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与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演变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是中世纪至近现代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
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皇帝是统治者、人民的代表，其他国家都需要向中国称臣进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和敬意。
该体制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提供了基础，但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朝贡体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依附和不平等。
被认为“小国”的国家一旦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就需要定期向中国进贡，捐献财物。
这种需求使许多作为朝贡国的国家感到困扰并破坏了其经济发展。
同时，当没有亲密关系的国家成为朝贡国，外商贸易往往会禁止进口贸易，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发展遭受了损失。
其次，朝贡体制还产生了一些文化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中，差异弗逝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强化。
用他们的朝贡制度，中国表示所谓臣民和君主与奖赏和惩罚。
然而，这种关系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无法避免，导致一些国家故技重施，模仿这种朝贡关系体制。
这些国家包括越南、朝鲜和琉球。
这些国家都以模仿中国的朝贡关系为核心，其文化的特色也极其相似。
最后，尚有一些国家为了成为朝贡国，注意主导其本身发展的方向。
这个做法完全是为了追求中国的奖赏和利益。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直接削弱了国家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将国家变成了向中国妥协和臣服的对象。
总的来说，朝贡体制起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和交流的桥梁作用。
但是，朝贡体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对小国的压制和妨碍其发展，朝贡体制在鼓励传统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种不平等和依附的关系，这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不利影响。
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实态——以中朝、中日关系为核心
A Study on the East Asian Tributary Syste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China-Korea and China-Japan Relations
作者： 韩东育[1]
作者机构： [1]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战线
页码： 120-136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2期
主题词： 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律令制度;朝鲜;日本;条约体系
摘要：东亚“封贡体系”,又名“册封体系”,脱胎于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原理而形成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封贡关系,并非决定于同
质的政治制度、互补的经济结构和相倾的文化体系中任何一个单项,而是建立在宗藩双方足够明
显的综合落差上。
对封贡过程中无数繁复事端的成功应对,体现了以实力为依托的传统中华礼序
及其制度在驾驭区域关系、维护区域稳定、促进区域繁荣等方面曾经拥有的价值优势和掌控艺术。
然而,当平等意识稀薄的封贡关系逐渐培育出无数个唯我独尊的“小中华”时,中国周边政权蓄势已久的自立愿望和颠覆冲动,也终于借助西方“国际法”的威权而相继达成。
历时千载
的“封贡体系”,亦开始了让位于“条约体系”的全过程。
东亚秩序视角下中日关系
东亚秩序视角下中日关系门洪华前言：大家好！今天我将和大家共同探讨中日关系的问题，中日关系是最复杂的一个双边关系。
两国关系历经了长期的博弈，有很严重的历史冲突，也有很长的国际交往历史。
中国古称赤县神州，日本古称东瀛扶桑，赤县神州、东瀛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这样的近距离意味着双方的历史交往必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既有长期的友好交往，也必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战略的心结和竞争。
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曾经指出，亚洲合作的视线有赖于中日的和解意图。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动，中国的国家实力在迅速上升，而日本依旧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但是在政治方面却没有能够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
这种变动让这两个国家存在战略博弈，这两国充满了矛盾，但是也都意识到合作是必要的，所以它们都认识到加强战略合作的必要性。
自从2006年10月安倍晋三访问中国以来，两个国家经历了领导人的互访，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两个国家逐步开始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这种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让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舒了一口气。
虽然中日两国的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两个国家历史关系复杂，现实矛盾交织，未来竞争激烈，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部分的消除，或者是缓解长期冲突的一种后果。
在东亚，中日两国是一山二虎，一山不容二虎的困境依然存在。
如何避免两虎相争，是两个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议题。
如何从战略的层面认识中日关系，是我们在学术界和战略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议题。
首先来分析中日关系的视角。
中日关系传统的分析视角，是分析中日双边关系和中美日三边关系。
不否认这两个分析视角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它们的分析有利于大家认识中日关系的实质。
但是，得出的有些结论是相对片面的，例如一山不容二虎论、中美联合摆平日本论、美日联合对付中国论等等。
这些视角让我们看到的都是对抗，很少有积极合作的层面出现。
中日之间是有着激烈的竞争、冲突、矛盾，不仅历史上存在，现实中亦如此。
【明清史】韩东育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实态——以中朝、中日关系为核心
