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文化抗战论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

论文关键词郭沫若；文化抗战；日本文化；启蒙思想论文摘要郭沫若借助于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形成的“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两大启蒙话语方式，延续着“毁灭一创造”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文化抗战”思想体系，将战争中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性的两大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将对外反侵略战争和对内反封建的两重任务与文化创造联系起来。

在特殊形势下对民族现代文化进行了艰难的重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蛰伏了十年的郭沫若放弃了纯文学和学术的研究，回到祖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宣传组织工作中。

在犬牙交错的政治军事的复杂局势中，众多矛盾赋予了他多重的角色，他以通权达变的政治智慧开始了他的人生角色穿梭。

郭沫若在与世界和国内各党各派各阶层之间的对话中，其大量言论构成一种“活”的话语系统，充满着意向性、指向性、无不具有“在场”感。

在抗战宣传的艰难对话中，郭沫若首先面临着中日两国历史和文化关系问题。

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剪不断，理还乱”。

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中西文化之桥，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日本现代启蒙思想的熏染。

特别是进化论和国民性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启蒙中共有的话语方式。

郭沫若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曾在日本居住近二十年，对日本侵华战争发动的文化心理和国民基础，有着深刻的体验。

另一方面，日本是郭沫若的妻国，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日本的自然风物及人情，带给他创作的许多灵感。

这里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也催生了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

应该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大量日本文化的要素，这从郭沫若与日本现代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关系可见一斑。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史学教授，是日本中国学领域内两大学派之一“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有非常深厚的汉学造诣，曾十次来华考察，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问题专著，并长期地保留着与中国学者直接的学术交流，是著名的“支那通”。

由于他的著作在日本学术文化界影响很大，被称为“内藤史学”。

辛亥革命后，内藤积极筹划，安排了王国维、罗振玉避居京都。

这两位学者的到来及学术交流，直接将二重证据法(即地下实物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

注入京都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之中。

郭沫若1928年避难日本后，转向历史考古研究时，曾将关注目光投射到京都学派身上。

1932年，在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的推介下，郭沫若前往京都拜会了该学派盟主内藤，并在其书斋“恭仁山庄”进行了学术交流，郭沫若谈及甲骨文研究的见解，第二天还以诗词《访恭仁山庄》表达对内藤的敬重，内藤也向郭沫若提供了所需的拓本资料。

内藤去世后，郭沫若从报上得到这一消息，“为之抚然者长之”。

1955年，郭沫若到日本访问时，还特意凭吊了内藤的墓。

可以说，郭沫若在辨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体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日本期间成功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与京都学派的学术滋养是有一定联系的。

[!--empirenews.page--] 从上述个人交往事实中，也可以看到郭沫若与内藤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学术情谊的。

但是在抗日战争特定的语境下，郭沫若没有记载这些交往事实，反而在文章中公开批判了内藤和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价值判断。

这是由郭沫若回国后，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所决定的，是由维护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当中日间成为交战的敌对国时，卿卿我我去奢谈两国学者间个人的学术友谊是不可能的。

纵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大量的对日言论，可以看到他主要着眼于在日本受歧视，受欺凌的生存体验，直面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和进化论思想，从文化的根基上去揭露日本侵略的国民“根”性和文化心理逻辑。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首先是以民族优越感作为心理基础。

在东方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的崛起和发展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这种民族优越感却成为他们蔑视中国，侵略中国的口实。

早在19世纪末，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发表文章，将西方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和资源占有视为文明开化。

在他的眼中，由于日本向西方学习，已经脱亚入欧，成为先进文明的代表。

而中国则处在野蛮的阶段，其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目无法纪、溃不成军，而且敢干蔑视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

因此，他称“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在一篇《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中，公然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

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

福泽谕吉的日本文化优越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日本上层对华侵略的基调，抗战爆发后，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也著文阐述“日本文化比支那文化高得多。

低级文化国家要打败高级文化国家，在今天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中日文化关系的解构下，日本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在中、日国民性的对比中，最大限度地夸张、美化日本国民性的优越，如同德国将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纯正血统与犹太民族的优劣对比，为疯狂的法西斯战争寻求种族依据一样，日本文人学者以古典著作《古事记》中的神话作依据，将天皇看成是神的子孙，日本民族则是天然的“天孙民族”。

