能做到文句上的直译 , 就是保 留原文的句式 ,语句 的次序也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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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译论视角下梁实秋译莎翻译策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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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译论视角下梁实秋译莎翻译策略探讨摘要:梁实秋先生是我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中国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梁实秋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采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选择这种翻译策略的外在因素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其理性选择的结果,内在因素是对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的追求使其注重对文学思想的阐释。
笔者将从从后殖民译论视角分析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策略选择的原因,这对于正确理解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对中国翻译家的研究或曰翻译主体的研究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译论原因异化/归化翻译策略1.引言梁实秋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散文家和翻译家,他是第一位将《莎士比亚全集》译介到中国的人,他的翻译作品受到译界专家的广泛好评。
尤其是近年来,他的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等多方面的活动及其丰硕成果,已成为海内外学界、译界研究与评论的热点。
有对其翻译思想的研究,如严晓江的《梁实秋的译学思想简论—为例》(严晓江,2009),也有对其译本的研究,如《梁实秋译本研究》(李明清,2010)。
作为我国以持续39年之力第一个独自完成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工作的翻译大师,梁实秋先生的翻译思想、翻译成果、翻译风格及在我国学界、译界的影响,已被诸多学者和学术刊物所广泛认同。
遗憾的是,对梁实秋在翻译活动中具体翻译策略选择的原因探讨,则鲜有专门文章论及。
因此探讨梁实秋在《莎士比亚全集》译作中的翻译策略及其选择这种翻译策略的原因,对于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实践不无裨益。
2. 梁实秋在译莎中的翻译策略梁实秋在译莎时主要采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
归化和异化是劳伦斯.韦努帝在《译者的隐形》(1995)(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
按韦努帝(venuti)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翻译策略研究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翻译策略研究作者:郝丽娜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02期摘要: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及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地位都会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
根据Evan-E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分析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及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所选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的原因可以发现:译者的翻译目的、对源语文化的认同程度及源语文化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等诸多因素,皆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觉,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就翻译策略进行探讨。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策略《红楼梦》英译本一、引言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
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
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
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
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
浅析莎剧_哈姆雷特_中的语言变异及其翻译_以梁实秋的译本为例

大 众 文 艺大140莎剧作品的部分语言特征不符合常规英语语言习惯。
这正是文学语言陌生化的体现,其中最突出的文学手段就是“变异”。
莎士比亚通过使用这种变异语言,形象地反映了剧中人物的独特个性。
这一点在莎剧《哈姆雷特》(以下简称《哈》)中体现尤为明显。
一、语言变异与翻译1.变异的内涵。
所谓变异,就是不符合语言的常规(王佐良、丁往道,2005:412)。
不论何种形式的语言变异都会在视觉或听觉上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经过变异的语言已经实现“前景化”,形成了不同作者的独特风格。
在分析作品的时候,就要分析其语言变异,变异的总和就是作品的独特风格(刘世生、朱瑞青,2007:27-35)。
因此,语言变异的文体功能是适应语篇的特殊要求从而形成独特的文体风格。
语言变异在实现其文体功能的同时也在追求着变异本身的美学价值和美学潜力。
2. 用变异分析翻译的意义。
变异是现代文学文体学一个重要概念。
文学文体学是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申丹,1998),由此可知,通过分析变异即可分析文本的主题意义及美学价值。
当文学文体学被运用到文学翻译时,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分析原文和译文中语言变异的对等程度。
原因有二:一,变异的特点揭示了文学语言文学性的特质,决定文学作品存在价值的文学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语言的前景化;二,在文学翻译者的手中,文学作品中的变异形式容易被“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很难实现“信”的翻译标准。
或许内容上可实现这个标准,但形式上不可避免会造成美学损失。
本文所分析《哈》的变异语言及梁实秋的译文就将说明这一点。
二、文本分析首先谈变异的分类。
利奇将诗歌语言变异分为八种:词汇变异、语音变异、语法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方言变异、语域变异及历史时代的变异。
这些类型的变异其实在其他文学语篇中也可以看到(刘世生、朱瑞青,2007:27)。
因此,可用这种分类法分析戏剧语言《哈》的变异。
刘世生指出,利奇的分类方法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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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梁实秋译《哈姆雷特》的策略