【明清史】韩东育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实态——以中朝、中日关系为核心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东亚史、中日关系史。
东亚“封贡体系”，又名“册封体系”，脱胎于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原理。
然而，这里有两大难题亟待疏解：其一，历史分期争论中看似真确的“秦汉以降无封建说”，能否说明展开于“天下”背景下的跨境体制？其二，形成于东亚地区的“封贡体系”，能否与“周制分封”等量齐观并因此而不言自明？有学者指出，“封建制”否定者的几乎所有“新见解”，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开掘，而是由“社会生活的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
而当我们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回归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甚至“广处”时，或许会发现，西嶋定生的相关言说曾试图在广域的背景下为前近代东亚世界赋予某种历史性还原，即秦汉以降专主内治的“皇帝”与兼理域外的“天子”、“郡县制度”与“天下体系”的兼容和混一，意味着“周的封建制思想已经开始复活”。
在中国，除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外，这种情况还经典地延续于明清时期的东亚世界。
问题是，伸展于中国郡县制以外的“封贡体系”，果真是那般简单明快、井然有序且一成不变的当然之物吗？该体系是对“封建”制度本身的“复活”，还是对周制原理或曰理念的“复活”？以往，东亚“封贡体系”的叙事框架一般构建于三大支柱：一是共通的儒家伦理；二是相似的政治制度；三是相互的经济依存。
就单项而言，这三种描述，似均有事实依托。
但是，同样尊奉过儒家伦理并与明清有过或长或短封贡关系的朝鲜和日本，其儒教教义并没有给宗藩关系的存续赋予过任何延命丹药；同为律令制国家，中国与朝、日封贡关系的确立似乎也与律令政治结构无直接关联；而近世以来的所谓中外经济依存，又显然被滨下笔下无数个交汇叠压的“经济圈域”给相对化、稀释化甚至慢慢地虚诞化了。
这意味着，“封贡体系”的实态和细节远比人们的常识性认定要复杂得多。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秩序观的变化摘要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注定了清王朝的败北与日本的胜利，在此之后，东亚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转向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条约体系，进而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而这种格局的转变甲午战争是关键点。
甲午战争使宗藩朝贡体系彻底的瓦解，东亚各国在表面上处于平等独立的状态，实际上都处在日本以及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之下。
在东亚地区，日本则成为东亚新秩序的主导，并通过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以及日俄战争来实践了这一体系。
关键词：宗藩朝贡体系甲午战争东亚新秩序近代日本在东亚地区，自中日甲午战争前，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核心，以其强大的文化、政治、经济向周边地区显示出巨大的辐射力和磁场力。
自从东亚地区开始有了交流以来，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东亚地区特有的地区区域结构，这种结构即为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
在这种体系下，最为典型的是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其次是古代中日之间的宗藩外交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前夕。
一甲午战争前的东亚秩序观1 以宗藩朝贡体系为主的东亚秩序“东亚，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及大陆地带，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1在这个地理和经济文化圈内，19世纪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尚未入侵之前，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华帝国一直是唯一强盛的国家。
因此周边国家纷纷依附于中华帝国，中国则以册封的形式确立对周边民族的统治。
维系这种关系的准则便是实行朝贡制度，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
在东北亚宗藩朝贡体系之内，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最为典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而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则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东亚秩序还是以中国为内核，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中起到家长、核心的作用。
1.1中朝日宗藩关系的变化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对外秩序观表现为中朝两国维持着历史上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
东亚封贡贸易体系
东亚各国的封贡体系东亚的封贡体系最早形成于中国的元朝时期。
元朝时期，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将东亚各地全部纳入中国直接统治的尝试。
在元朝盛时期，东亚地区除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岛屿以外，全部都被元世祖忽必烈纳入到大元的版图。
蒙古军队对这些地区的征服一开始就进行的不太顺利，后来更是因为国内问题，元朝统治者也就逐渐失去了征服这些地区的兴趣。
元朝大规模地对外扩张，元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大一统”确立对东亚各地的直接统治，由于元朝对外关系过于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至于后来因为其军事力量削弱而导致这种政治联系日益减弱。
所以元朝时期所形成的封贡关系还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中，并不是很成熟、很完善的封贡关系，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明朝建立以后，鉴于元朝穷兵黩武的教训，明朝统治者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注重发展封贡关系，从而使封贡关系日趋稳定，形成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
明朝的封贡体系相对于元朝时期时期来说，要更加完善，更加稳定。
在明朝的对外政策中，封贡关系是与海禁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朝外交的保守性，这种内向的态势对中国以及东亚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
对于明朝政府而言，封贡体系与海禁政策的结合是“企图用一种完备的制度把一切对外事务纳入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中”（张钰梅，《简论明初的朝贡制度》）。