当前文化中心移向日本后，日本即成为亚洲领导者，亚洲文化的代表，天然地担负着统一亚洲，建立大东亚秩序的使命。

因此，在日本的国民性研究中，粉饰夸大民族优势，刺激培养日本国民的亚洲意识，成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主导趋势。

日本所谓的支那文化研究专家冈仓天心吹嘘说：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

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储藏库。

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文中，认为：日本的强大是天生的。

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

关键时刻敢于牺牲。

我认为，决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赞颂了本民族性、国民性的优越后，日本学者在中、日两国国民性的比较中，肆意夸张中国国民弱点。

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上海游览之后，大肆渲染丑陋、肮脏的支那形象，他描绘上海的湖心亭说 [!--empirenews.page--] 近处竖立着的中国风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绿色的水池，以及哗哗地朝这倾泻的小便——这不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面前这个老大帝国的可怕的象征。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日本的学者文人在“国民性”话语框架下提出的上述观点，是与20世纪初大量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文化的互动中提出的启蒙思想掺杂在一起。

明治维新后，对“进化论”、“民族性”、“国民性”等问题的探讨，成为日本文化界和关注的热点。

而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启蒙思想家在日本文化语境的影响下，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和呼吁，也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对民族吃人历史和国人“精神胜利法”、“狼羊性格”的刻划，都有日本学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描绘作提示。

留亡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和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的生存体验中，在日本现代文化语境中，有感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有感于日本民族在东方的崛起，才引发了我国仁人志士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才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优胜劣汰的进化理论，并引申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话题，从而奏响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文化启蒙主旋律。

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使从日本回国后的郭沫若同样忧心如焚，比如，日本学者眼睛中看到的湖心亭景象，郭沫若在他的小说《湖心亭》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他看见湖心亭的之字曲桥，成了“一个宏大的露天便所”!湖水更是“混浊得无言可喻的了”，面对这种情景，作者愤慨地评论道：“——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

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虽然在芥川龙之介和郭沫若眼中，同时将湖心亭的脏、乱、差，看成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形象反映，但他们反映表现的立场却有根本的不同。

郭沫若对自己民族国民劣根性的愤慨，是基于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

而日本学者将我国的国民弱点进行夸张，归之于“支那恶”，大造“支那”民族退化的舆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我国，制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他们对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进行对比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对华战争是以“日本善”打倒“支那恶”，甚至是日本对中国报恩的圣战。

[1][2]下一页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和文化渊源上的缠绕，造成中国好些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生存危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强大的实力羡慕和日本文化在情趣上的共鸣。

因此，在抗战宣传中，既要揭露日本侵华的文化心理基础，又要从日本现代启蒙文化中剥离出对中国抗战有用的文化要素，在延续五四思想启蒙传统的前提下，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这对郭沫若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

今天我们重读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这四个杂文集，还有他留下的大量即时、即兴宣传的演讲辞、广播辞等，再重新考察郭沫若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郭沫若面对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时，不辱使命，他服从于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交流过程中共同营造的文化语境中“接着说”，举重若轻地提出“文化抗战”思想和与此相应的实践方案，并在大量的宣传活动中，通过对文化抗战的思想内涵的不断阐释，非常有效地建立起抗战宣传话语系统。

这一话语系统的建立，实际上包含着他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各阶层、各党派进行多方对话的复杂声音，特别是与敌对国日本各阶层人士对话的声音。

也是郭沫若作为现代启蒙者，在特殊形势下对民族现代文化进行重构的艰难尝试。

[!--empirenews.page--] 在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中，首先是基本立场。

当日本对中国发动不义战争，使一衣带水的两国成为敌对国时，出于民族的立场，政治性话语就成为郭沫若所有话语中的主导性话语。

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选择中，共同表现出对天演进化的浓厚兴趣，但双方运用进化论的指导思想则完全不同，日本对进化论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西方列强进行摹仿的基础上，他们仿效西方，是要把自己变成强者，他们要把奉行的弱肉强食，以强权进行殖民扩张变成自己的行动。

郭沫若在《文化与战争》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为要遂行侵略战争，为要使侵略战争得到理论上的奥援，日本法西斯军部和其爪牙们是曾经把他们的社会观感从根本上矫揉了好几遍。

力即正义，强权即公理”。

应该说，自从严复首次翻译的进化论从西方传到中国后，又在日本文化语境中被强化，从而成为我国现代启蒙的理论基础，但是中华民族从来不会主动以强权去夺取他人的生存权，因此，当时的仁人志士，大力宣传进化论的目的是提醒国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