作者:魏贝贝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3期
摘要:多元系统理论开阔了翻译研究领域的新视野。
本文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从描述性的角度探讨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梁实秋翻译莎剧《哈姆雷特》的策略及其原因。
关键词:多元系统;翻译文学;异化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3-0202-01
一、前言
近年来,许多翻译界的学者开始重视从描述性的角度来研究翻译。
描述性翻译是以翻译文本为中心,着重探索目的语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多元系统理论为这种描述性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本文将尝试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探究梁实秋译莎剧《哈姆雷特》的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概念很值得探讨的一点就是其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持续不断地竞争以占据中心位置。
佐哈尔认为,在以下三种条件中,翻译文学将占据中心位置。
第一种情况是,目的语文学较年轻还未完全建立时,翻译文学可为目的语文学注入许多新的元素,从而在其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
第二种情况是,由于目的语国家的弱小而使目的语文学处于边缘或外围位置时,翻译文学会为本土作家提供新的模式。
第三种情况是,当目的语文学正经历一场危机或文学真空时,翻译文学中的新观点或艺术形式可以填补这种真空。
如果这三种情况都不存在,那么翻译文学就只能处于边缘位置。
三、多元系统理论下梁实秋译《哈姆雷特》的背景和翻译策略
梁实秋翻译莎剧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五四运动已在中国爆发。
五四运动之前的几百年,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國闭关锁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对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没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也普遍受这种封建思想的禁锢。
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带有文化优越感,在方法上更趋向于归化,采用保守译法,更多的依赖本土的传统从而淡化外来文化的印记,这样才能增强译作在当时的可接受性。
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文中语句
古奥深邃,现代人恐怕很难读懂。
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这样译才能被读者所认可和接受。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量新思想涌入中国。
人们开始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逐渐开始接受外来文化。
因此,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系统中逐渐从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转移,而译者的翻译策略也趋向于从归化转向异化。
梁实秋翻译莎剧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梁实秋翻译莎剧坚守“忠实”的原则,他曾指出:“我翻译中首先要注意之事是忠于原文,虽不能逐字翻译,至少尽可能逐句翻译,决不删略原文,同时还尽可能保留莎氏的标点。
”可见,梁实秋在翻译时尽量地保留了译作的充分性。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的创作中用了大量俗语,俚语,双关语,猥亵语并引用了圣经中的很多典故。
这些都成为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挑战。
梁实秋在《哈姆雷特》翻译中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
以下仅选取译本中的几个方面来探讨梁实秋在翻译《哈姆雷特》过程中的策略。
1、双关语的翻译
莎士比亚在剧中用了大量的双关语,对此梁实秋多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进行翻译。
如剧中第一幕第二景中:
KINGBut now, my cousin Hamlet, and my son,—
HAMLET[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KING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 you?
HAMLETNot so, my lord; I am too much i’ the sun.
梁译:王现在,我的侄子哈姆雷特,也是我的儿子,——
哈[旁白] 比侄子是亲些,可是还算不得儿子。
王怎么,你脸上还是罩着一层愁云?
哈不是的,陛下;我受的阳光太多了。
原文中的双关语son和sun同音,kin和kind同形,梁实秋分别加了注释。
第二句话中的儿子,他注解到:此语显然是接上文而言,意谓不仅是族侄(因彼己为继父)然终非同一血统,古云。
第四句的阳光,注:约翰孙引证俗语“出天堂, 晒太阳”云云,谓由良好境遇踏入较劣之环境,哈姆雷特此处所谓“受阳光太多”或即指此。
sun与son音相似,或亦有双关意,译文但求通顺,其内蕴之意义须于言外求之,因原文即晦涩难解也。
如果不加注释,读者会感到莫名其妙,很难领会原文双关之妙。
梁实秋用加注的方法使原文的效果充分得以实现。
2、猥亵语的翻译
对于剧中的猥亵语梁实秋并未避讳,直接译出,他认为“…纵然涉及猥亵也无伤大雅,有时可表示一种心理健康的意味。
…我翻译时也没有顾及任何忌讳,我努力试行恰如其分地把原文忠实的翻译出来,以存其真。
”如:
原文:OPHELIASo would I ha’ done, by yonder sun,
An thou hadst not come to my bed.
梁译:奥我发誓必定这样做,
你若没来上我的床。
除此之外,像“乱伦通奸”“贞洁的宝藏”“私生子”等均予以直译,将原文的语言风格完全的展现在译入语读者面前。
3、句子层面的翻译
在句子层面,梁实秋也是以异化策略为主。
为了充分体现原文的原貌,有效传达原文本的陌生性,译文中常可见到欧化句式。
如:
原文:HAMLETI have of late, —but wherefore I know not, —lost all my mirth, forgone all custom of exercises.
译文:哈我近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失了我的一切乐趣,放弃了一切平常做事的习惯。
原文:GUILDENSTERNMy lord, we were sent for.
译文:吉殿下,我们是被请来的。
以上两例中,原文分别是英语中典型的插入语句式和被动语态,译文对此未做任何调整,而且使用了和原文相同的标点符号,这种插入语的用法在汉语中并不常见,而被动语态在汉语中则常由把字句来代替,因此,作者这种译法增强了译文的陌生性。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梁实秋对于剧中大量的俚语,谐语,历史典故,难译及不可译之处都在文中予以加注,而且作者在每本译本之前都要加一段序言,介绍原作的创作背景及版本历史等。
这足以说明梁实秋是本着严谨求实的原则来翻译莎剧,力求为读者充分展示莎剧的原貌。
参考文献:
[1]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32,哈姆雷特,梁实秋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洪溪珧,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2) 169-171。
[4]董莹,浅析莎士比亚译本——朱生豪译本和梁实秋译本,理论建设,2009(3) 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