海禁政策和封贡体系最终构成了明朝海外政策的整体体系。
明朝封贡体系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它和贸易的紧密联系。
从明朝建立以来，中国逐渐确立了以封贡关系为纽带的封贡体系，封贡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东亚贸易圈开始形成。
自封贡关系作为一种交往秩序出现以来，它就包含着外交和贸易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即是包含着政治和经济两种关系。
明朝的封贡国数量非常庞大，但是它们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明朝政府的重要性却不尽相同。
按照它们朝贡次数的多寡、对明朝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中国文化不同的认同程度，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三类：1、典型而实质的封贡关系。
其主要特征在于封贡国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纳贡，采用明朝的年号和历法。
国际关系史资料
一．东亚封贡体系公元16世纪时，世界上并存着三大国际关系体系之一，以中国为主导．从前提来说，封贡体系下的国家关系是以和平外交为基础的。
在政治上，封贡体系内国家间的基本关系是册封和被册封，朝贡和被朝贡的关系，同时也有同盟的性质。
在本质上，这种关系虽然仍然是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这种不平等不是建立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
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并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其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
当这些藩属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要给予他们援助，当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皇帝应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安抚诏令。
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皇帝“进贡”、请求册封其国王并奉中国为正朔——即按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历史。
在经济上，封贡体系下的东亚诸国，都从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实惠，其国家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封贡体系下的进贡，主要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
而经济上的封贡贸易往来，才是维系封贡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
封贡贸易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以至封贡各国，只能在封贡体系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另一个是由于前一个原因，封贡贸易是政府间的贸易，在伴随着海禁政策的封贡体系下，民间贸易难以开展。
在文化上，封贡体系促进了中国向东亚诸国的文化输出，并进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
封贡体系兼备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意义。
封贡制度，是一种以经济、文化交流达成政治目的的特殊体制。
政治上，中华正朔得到了东亚诸国的承认，经济上，东亚诸国从富庶的中国那里获取了贸易的实惠。
文化上，在儒家文化的教化下，东亚诸国纷纷从奴隶制国家进入封建制国家的序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是东亚国家交往的一种常态。
这种封贡体系下的常态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840年才开始有所松动，而封贡体系的彻底崩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二．大陆封锁1．大陆封锁：拿破仑采取1806～1814年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经济政治措施。
国际关系史 答案
东亚封贡体系东亚封贡体系是指1500年左右明代中国凭借本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地位和文化影响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一种国际关系体系，它与穆斯林世界、欧洲秩序一起成为1500年前后国际关系领域中三大彼此相对隔离而又各具特色、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国际关系体系。
东亚封贡体系既不同于现代那种负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的殖民主义。
在这一体系中，明朝并未出兵占领周边国家，也未干涉其政治，只是对其现存的政治形态予以一种高姿态的认可；而处于依附地位的诸小国反而享受到了馈赠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
国家间那种常见的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在东亚地区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
东亚封贡体系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经营、完善自己的一种国际关系体系，但处于体系最高点的中国愈来愈闭关自守、走向僵化，最终土崩瓦解。
穆斯林世界穆斯林世界是指在1500年前后由穆斯林国家所构成的神权统治的宗教国家体系，它与东亚封贡体系、欧洲秩序一起成为1500年前后国际关系领域中三大彼此相对隔离而又各具特色、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国际关系体系。
当时穆斯林风暴和伊斯兰教星月旗又一次席卷了欧亚大陆，穆斯林国家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创建了一个由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所构成穆斯林世界。
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个穆斯林大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其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穆斯林世界中地位最为突出。
它不仅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而且始终作为一个异教徒介入欧洲历史，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与欧洲的联系广泛而复杂，例如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但是穆斯林世界愈来愈闭关自守、走向僵化，最终土崩瓦解。
欧洲秩序欧洲秩序是指1500年前后欧洲各国所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它与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一起成为1500年前后国际关系领域中三大彼此相对隔离而又各具特色、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国际关系体系。
