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_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_林亦府

论文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林亦府*【摘要】政治精英流动是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然而，当前主流研究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鲜有触及。

超越精英研究中的“二元精英论”等主流分析框架，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资本视角来解读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流动路径。

基于笔者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的农业镇(以下称F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相对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镇一级干部的职业流动的作用更显著。

本研究认为，基层政治精英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多重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国家制度安排、基层政府运作逻辑，及伦理本位的中国乡土文化是影响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三大制度性因素。

这些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动力机制(Dynamics)。

【关键词】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社会资本多重制度逻辑【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489（2013）06－0052－30一、前言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彰显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困境，该事件对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及政府管理带来深层次影响。

当前的中国农村，已经由“农村真穷、25*林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303068)资助;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20132302120015)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HIT．HSS．201203);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海外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

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向基层政府制度异化转变，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的“职能公司化”、“结构碎片化”和“行为运动化”，基层政府的运转进入了某种“锁定”状态（赵树凯，2010）。

在大量的农地、宅基地征用事件中，基层政府与民争利、滥用行政权力，上演了一幕幕“逼农民上楼”、农民自焚抗争的官民冲突场景。

这些基层官民冲突、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治理（governance ）是密切相关的。

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政治精英（基层干部）的素质、来源是相互联系的。

在制度变迁与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精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对基层政府治理的制度分析应该包含基层干部的研究。

而且，从农村基层干部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进行切入观察和展开分析，是一个独特而富有创新的研究角度，作为利益主体，农村基层干部对基层政府日常运作有全面的经验和深切的体悟（赵树凯，2010）。

因此，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这个群体，尤其是他们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主题。

梳理中国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文献，基于中国的国情限制，鲜有国内学者做过系统的研究，反倒是许多西方学者热衷于此。

然而，限于敏感历时性资料获取的困难，他们往往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从结构主义视角（structural approach ），或强调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或强调从政业绩（work performance ）这些结构性因素，来解读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拔与升迁路径。

熟悉中国国情的研究者不禁要问，仅仅从这些结构性因素来考察处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背景下政治精英的职业流动，能否描述其背后的真实图景？除了那些结构性因素，影响中国政治精英职业流动还有哪些？如何把政治精英职业流动路径的背后机制（mechanism ）探析清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根植于其自身的社会文化，中国基层政府的运行机制、行为逻辑及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要从体制上进行追问，有时也要从对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

正如梁漱溟（2005）及费孝通（1992）所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差序格局”的社会。

金耀基（1988）认为虽然梁和费的理论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40年代，但它们在解释今天中国人35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的行为模式方面依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在民众一次次对“官二代”的质疑声中，可以看出“血缘、亲缘关系”或者说中国式的“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运作、基层政府官员选拔与职位升迁的影响。

分析基层政治精英主导下的中国基层政府治理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离不开剖析中国文化对其深层次的影响。

因此，在对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结构分析之外，有必要将社会网络分析带回到（br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ack in ）对处于中国乡土文化背景下的基层政治精英的职业流动分析中来。

换言之，本论文尝试超越当前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着重从社会网络视角来解读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职业流动，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农村基层干部职业流动的影响模式及其背后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①农村基层干部职业流动的模式是什么？②社会资本如何嵌入并影响农村基层干部职业流动？文章首先简要梳理与本论文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阐明本文的分析框架。

接下来介绍了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

随后提供了以笔者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发现。

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总结及其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在学术界，政治精英职业流动（选拔与职位升迁）是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社会网络分析出现之前，学者倾向于从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劳动市场的过程与结果：即个人走向工作岗位过程是有结构制约的；进入劳动岗位之后，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取得的成就，结果也是受结构制约的。

“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 ）”（Becker ，1993）和“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 ）”（Blau ＆Duncan ，1967）便是两个最主要的理论来解释劳动力过程和结果。

受这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学者们用“技术官僚论（Technocracy ）”（Li ＆White 1988；1998；Li ，2000；2001）和“二元精英论（Elite Dualism ）”（Walder 1995；Walder et al．，2000；Zang ，2001；2004；Zhao ＆Zhou 2004）来解释中国政治精45◆论文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英职业流动。

