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之死

人勿春秋僦辭“戊戌六君子汀之一倒丸第之死/聂作平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六位追随光绪帝力图维新的书生被重新执掌权力的慈禧以“大逆不道”之名处斩。

所遇害的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按照当时朝廷公布的顺序，他们分别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

在清朝，北京菜市口是一条令人谈虎色变的街。

这条街原本以蔬菜和一家名为鹤年堂的药铺而闻名，但有清一代，这里也是处决人犯的刑场。

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北京城刚进入霜风凄紧的秋天，这一天下午，六名人犯被押送到菜市口，在众多翘首观望的看客的注视下，六颗拖着长辫子的头被一一砍将下来。

这六个被砍了脑袋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按照朝廷所宣布的名单，六君子的排名先后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

六君子中，四川有两人，即绵竹的杨锐和富顺的刘光第。

刘光第死难后70年，我出生在他曾经生活了20多年的赵化镇。

这是沱江边一座随自流井盐业而兴衰的古镇。

刘光第遇难之后，他的遗体从北京运回了家乡，在这里，乡人为他举行了一场在今天看来也颇令人惊讶的公祭。

透过家乡父老给予刘光第的哀荣，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清朝末年（上接第44页）对于蔡元培、胡适之倡导的白话文、新体诗，一些旧文人痛心疾首，捶胸顿足。

林琴南与钱基博亦列其中。

林琴南首先跳将出来，与胡博士公开论战。

钱基博也与蔡元培及办《无锡白话报》的同乡裘廷梁进行笔战。

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林琴南与钱基博的败北是必然的，他们还被骂作“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钱基博对自己与林琴南遭到“等量齐骂”，颇感冤屈。

而对报刊上日益充斥的那些夹杂着俚语的白话文和像稻草堆一样参差不齐的新体诗，觉得既扎眼又恼心，而又无奈。

于是乎，子泉先生叹坐书斋，学着当年诸葛亮那样，给钱镭书写了篇“诫子书”，文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胜我，我固心喜。

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尤心慰。

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钱镭书似乎没有听从父亲的告诫，他自行其是,厚古不薄今，既能用古文写出《管锥编》，也能用白话文写出《围城》，左右开弓，像李元霸那样，把两个八百斤重的铁锤，耍得风生水起，无敌天下。

最终, 钱镭书既没有成为诸葛公、陶渊明，也没有成为胡适之、徐志摩，而是成了独一无二的钱镭书！■编辑/无邪45◎各界丨人物春秋山雨欲来时，吊诡的历史所蕴藏的耐人寻味的玄机。

刘光第和同案的其他五人一样，都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这是一桩极为可怕的、可能会导致灭族和凌迟的不赦之罪。

忠君爱国而获罪乃至获极刑，虽然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但像刘光第那样充满变数的命运，却鲜有同例。

刘光第遇难时，他位于北京绳匠胡同的家离他受刑的菜市口近在咫尺，他的家中，只有老妻张云仙，妻舅张鹤林，以及几个未成年的儿女。

刘光第虽然在京做官多年，但他平素不喜交游，不像同案的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既有众多追随者，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当慈禧发动政变，康有为等人纷纷出逃时，刘光第之所以呆在家中，一则在于他相信自己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问心无愧，不用逃；其次则在于根本没有人帮助他逃亡，是以不能逃。

这样，当刘光第蒙冤诏狱，作为政治犯处决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遗孀和孤儿所面临的惨状：这个贫困的家庭，倒下了这根惟一的顶梁柱。

因此，到底是谁为刘光第承办了后事，把他一家老小及其遗体从紫禁城护送回老家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说法，那就是所谓侠客大刀王五为刘光第料理了后事，并派徒弟护送刘的灵柩回川。

大刀王五在清末民间有侠名，热心政治，与谭嗣同交往甚深。

据说谭在获知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后，曾打算请大刀王五率徒冲进大内，谋杀慈禧；谭在狱中留下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所谓两昆仑，按一些学者解读，即指大刀王五和康有为。

不过，不管谭嗣同与大刀王五之间有着怎样的密约，刘光第与王五却没有往来，而为刘光第主持后事的，也不是大刀王五，而是刘光第的四川同乡乔树稱。

乔系四川华阳县人，在京任学部左丞，是刘光第不多的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当时在刑部任职的唐姮，算是刘光第的同事,亲眼见证了六君子被难，他以白描手法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云：“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

”这个乔公，即乔树桶。

所以大刀王五之谓，不过小说家言耳。

按照彼时惯例，凡是被处以斩首之刑的人，家人总是要用金线把已然和身躯分家的头颅缝合起来。

刘光第的遗体是否也作如是处理，史料阙如，不敢妄断。

不过，笔者曾在富顺文管所见过一张拍于20多年前的旧照片，乃是当年把刘光第的坟从赵化迁往富顺县城时所拍。

照片显示，刘光第身首异处，头颅形状还十分完整，甚至隐约能看出其表情的坚忍。

后来，著名雕塑家叶毓山为刘光第创作了一尊铜像，可能也是受此照影响，叶的铜像也抓住了刘光第临刑前的那种刚毅与不屈。

在乔树桶等人的张罗下，刘光第的家小及灵柩从北京动身，踏上了迢遥的返乡之路。

这条路，乃是当年刘光第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岀任刑部侯补主事时经过的。

只不过，去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归时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返乡之路由陆路抵天津,在天津登海船，航行至上海，再上溯长江；到泸州后,由长江转入沱江，从而抵达沱江边的赵化镇。