当时的欧洲政治版图名义上是基督教“世界主权”的一统天下，并存着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却是宛如一件由一些大小王国、公国、贵族领地和城邦所织补的“百衲衣”，不属于任何一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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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论日本与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演变于宁宁（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黑龙江齐齐哈尔１６１００６）摘要：日本地处东亚，深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影响。
就其与封贡体系关系而言，日本起初与封贡体系若即若离。
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蚕食东亚封贡体系。
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获胜，日本亲手摧毁了东亚封贡体系。
关键词：日本；东亚封贡体系；关系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2-0116-04“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
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体系。
”[1](p13)受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影响，中国封建统治者缔造出一套地区性国际体系，即“封贡体系”。
费正清称之为“华夷体系”或“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2](p3-26)也有学者称之为“亚洲的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
[3](p309)这种国际关系既不同于现代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殖民主义。
它是以“礼治”为核心的文化主导型的国际秩序，“在华夷秩序支配下，中国不是一个主权的单位，而是普世文化的体现。
”[4](p5)中国封建王朝凭借自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与周边国家构筑了以朝贡为外在表现形态的封贡体系。
“这种国际秩序本身的扩大和缩小，不取决于周边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取决于中国封建王朝‘德化’力量的大小。
它显示出的向外扩张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并不具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继续加速扩张的性质。
”[5](p29)日本地处东亚，但长期处于封贡体系的边缘地带。
在接受中华文明的同时，日本人强调文化的归属意识和民族的特殊性和例外性，从最初的师从于华夏文明，皈依于儒学文化圈，到逐渐脱离、摆脱华夷观念束缚，不断对东亚封贡体系发起挑战。
一、东亚封贡体系的边缘国日本处于中华文明圈内，公元239年日本九州北部的邪马台王国与东汉政权和曹魏政权频繁遣使交往，并得到了汉朝光武帝的赠印，这是“华夷秩序”之下中日早期关系的有力证明。
自266年至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了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
413年，统一日本的大和国继续主动和中国建交，直至502年，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
[6](p30)五倭王时代，日本大和国势力强盛，对中国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五倭王都尽力保持这种封贡关系。
五倭王甘心对中国俯首称臣的外交政策一直延续到大化革新前。
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便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
日本统治者中逐渐出现了以倭国天皇治理“小天下”帝国的想法，他们开始挑战“华夷秩序”，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
他们以“华夏”自居，认为自己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东方帝国，称朝鲜为“西藩”。
后来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
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
进入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
至宋王朝时代，中日双方民间贸易较发达，但受制于日本国内具有强烈排外意识的“国风文化”影响，此时的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铜钱经济圈”的一员，但在政治上依旧处于孤立的地位。
进入元朝后，忽必烈曾两度侵日，但均告失败，而日本依然没有与元帝国结成册封关系。
作者简介：于宁宁（1981—），男，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讲师，硕士。
基金项目：此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11542276）的研究成果。
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东亚正以明朝为中心形成一个国际秩序。
其范围大致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至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
[7](p1)长期游离在体制之外的日本，到了室町幕府时期，曾作为藩属国加入华夷秩序。
1401年，室町幕府派出了使臣，声明“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因此，“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上书大明皇帝陛下”。
[8](p120)其后，日本在1403年送往中国的国书中，足利义满自称为“日本国王臣源”，“表明了明所要求的臣属关系”。
[9](p219)应仁之乱后，日本与明帝国在封贡体制下的正常贸易往来再次中断，日本再一次置身于体制之外。
九州和本州的一些沿海地区的领主、大名开始组织其家人、武士、浪人等到朝鲜、中国沿海从事劫掠，以海盗为生，倭寇成为中国沿海的严重祸患。
这样，“对明贸易由于倭寇的横行使中国方面在形式上已关闭了入贡之门”。
[8](p269)日本因其不良表现而遭受国际体系的否定后，又被抛到了体制之外。
到了15至16世纪后，日本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摩擦进一步加剧。
155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率军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称霸东亚。
德川家康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废除了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建立大君外交体制，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俨然以日本为中心来设定国际秩序。
