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对先秦两汉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洛阳伽蓝记》对先秦两汉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摘要:《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扩展了传统地记人物志的容量,全书涉及人物众多,几乎可以构成一幅北魏社会众生图,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历史。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者将人物形象置于北朝深广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综合运用先秦以来史传文学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并通过典型事例展现人物独特文化气质,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呈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信念;在“正文子注”体例下创造性地运用《史记》人物“互见法”安排传记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史传叙事的活泼灵动之中,凸现出史家的春秋大义与批判精神。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先秦两汉史传传统就《洛阳伽蓝记》的文学性而言,其人物传记是相当成功的。

该书的过人之处在于,第一,它大大扩展了传统地记人物志的容量,《洛阳伽蓝记》涉及人物众多,上及帝王权臣,下至市井小民,几乎可以构成一幅北魏社会众生图,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历史。

第二,在人物事迹与精神的表现上,它继承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传统,并根据自身内容与结构特征又有所发展。

书中对于一些不甚重要的人物,记述极为简洁,大略先言名字,次及家乡,而后简笔勾勒其性格、学术源流以及成就。

而对于主要人物则浓墨重彩,将人物形象置于北朝深广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综合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典型事例展现人物独特文化气质,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呈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信念;在“正文子注”体例下创造性地运用《史记》人物“互见法”安排传记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史传叙事的活泼灵动之中,凸现出史家的春秋大义与批判精神。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对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艺术手法、创作精神与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一、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综合运用先秦史传散文在人物形象塑造手法上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之所以能写得如此逼真、流畅,就是因为作者善于学习与借鉴先秦以来史传散文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与技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运用人物自身个性化语言展现人物个性。

史传文学为了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除了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言,更重要的是用历史人物自身的语言来显现其个性。

《洛阳伽蓝记》中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绘人物性格者为数不少。

如卷二平等寺条,作者3次写及广陵王之言,展现了北魏一代明君正直、果敢、刚毅的英主气概;写刘季明廷辩尔朱世隆,面对权倾朝野的尔朱氏,刘季明不畏强暴,仗义执言,视死如归,一个正气凛然、耿直狷介的谏臣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2.运用对比和烘托手法刻画人物形象。

先秦以来史传散文刻画人物的两种传统手法——对比和烘托,在《洛阳伽蓝记》中被熟练地运用。

如卷四写王子坊太后赐绢事时,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生动展现了大臣们的“廉”与“贪”,整个故事写得意趣横生,“廉”与“贪”对比之鲜明可以与《汉书·张禹传》中精彩的对比手法相媲美,张禹平日里在戴崇面前骄奢淫逸,而在为人恭俭的彭宣面前则道貌岸然,活画出了张禹伪君子的嘴脸。

烘托手法自《左传》已见端倪,《洛阳伽蓝记》卷四“追光寺”条元略传承此手法,展现了东平王元略的风神。

文章开头,先以直笔勾画出元略的形象,其后通过其他人物对其的看法或评价来突出元略的形象,首先是萧衍对其文才的看重,其次是臣下对于元略政治才能的忌惮,最后是元略回国时君王亲自送行“亲帅百官送于江上,作五言诗赠者百余人”,说明元略在南朝的威信与地位。

元略在南朝尚且如此,回归故国后的威望更是不言自明了。

3.通过典型事例展现人物独特文化气质,彰显作者“以北魏为汉文化正统”的文化理想。

传记文学作品中运用细节描写,《左传》中已经大量出现。

《洛阳伽蓝记》中作者不遗余力地用各种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最为难能可贵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中蕴含着作家的文化观念与文化理想。

如卷四法云寺条下临淮王元彧集团的文士雅集时,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将元彧的风神显现纸上。

为了突出人物的风流神采,作者将主人公安排在一个类似于东晋兰亭雅集一般的文人集会上,作者希望通过这些人物的风采让大家了解北朝的文化状况,并通过这些人物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来展现北朝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种高度与魅力是完全可以与南朝相抗衡的,甚至在作者心中,是要超越南朝文化的。

这是杨衒之以北魏为汉民族文化正统思想的集中反映,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为了证明北魏为文化之正统地位而作出的努力。

二、人物“互现法”的成功运用“互见法”是由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方法。

为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丰满,杨衒之人物传记在结构上对《史记》人物“互现法”进行了创造性吸收与借鉴。

《史记》“互见法”的运用,客观上由于“纪传体”的体例,为了避免人物与事件之间的交叉与重复,以“事在某传”而互见详略,而在主观上,则由于“互现法”的使用,可以集中笔墨将传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为完整,性格更为鲜明。

《洛阳伽蓝记》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手法并且有所创造,作者巧妙地运用独特的“正文子注”体例,于正文之外自作子注,“先定纲领,次胪细目;以地志为经,以史事为纬;正文简要,注笔详密”①,以叙述洛阳“伽蓝”者为正文,而在其间巧妙地穿插入历史事件、风土人情、佚闻趣事等,作为子注,显得条理明晰,章法井然。

