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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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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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研究综述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09级赵雪 200902120222摘要1919年 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

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

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

北京政府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规定的任务有四项。

结果,除了第四点得到较好的解决外,前二项更重要的内容都未能如愿。

坦白的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了。

本文就旨在综述一下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原因及影响一、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一)、期望过高导致议案过分理想化。

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获悉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起初所有的人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所持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

然而,至巴黎和会召开时,国人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思潮与中国代表团的心态不断演变,中国政府与中国代表团对和会上的行动纲领一再进行修改,所提出的议案越来越理想化,要求也在逐次提升,偏离了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其议案的可行性也一再降低。

李玉在《再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认为,中国人民上上下下对这次议会期望过高,以致产生幻想。

(二)、中国代表团“联美制日”的失策王彪和岳珑在《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内向影响》中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鉴于美日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美制日”的方针。

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以收回山东的权益以及其他的一些利益。

但是,中国代表团对巴黎和会的实质缺乏清醒的认识。

国际争端冲突激烈时,强国一旦达成妥协意见,所牺牲的必然是弱国的正当权利。

美国是不可能因为中国与日本撕破脸皮的。

因此,中国代表团寄希望于美国身上,就已注定了“联美制日”方针的必然失败。

高三历史教案-高三专题复习近代现代中国外交 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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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现代中国外交第一:历届政府的外交:1840-1912一、清政府的屈辱外交。

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无论是军事上失败,还是取得了胜利,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

1861年初,清政府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总理衙门,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客观上也使清政府放弃了闭关政策,开始面向世界,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理藩向近代外交的转变,适应了近代国际关系发展需要。

清政府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去办理外交,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怪胎。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清朝统治者还两次向侵略者“借师助剿”。

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中国官员和人民的反帝活动,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1、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及特征所谓对外政策,主要是指一国对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考察认识、判断评价及相应的决策措施。

19世纪及20世纪初,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及特征在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中比较零散,未形成明显的特征框架。

笔者按其历史发展的进程将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1)第一个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贵华贱夷,闭关锁国,清朝与周边国家维持着长期的和平。

当时清朝认为中国是优越和强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是落后野蛮的,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

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统治者视来华的西人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认为应严格加以防范。

在这种意识支配下,19世纪初的清朝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

(2)第二个时期,19世纪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权观念,但增加了开眼看世界的意识。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中国最初的反应主要是从族类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实际利益为对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见容于自身的传统和陈腐的体制为圭臬,因此常常出现以主权换定制的可悲局面。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不算失败根据新史料研究发现,中国是为了要回山东才参与一战,北洋政府对战后和会有着长期准备,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到底有无准备?2014年8月6日,值一战百年之际,台湾历史学家唐启华做客腾讯思享会,为您讲述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巴黎和会主流舆论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理解有误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般认为中国跟一战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中国受一战的影响很大,不只在内政方面,还有外交方面。

在100年前的今天(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了关于一战的局外中立条规,有二十几条,第一条就是要求交战双方不得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租借地,有任何的交战敌对行为。

中国与一战真正发生关系,就是从100年前的今天开始。

可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多停留在过去宣传中的刻板印象上。

比如,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内战的、无能的政府;中国对一战没有贡献,对巴黎和会也没有准备;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实际上待遇还不如战败国等等。

因为这样的刻板印象,所以在国内引发了五四运动,继而让亲日派下了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也没有签字。

新史料为北洋政府正名到目前为止,关于一战与巴黎和会最好的一本书,还是80年前王芸生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为什么后来者反而没有办法超越他?关键的因素在于当年英国外交部提供了档案给他看,他当时用了大批的外交档案,而这些档案很多现在都看不到。

有关巴黎和会的档案也特别不全,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找了十几年都收不全,以为此生无望了,结果却在三年前无意之中意外地搜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

2007年年底,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上线了一批新档案,放在外交档案03-13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那个档案我早就全看过了,但只用了前半部,2007年上线的是后半部。

新上线的这部分虽名为驻比利使馆保存档,但实际根本就是陆征祥档案,内容是民国元年到九年,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的总长室密档。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以处置战败国德国为中心的巴黎和会,中国北洋政府应邀参加。

这次和会尽管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大国强权政治,但对具有战胜国身份的中国,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由于是战胜国,中国便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有了胜者的心理、胜者的口吻。

