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

孙守任和范文澜。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
还有
1
2
线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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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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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两段论”说等。

真正引发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深入讨论的是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要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1984年李时岳又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系统阐述了他本人的学术观点,使论辩进一步展开。

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

这一时期胡绳、章开沅、刘大年、戚其章、苏双碧、苑书义、荣孟源、胡滨、张海鹏、徐泰来、陈旭麓、汪敬虞、张耀美等人先后发表文章,阐发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和主张,并参加了热烈的论辩,形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几个重要的理论观念。

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还是新时期的八九十年代,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都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有几点共同之处。

1、探索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实质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

胡绳所揭示的三次革命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对中国近代史重要内容认同的结果,胡绳同时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并通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

胡绳是着眼于政治史,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规律的。

李时岳提出了“四个阶梯”的论断。

他认为四个阶梯恰恰是由中国近代史的
重要内容反映的。

李时岳在理解四个阶梯的基础上,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

前者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向上发展的趋向。

“两个趋向”是李时岳探索近代史基本线索时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规律的理解和认识。

2
代史》
中
“最
这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认识的根本差异，而这种根本差异无疑来自研究视角、方法及解释框架的差异，来自对中国近代史重新审视后的认识差异。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

现代化范式主要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对革命史范式提出了挑战。

其内部可分两派，一是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这是支流；二是罗荣渠、章开沅、虞和平等人主张以“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或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

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
总结论。

两种范式的关系：替代、包容还是并存
学术界关于新旧范式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即所谓“取代派”；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即所谓“相容派”；三是提倡两种范式共存并立，认为不仅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范式的多元并存，即所谓“并存派”。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就“范式”竞争而言，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

双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发生重大分歧，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均曾引起激烈争论，近二三十年内，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均发生过争论，观点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