运载刘光第灵柩的船只进入四川后，沿途百姓纷纷到江边致祭。

在怀德镇到赵化镇的最后20来公里河道上,自动加入到拉纤者队伍的乡人多达数百名。

船抵赵化中渡口码头时，大炮九响，鞭炮齐鸣，家家披麻,人人戴孝，哭声响成一片。

在两匹超长白布的围绕下，家乡父老牵引灵柩，绕行全镇一周。

游毕，停放于隆兴寺一一这里距刘光第早年读书的学堂仅有数步之遥。

初十晚，公祭仪式正式举行，由秀才蓝瑞图主持。

蓝先用悲怆的声调朗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接着宣读了祭文。

这篇祭文，既有对刘光第忠君爱国却惨遭杀害的同情与崇敬，更有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愤怒和指斥：彼苍者天，忠义何罪？歼我哲人，邦国其瘁。

哀我民思，罔知所屈。

汉唐遗秽，邦国其坏。

沟壑能填，白刃已蹈。

强固曰命，正气浩浩。

生而为英，死明众志。

光被四表，功流百世。

按一般的理解，刘光第乃朝廷钦犯，被杀头之后运回故乡，偷偷下葬即可，至多做几天道场罢To但赵化民众却为这个政治犯举行了盛大的公祭。

公祭也罢，在由包括秀才、举人和乡绅及普通民众组成的公祭仪式上，竟然宣读了这么一篇痛斥朝廷一一也就是当时的合法政府一一的祭文，即便在46人物春秋|錨｝9星跚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令人费解的事情：难道这个小镇的人民就没想到过此举会触犯朝廷，会为当事人惹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吗？对这种以公祭为名，实为批判政府的行为，当局又将如何处置？许多年过去了。

当年轻气盛的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而下在刑部狱中时，他认识了在这座监狱里当了大半辈子看守的刘一鸣。

刘一鸣和汪精卫闲聊时,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六君子被捕入狱后的种种情形，这也与包括《清史稿》在内的诸多典籍的记载相吻合。

从狱中之表现，我们不难分析出刘光第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在这场飞来横祸中的无辜与无奈。

从逮捕到处死，刘光第等人在狱中关押了四天。

六君子分别关在两间囚室。

其中，杨锐、杨深秀和谭嗣同关押一室，刘光第、林旭和康广仁关押一室。

在狱中，刘光第犹自诵读《朱子全书》和《周易》，康广仁因受堂兄康有为牵联入狱，非常委屈，失声痛哭说：“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

”年轻的林旭闻听，笑不可抑.刘光第便转而安慰康广仁。

刘光第之所以如此从容，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他相信不管是在刑部侯补主事上的十来年，还是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十多天；不论是作一个无权无位的小京官，还是因缘际会与闻维新国是，自己一向公忠体国，并没有一丝一毫之私念，更不要说叛逆与谋乱了；其二，按照祖宗法度，入狱后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审讯，只要一审讯，什么事情都能说得清楚的，大不了，就不当这个京官，“即罢归，固所愿也”。

以刘光第比照谭嗣同，我们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谭在被捕之前，曾经有机会出走，但他向劝他逃走的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

”至于他在狱中题壁的那首诗，现在流传的版本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但据可靠资料表明，这首诗其实是经过梁启超后来改动的，谭的原诗根本不像这样慷慨激昂：“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在拒绝出逃时所说的流血自他始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他清楚自己已犯下了杀头大罪；而所谓留将公罪后人论，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谭诗用’公罪’二字与传统用法不同。

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之讹……谭此诗末句，已自承有罪。

”这个细节表明，谭在被捕之前就已经明白，他将要遭到杀头的处罚，而这一处罚，和他打算出兵包围圆明园，用武力解决慈禧及守旧派有关。

至于刘光第，他根本没有参与谭的围园救主行动，而谭也没有把这位忠厚的四川人发展成自己的同党。

因此，从客观上说，六君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他们的共同被难，乃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职位把他们拴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一一他们都是企图励精图治的光绪临时提拔到身边予闻国是的小京官，不同者乃是，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谭、康、梁等人的表现远比刘光第更为激进，为了维新的顺利，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政变，不管是流他人之血，还是流自身之血，都在所不惜；而刘光第所设想的，却是在游戏框架之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

刘光第以为将会有的把事情说清楚的审讯永远没有到来。

久在刑部熟知审判程序的刘光第过于天真，他忘记了他遭遇的是一场诏狱。

操纵诏狱的不是祖制和法律，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权谋：如果一旦审讯，显然会牵涉到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光绪。

其中的玄妙，慈禧在处死六君子后的次日所发布的上谕中就不打自招地承认，如果走正常司法程序，那么就会导致“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然而，作为书生的刘光第，又如何能洞悉这其中的政治权谋？刘光第没有把他效忠的政府想象得那么坏，但他效忠的政府其实远比他的想象还要坏。

这个合法的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其职责并不是要保证法律的公正，而是要保证最高当权者的个人利益。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

这一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仿佛充满了改革的生机，至少，从光绪任用康梁变法上，可以看出这个古老的国度，似乎从上到下都打算效仿东邻日本，通过改革，绝地图存。

在对六君子下手之前，真正的掌权者慈禧并没有对光绪的改革进行过阻挠一一至少我们目前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阻挠曾经出现过。

相反，这个驾驭大清几十年的铁腕人物，比以往任何时候给予光绪的权力都更大，这样，光绪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发布上百道维新诏令，并破格将包括刘光第在内的小47g 各界丨人物春秋京官提拔到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