这样一来,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由于与不同的寺庙、住宅等发生关联而被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叙述,而作者所要刻画的重要人物在不同的章节中,也即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分次出场,以不同的笔法被反复刻写,使得人物形象由于场景的变换、叙述角度的不同而不断得以充实丰满,这在前代史书以及同代叙事作品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三、“春秋笔法”的娴熟运用史家以一字寓褒贬,由《春秋》始。

《春秋》简而有法,言约而意丰,其“大义”常于微言之中显现出来,可谓“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②。

在《洛阳伽蓝记》中,作者对春秋笔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有时作者一字千钧,如在卷二平等寺写到平阳王时说:“永熙元年,平阳王入篡大业,始造五层塔一所。

”只一“篡”字,即点明平阳王得帝位之不正,而作者对于平阳王的贬斥之意自现,是典型的“春秋笔法”。

更多的时候作者的褒贬之情则于细致的描述之中表现出来。

如卷四王子坊条作者描写诸王豪奢之事: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

……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佩。

素柰朱李,枝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

……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

江阳王继来省疾,谓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叹羡,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

”继笑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融乃蹶起,置酒作乐。

在此作者以精工之笔为我们描绘了诸王的奢侈生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京都大赋的影子,宝货琳琅满目,生活极尽铺张,其奢华程度,让人触目惊心。

作者先写元琛,元琛为官没有什么政绩,在生活奢侈方面倒有与晋朝石崇较量的实力。

更为可笑的是,元融目睹元琛的奢侈后竟然大病一场,对元琛深为嫉妒,诸王之间的攀比之风可见一斑。

不比政绩,不比军功,倒是热衷于比豪侈,作者并没有在文中直接发表什么议论,但我们从作者的描写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批判的锋芒。

统观全书,《洛阳伽蓝记》本身就是一部“落笔在此,而指意在彼”之书。

作者以伽蓝为纲,实则兼叙历史,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洛阳佛教的兴废来揭示北魏王朝的兴衰,揭示由于北魏王朝的侫佛、奢侈、腐败而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

诚如杨勇先生所言:“虽以记伽蓝为名,实则叙录当代史迹,上自太和,下至永熙,四十年间,北魏风物,家国大事,无不备书。

唯笔意婉微,言简而赅,颜曰‘伽蓝记’者,亦心存遮蔽,用护其书,左氏之笔法也。

”③我们只有读懂了这种整体意味上的“皮里阳秋”,才能更加深刻地去领会杨衒之书中的微言大义,而这种贯穿全书的“春秋笔法”,更可以说是作者对于先秦以来史传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四、对先秦史传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洛阳伽蓝记》中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赵逸,值得我们注意。

这位既能穿透时间又超越空间约束的时间老人,多次出来指证历史踪迹以证明其真实性,如在卷四宝光寺中指认晋朝石塔:“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三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

’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堂,前五步,应有一井。

’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

”赵逸在书中显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作者为了保持其所记录史事的真实性,在文中安置的一个虚构人物。

在人物传记中出现这样一位虚构人物,是杨衒之的一个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赵逸就是作者的化身,是作者创造出来的用以展现其历史观念的代言人。

首先,作者在卷二建阳里之下,借赵逸之口,表达了自己以“疑史”为中心的史学批判精神:逸云:“自永嘉以来二百馀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

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

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

观其治典,未为凶暴。

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

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君恶。

凡诸史官,皆是类也。

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

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

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

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

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

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当时构文之士,惭逸此言。

在这段极具批判性的文学中,杨衒之借赵逸之口,指出前代史家对于前秦苻生的描述不合实情,进而指出一系列关于史书著述时所存在的问题。

作者一针见血指出史书的“隐恶”性质,史家对于朝代兴亡的原由常有“推过于人,引善自向”的情形;深刻批判前代史家修史之“不实”,指明前人事迹与历史事件的记载常有“生为盗跖,死为夷齐”的现象,这显然是与以《史记》为代表的先秦以来史家批判精神与实录精神背道而驰的。

以上对于前代史官的无情揭露与批驳,正是杨衒之对于先秦以来史家批判精神的最直接承袭。

实录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官自古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对史官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作为衡量一个优秀史官所必备的条件之一。

实录就是秉笔直书,书法无隐。

秉笔直书的董狐精神,是史学精神的最高境界和史学批评的最高准则。

其次,杨衒之的史学批评意识不仅仅停留在观念上,还体现在他的具体创作实践中。

他继承先秦以来的史传传统,运用“衒之按”、“衒之曰”的形式,考证历史、评论人物、褒贬史事,显现出强烈的史学批判精神。

“衒之按”集中于对历史史实和史料的考辨,这种“考而后信”的精神直承司马迁的“实录”传统。

司马迁针对诸子百家由于学派纷争而引起的史多臆造情况,提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原则,并通过实地考察的形式,核对、纠正和补充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