“技术官僚论”鼓吹将自然科学原理运用到社会管理上来，提倡从工程师、财经专家、经理人等相关职业者选拔政府官员。

“技术官僚论”首先出现在美国。

后来也被运用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选拔研究中（Zang ，2001；Li ，2001）。

与“技术官僚论”仅仅强调人力资本不同，“二元精英论”不仅强调人力资本，而且强调政治忠诚（political loyalty ）对中国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二元精英论”者认为，精英流动有两条区分明显的路径。

对进入具有高声望、相当特权和明显物质优势管理岗位的精英不仅要求教育，而且要求政治忠诚；第二条路径，对于进入高声望却只有细微特权、更少物质优势的专业岗位，则只强调教育，而不强调政治忠诚（Walder ，1995）。

周怡认为“二元精英论”其实是“地位获得模型”的六个改造之一（周怡，2009）。

许多学者的研究，如魏昂德（Walder ，1995；2000）、边燕杰（Bian et al．，2001）、臧小伟（Zang ，2001；2004）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在解释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时，“二元精英论”比“技术官僚论”更有解释力。

“二元精英论”将教育和对党的忠诚视为流动机制，而“政党庇护流动”的概念突破了这一观点。

李博柏和魏昂德提出的“政党庇护性流动模型”（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研究个人如何被甄选入党，而党员又是如何被提拔到行政领导的岗位上的。

运用一项1996年全国性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他们证实了所提出的政治庇护假设。

党员的选拔集中在那些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群，入党的机率随后持续下降，直到职业生涯中期才相对稳定。

在改革之前，入党早的人主要来自成分好的家庭，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直到职业生涯后期才被吸收入党。

在改革后期，家庭成分上的优势让位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关于入党早是否就意味着更有机会被提拔到管理精英的位置上，在改革以前的确如此，但在改革早期却不是，而在改革后期这一模式又出现了（Li ＆Walder ，2001）。

边燕杰指出，李博柏和魏昂德提出的政党庇护式流动模式揭示了原来未曾发现的党员身份、教育和职业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他进一步认为，对教育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作用的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之下（边燕杰55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6期等，2008）。

“庇护性流动论”为研究管理精英的流动提供了新视角，然而，谁被庇护，为什么被庇护，中国文化的因素如何考虑进去，这些问题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同时，1996年的数据也越来越难以反映今天的现实。

如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成为党员的门槛越来越低，探讨入党时间的早晚已经无法反映管理精英流动的经纬。

相比较而言，除了陈志柔（Chen ，2006）、杨善华（2000）和吴愈晓（2010）等少数几位学者，直接触及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的研究显得相当寥寥。

杨善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选拔基层政治精英也逐渐趋向功利，即强调被选拔的基层政治精英的办事能力，能否保证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任务的完成，而不再特别强调基层政治精英对意识形态的忠诚（杨善华，2000）。

杨善华的研究对象只限于村干部，他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推理。

虽然他提到了实地调研，但在文章中并没有大量实证资料来支撑他的理论观点。

陈志柔则应用2002年的一项中国大陆调查（农村部分）的数据，分析得出类似于魏昂德“二元精英论”的农村精英职业流动二元路径。

具体而言，那些具有党员身份、接受了更好教育、有更广泛社会联系，并出身于一个大家族的村民更容易成为村干部；而当进入企业家职业时，政治、社会和宗族资本则让位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起到决定性作用（Chen ，2006）。

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吴愈晓则探讨了中国农村居民的职业地位获得与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关系。

他发现，具有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背景家庭的农民及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吴愈晓，2010）。

与许多其他定量研究一样，无论是陈志柔还是吴愈晓，用的是某一时段的大样本社会调查数据，以求对中国农村精英流动的整体轮廓进行描述。

他们并没有深入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去探析农村精英流动的历史经纬，或者说他并没有告诉读者农村精英职业流动的路径是如何产生的，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