中国外交官在和会上争之急、辩之激,洋洋洒洒,有理有节,慷慨激昂,高声扬眉,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外交才能和水平,令人刮目相看,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由于是战胜国,《凡尔赛和约》中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如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中国向德国的辛丑赔款,归还山东以外的租界地等;对奥和约,又使中国加入国联并被选入国联行政院。

三、由于是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要求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同情,增强了中国人民外争国权的斗争信心。

四、由于是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要求一经拒绝,便成为一种正常情感无法接受的现实,人民从希望的巅峰跌入失望的深谷,一种被出卖、被蔑视的民族愤怒于是爆发出来。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由于是战胜国,世界的公理、国际的同情、人民的重托。

这一切都极大地鼓励、鞭策着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积极斗争,最终没有遵照北洋政府的“签约”训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它冲破了此前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惯例,“立起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这样,中国山东问题悬而未决,为华盛顿会议边缘谈判(1922年)山东问题的最后解决创造了条件。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

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

原因何在呢?原来,巴黎和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

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

本来中国当时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曾把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牺牲了2000多人。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北洋政府的外交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北洋政府的外交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北洋政府的外交09级中国近现代史:杨柳学号:200920524062顾维钧1904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就开始担任外交工作,亲身经历了民国初年外交的现代化,先后担任了驻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国公使,1919年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巴黎和会并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可以说他是这一时期外交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从1912年到一战前的时期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国内政府更替频繁,国外列强趁中国政局不稳,纷纷扩张势力。

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政府频繁更替,外交部也频频改组,虽然由于国力的原因,在外交上一直未能取得可喜的成果,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在这个时期逐渐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外交斡旋也为维护国家利益做了一定努力。

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只能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这时的外交策略只能是在遭一国侵犯主权时寄希望于与该国在远东有利益冲突的列强出面干涉,而在独自面对列强的无理要求时只能采取拖延策略。

在这一时期中重大的外交事件有中英关于西藏的谈判,中俄关于外蒙的谈判和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

顾维钧在1913年中英北京谈判中是作为翻译参加的,他当时担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北京关于西藏问题开始谈判,据顾维钧回忆说他是历史学习了西藏地理方面的许多知识,而英国方面也有一位武官对西藏十分熟悉,谈判拖延的症结是前、后藏的划分问题。

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后藏则不然,实际上完全不受中国管辖。

可见当时袁世凯政府实际上已同意英国对“后藏”的领土要求。

而在其后的西姆拉谈判中,中方代表陈贻范擅自签约,导致了极为不利的状况,此后西藏问题被搁臵。

英国对中国西藏提出领土要求,而中国实际上也放弃了对“后藏”的管理,这表明中国在单独对英谈判中居于劣势,且英国大使朱尔典又是个中国通,英国代表对中国、西藏问题都很了解,中国在谈判中只能坚持前后藏的划分界限,拖延谈判。

而在远离北京的西姆拉谈判,英国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制定了西姆拉条约,其中规定:“中英两国政府,同认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之国,并认外藏有自治权……”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代表私自签约后,竭力声明不予承认,但是至少是外交上,中国政府只能在西藏问题上维持现状了。

1919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无奈.doc

1919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无奈.doc

1919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无奈弱国也有外交,这是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顾维钧,中国外交官,因拒绝在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名垂青史,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晚年时,曾有人问起顾维钧人生最得意时为何,顾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青史留名并不能算是意外,但以一种非他所预想的方式留名却出乎他的意料。

而出乎意料的不止是顾维钧本人,还有当时整个中国。

天真的中国1918年12月4日,31岁的顾维钧肩负着中国政府和整个民族的重托,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巴黎和会。

此行意义之重大,早在半个月前顾维钧便心中有数。

1918年11月11日,法国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的车厢里,德国代表签字投降,中国在那一刻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宣布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张灯庆祝。

据胡适后来回忆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非常兴奋,在3天公假之后,愣是跟教育部借来天安门城楼,带领一群北大的教授,向民众发表了一整天的演讲。

中国人的兴奋和喜悦完全可以理解。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80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丧权辱国,打了太多的败仗,签了太多的不平等条约。

终于,现在中国成为了战胜国。

举国上下开始期待能够借此机会重新赢回失去的民族尊严和权益。

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声明,其中“废除秘密外交”和“各国一律平等”的观点让很多中国人欢欣鼓舞。

彼时,中国人开始憧憬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将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抢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