1616年日本攻打台湾惨败，中日勘合贸易终结。
16世纪30年代，日本通过了5次“锁国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于1717年开始实行海禁，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国状态。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仍游离于封贡体系之外。
历史上看，日本曾反复接受中国文明的洗礼，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形成了其跳跃性的、挑战式的发展方式。
一方面，日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将学习中国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不间断地挑战封贡体系，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因此，日本是否加入中华帝国体系，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义满相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在国书中称臣，但并没有赋予明帝以任何政治权力或承担何种政治义务，相反，却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最大实惠。
”[9](p220)这显示出日本加入封贡体系仅是想单方面地索取利益，而不打算履行任何义务。
因此，日本之于华夷秩序是没有道义和理性可言的。
二、日本对东亚封贡体系的蚕食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明治维新之前，在由中国支配的封贡体系下，日本充其量只能扮演配角。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成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新生力量。
在继承了历史上的挑战意识后，日本积极向外侵略扩张。
日本学者井上清指出：“屈从欧美列强，同时在其支持下侵略朝鲜、台湾，可能的话，甚至侵略中国本土，这一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10](p10)这一论断揭示了日本明治政府的东亚战略。
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1](p557)的方针，这是近代以来日本以武力重新构建东亚秩序的起点。
在此方针指引下，日本开始了对东亚国际秩序的蚕食。
1869年日本明治政府遣使赴朝鲜通告日本维新的事实，要求修复邦交。
日本在给朝鲜的文书中称：“我皇即位，重整纲纪，亲理万机，极愿睦邻。
”[12](p693)朝鲜以文书中屡次使用“皇”等只有中国皇帝可使用的字句为由，拒绝了日本的提请，这一拒绝引得日本国内征韩之声四起。
但掣肘于实力，日本迂回地向清政府派遣使节，寄希望同清政府建立平等关系。
根据中朝宗藩关系，如与清王朝建立平等关系，日本亦可位居朝鲜之上。
1871年，清政府出于自身安全与日本地理位置上的考虑，决定拉拢日本为其所用，所以同日本签订了《日清友好条约》。
这是近代东亚国家间第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缔结的条约。
这实现了日本对清交涉的最初目的，即日清两国地位平等，从而迈出了瓦解东亚传统秩序的第一步。
1871年琉球向清朝进贡的船只遇风暴而漂流至台湾，船上船员被台湾土著居民误杀，日本决心借此时机侵占台湾和琉球。
为了防止列强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日本做了精心的外交准备。
首先，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其对外事务由日本外务省接管；其次，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再次，利用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的态度。
清政府对此问题态度明确，称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与日本无关。
外交未果使得日本开始加紧准备军事侵略。
1874年5月，日本侵入台湾，清政府因战备不足，要求列强干涉而不同日本作战。
1874年10月，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调停下，两国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
清政府屈从于日本，承认“‘台湾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两。
[13](p343)“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地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
”[14](p319)这之后，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1月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完全吞并琉球，封贡体系的一角崩溃了。
1875年9月，日本军舰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蓄意寻衅滋事挑起战端，炮制了“江华岛”事件，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逼迫朝鲜开国。
1876年，日本借军事威慑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内容包括：（1）“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4）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
[15](p65-66)《日朝修好条规》的缔结使朝鲜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条约中所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是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自此，近代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不仅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日朝修好条规》缔结之后，日本不断向朝鲜进犯，这引起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侵略和压迫的“壬午事变”。
朝鲜士兵放火烧毁了日本驻汉城使馆，杀死了日本教官。
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借机向朝鲜提出了割地、赔款的要求，并进行了全军总动员。
8月30日，日朝双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保护使馆”的驻兵权。
日本军事力量第一次扩张到亚洲大陆，日本对封贡体系的蚕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但由于清政府出兵干涉而未实现目的。
1885年，日本借中法战争的有利局势同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军，两国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16](p277-278)通过这项条约，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平等的出兵朝鲜的权利，这为它进一步蚕食东亚体系大开方便之门，贻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