一想到这样的场景,全国上下从政府要员到中学学生都天真地笑了。

于是,当听说巴黎和会参会国的代表分成5人、3人和2人三个等级时,中国竟不假思索就派出了最高级别的5人代表团。

然而,中国自清以降,就一直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这其中的差距不单单是曾国藩、李鸿章所说的器物之差,其关键还在于观念之差。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不算失败(受访人/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洋政府在一战爆发后就开始筹备巴黎和会记者:1914年是一战一百周年,国人对一战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会,在过去的观念中,我们一提到巴黎和会就会想起山东问题,事实上在当时的外交中是先有山东问题才有筹备和会和参战的问题,您能谈谈袁世凯时期的中国对于巴黎和会的筹备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吗?唐启华:说先有山东问题才有参加和会问题,100年前的1914年8月份欧战全面开打,中国是在一百年前的8月6号宣布中立的,日本在8月23号对德宣战出兵山东,进攻德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并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对中国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国际法》上中国是中立国,但是中国并没有执行中立国的义务,未能用武装来阻止日本的借道进攻,所以中国在《国际法》上有站不住脚的地方,所以将来要解决山东问题、胶州湾问题、胶济铁路问题,必须要能够参与战后的和会,才有办法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先有山东问题才有参与和会的问题。

袁世凯政府在这段期间,组织了一个保和会准备会的特别会议,专门来讨论跟山东有关的各式各样的国际法问题,这个会议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开一次,由它的会议记录看,讨论的非常详细,在我的书里面第一章的部分讲了很多保和会筹备会的工作。

甚至于在1915年,中国还派了两个人到欧洲去筹备会议,如果和会召开的话可设法直接参加,并联络各国的国际法专家讨论中国如何能够参加和会的问题,一个是刘式训,一个是夏诒霆,所以袁世凯政府时期对和会的筹备可说是下了很大的工夫的。

记者: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由黎元洪担任总统,段祺瑞担任总理,当时府院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参战存在一定的分歧,你能够从当时的内政和外交层面讲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唐启华:其实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内政的问题,黎元洪原来是袁世凯的副总统,袁世凯过世之后他代理总统的职权,但他本身的实力比较弱。

段祺瑞是国务总理,手中的兵力比较强大,手下皖系的督军控制了很多的省份,是掌握实权的人,所以他主张中国应该参战,参战可以向外借款,然后可以输入军火,而且将来能够编练参战军到欧洲去,他的军事势力可以得到很大的扩充。

中国何时第一次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国何时第一次废除不平等条约

大众对五四运动与北洋政府的印象一说起五四运动,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那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年代,并且很快联想到五四运动的起因——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即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如此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回国后,立刻被国人视之为国耻,当即便引发了学生们的抗议游行。

五四运动期间提出的著名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奋发图强的爱国热忱。

巴黎和会上外交遇挫折北洋政府被万民指为“幕后卖国贼”五四运动被人们视为由学生发起,由工人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那么它自然就有斗争的“对立面”;在我们的教课书中,这个“对立面”非常清楚,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所涉及的“争国权和惩国贼”。

我们所学的历史课程告诉我们:“争国权”无疑意指“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惩国贼”往小了说是指因秉承北洋政府意志与日本交换“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使“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参与对日借款事宜而被学生们烧了自家私宅的“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往大了说,则是指躲在这些小“卖国贼”们的背后操纵全局,想要把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的大“卖国贼”——北洋政府。

教科书还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广大学生、工人的爱国举动,使得软弱无能的“卖国”北洋政府倍感压力,最后迫于来自国内的各方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面对列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拒绝签约不是最终结局近年来一些涉及巴黎和会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播出,又浮光掠影地给人们展示了有别于教科书或者说传统印象的巴黎和会以及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

比如巴黎和会之前中国从民间到政府对和会上中国外交必然取得重大突破的巨大期望与信心,以及巴黎和会上以顾维钧为代表人物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面对列强,与日本据理力争的史实,还有章宗祥、曹汝霖等“卖国贼”面对日本人和爱国学生,两头受气、委屈求全的细节描写……当看完了这些区别于教科书的历史场景再现的人们立刻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之后,中国得到了什么,又为此失去了什么,如传统说法一样,如此行事的结果真的一场外交胜利?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突出表现仅仅是爱国的外交官员们在全国民众的支持之后进行的个人的外交努力?那个被后世之人视为对外软弱,对内强硬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又做了什么,它真的是“卖国”政府?巴黎和会上中国除拒绝签约之外,是否还取得了什么实质上的外交成就?北洋政府借一战有利外交形势收回德租界由于《辛丑条约》签订,德国在中国的天津、汉口、青岛等地开辟租界、租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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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马钟鸰“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说起五四运动,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那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年代,并且很快联想到五四运动的起因——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即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如此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回国后,立刻被国人视之为国耻,当即便引发了学生们的抗议游行。

五四运动的性质无疑是爱国运动,期间提出的著名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更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了人奋发图强的爱国热忱。

既然五四运动被人们视为由学生发起,由工人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那么它自然就有斗争的“对立面”;在我们的教课书中,这个“对立面”非常清楚,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所涉及的“争国权和惩国贼”。

我们所学的历史课程告诉我们:“争国权”无疑意指“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惩国贼”往小了说是指因秉承北洋政府意志与日本交换“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使“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参与对日借款事宜而被学生们烧了自家私宅的“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往大了说,则是指躲在这些小“卖国贼”们的北洋政府。

”——背后操纵全局,想要把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的大“卖国贼我们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广大学生、工人的爱国举动,使得软弱无能的“卖国”北洋政府倍感压力,最后迫于来自国内的各方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随着近年来一些涉及巴黎和会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播出,又浮光掠影地给人们展示了有别于教科书或者说我们传统印象的巴黎和会以及和会上中国政府的比如巴黎和会之前中国从民间到政府对和会上中国外交必然取得重大外交努力。

.突破的巨大期望与信心,以及巴黎和会上以顾维钧为代表人物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面对列强,与日本据理力争的史实,还有章宗祥、曹汝霖等“卖国贼”面对日本人……和爱国学生,两头受气、委屈求全的细节描写当看完了这些区别于教科书的历史场景再现的人们立刻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之后,中国得到了什么,又为此失去了什么,如传统说法一样,如此行事的结果真的一场外交胜利?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突出表现仅仅是爱国的外交官员们在全国民众的支持之后进行的个人的外交努力?那个被后世之人视为对外软弱,对内强硬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又做了什么,它真的是“卖国”政府?巴黎和会上中国除拒绝签约之外,是否还取得了什么实质上的外交成就?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简单的常识:任何外交活动都是依据当事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展开的,而外交政策的制定又是政府的工作。

这就是说北洋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指导着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种种表现始终秉承着北洋政府的意志。

那么,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政策又是什么,它是如何指导代表团的外交官的外交活动的?收回德租界:北洋政府开启收回丧失主权起点事实上,北洋政府为参与巴黎和会并取得外交成果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

由于《辛丑条约》签订,德国以此为据,在中国的天津、汉口、青岛等地开辟了德租界、租借地,德租界和租借地成为德国扩大在华利益的据点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

至此以后,包括清政府在内的历届中国政府都视德租界如芒刺在背,欲寻机去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通过对德断交与宣战的机会(1917年),完成对除青岛之外的德租界的事实上收回(青岛及山东的德国在华权益被抢先出兵的日本窃取)。

北洋政府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外交形势,收回了天津、汉口德租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主动收回外国租界。

②.当然,北洋政府的收回德国租界的行为虽是一时壮举,但也不乏缺憾:首先是青岛的德租界被日本强占,山东地区的主权并未彻底收复,使山东问题成为悬而不决的国际争端,给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了可乘之机;其次天津、汉口德租界的收回并不彻底,德方依然保留了部分原属与中国主权的特权;再次,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的行为并不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是北洋政府单方面的行动,缺乏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列强承认的法理基础。

为了使完成在法理对所有德租界的收回,北洋政府开始了各种外交努力,而其中又以收回青岛德租界和山东主权为重。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北洋政府为了对抗日本对于山东的觊觎,就已经开设了一个长期的会议机构,专门负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之后的青岛(山东)善后问题,并且提出了战后收回青岛主权的纲领。

就在北洋政府内部爆发“府院之争”,为对德宣战龌龊不断时,北洋政府的国务院为因对可能出现的外交情况,之类的外交政策筹划会议,制定战后外交政策。

”“临时国际事务评议会成立了巴黎和会期间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北洋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在巴黎和会前制定了看似矛盾,但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外交策略:联美制日,与日亲善。

北洋的外交政策看似矛盾,实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业。

需要指出的是收回山东主权是北洋政府的一贯主张。

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国家无暇东顾,以武力夺取青岛,并利用袁世凯妄图称帝,需要挟洋自重的契机,威逼利诱当时为袁世凯个人所左右的北洋政府签下包括《二十一条》(《民四条约》1915年,即民国四年签订)、《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等一系不平等条约。

特别是《二十一条》,日后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的侵占中国山东主权的法理依据。

至此以后北洋政府便一直寻机废约,即便是签署条约的袁世凯控制下的北洋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秘密条约,而此后的历届中国(北洋)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④.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俄政府宣布愿意放弃旧俄时代的对华不平等条约;英、法倡议建立一国际性组织维护世界和平;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则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呼吁废除秘密外交,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他宣称要“公道地”处置殖民地问题,还提出要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

”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威尔逊发表的废除与列强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十四点和平计划”,特别是“废除秘密外交”(包括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有利于中国收回包含山东等地主权。

这使得北洋政府看到了收复主权的希望,于是表达了对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等的积极响应,外交上制定了“于美国一致行动”,在原有的联美抑日的的大政方针。

联美制日”外交策略下,延续性的制定了在巴黎和会上“当北洋政府积极向美国寻求援助的同时,又抓住日本外相表态,同意废除《辛丑条约》,撤出驻中国军队的许诺,制定了“与日亲善”,暂时对青岛(山东)问题进行模糊化,搁置收回青岛诸事,以期在巴黎和会解决这一符合中国利益和相对稳妥的外交战术。

当然,“联美制日,与日亲善”外交策略的出炉也说明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北洋政府还有其幼稚可笑的一面,如在子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将收回主权的希望寄托的列强的施舍恩赐之上,但北洋政府并非对美日两国全然报以幻想。

当巴黎和会上日本突然发难,以《二十一条》等为据,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之时,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一面陈述中国态度,与日本争论,一面按部就班,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寻求各国的外交援助。

在外交政策确立之后,北洋又制定了针对巴黎和会的五大纲领,即:一、破处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收回租界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路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二、取消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三、关税自主;四、撤出外国驻华军队;五、停付庚子赔款。

可以看出这五大纲领,实际上就是五四运动时以学生为代表的社北稍后,官方的表达方式。

会各界人士提出的各项爱国主张的另一种更为正式、.洋政府根据五大纲领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巴黎和会外交政策和指导方针,并交由将赶赴法国巴黎,参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具体执行。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策略研究》)在“五大纲领”的指导之下,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期间,向与会各国提出了《山东问题说帖》、《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说帖》、《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三份说帖。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三个说帖是针对所有同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的列强而拟,实质是希望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的现状,提高国际地位。

说贴主要提及了七项中国正当的要求,即:一、废弃外国在华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由权。

⑤值得一提的是,三份说帖的提出,是中国对于废除近代以来中外不平等条约的首次尝试,它标志着中国政府“废约”进程的启动。

说帖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北洋政府训令提出的,也体现了中国代表团。

提出“废约”的重大意义在于,向列强第一次正式表明,中国对于不平等条约的不满,提出中国“未能遂其发展之。

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注:指不平等条约)之多也”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前往参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北洋政府的代表团,而是包含南方革命政府在内的,代表整个中国全国民众利益的全权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行为,实际上也代表着南方革命政府,如果其行为真的具有卖国性质,那么,南方革命政府也难辞其咎。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个代表团代表这全体中国民众,是处于内战中的中国南北政府通力协作,在国际领域内争取国家权益的象征,“南北统一,外争国权”寓意尤为深刻,这就使得当时的国人不顾中国的实际国力和国际地位,对巴黎和会产生了过高的期待,甚至是幻想。

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的外交成败.巴黎和会开始后,由于大国之间的私下政治交易,和战后利益分配等当时的中国自身无法左右的外部原因,外交形势从与会初期的一片光明急转直下,很快变得对中国不利。

起初美、英、法等国口头允诺待国联成立后,即研究改善中国国际地位问题。

但后来在5月14日,和会秘书长克里蒙梭以“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为由,驳回了中国代表团的有关废除中国之前与列强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

这样,中国代表团执进程刚刚启动,便被列强蛮横阻止。

”行北洋政府制定“废约“废约”受阻后,中国代表团全力转入谋求解决最亟待处置的山东问题,但山东问题交涉也严重受挫。

列强从最初的口头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转为支持日本继承山东的利益,4月30日,巴黎和会英、法、美三巨头竟公然承认日本霸占山东的要求,并且写入对德和约。

这与北洋政治要求日本归还山东主权的外交主张南辕北辙。

为此,北洋政府于1919年4月下旬电告中国代表团,要求代表团如不能保证山东交换中国,则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并声称“国人愿为(代表团)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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