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

山东外语教学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２期）　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　胡德香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文章从文化翻译的定义出发，探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的文化批评特点。一般认为，钱文的　重点在于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本文指出这是一种误解。钱文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提出翻　译标准，而是一篇深刻的翻译评论，文中采用的批评方法既有语言层面的对照，更有文化层面的批　评，对当今开展文化翻译批评有着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当然，科学的批评标准体系的建立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钱钟书；文化；翻译批评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６４３（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８１．０５　

１．０文化翻译的含义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受到很多研究者重视，对此　有很多谈论的话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翻译问题。　“文化翻译”。应该有两种含义：一是翻译中的文化；　二是翻译作为文化，或称翻译文化。前者是对翻译　过程的研究。指的是翻译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因素　的处理；而后者是对翻译结果或产品作文化层面的　分析。两者有重叠之处，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换言　之，翻译中的文化指特定对象的文化解读与表现策　略和方法，更注重本体研究；翻译作为文化则是对整　个翻译现象的文化探讨，是从外部角度的考察，其外　延更广一些。本文着重讨论文化翻译的第二种含　义。　刘宓庆先生的《文化翻译论纲》认为文化翻译的　任务是关注文化意义的传递，“翻译容载或含蕴着文　化信息的意义。”（刘宓庆，１９９９：８３）他把语义的文化　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文化翻译表现论、翻译与文　化心理探索等课题视为文化翻译理论的核心。（同　上：１１２）刘先生谈的文化翻译是翻译中的文化，即源　语译语转换过程中涉及到的语言与文化问题。　而王克非先生的《翻译文化史论》则有着不同的　研究对象和重点，“翻译文化史重在研究翻译对于文　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　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　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王克非，　１９９９：２—３）这是偏向文化翻译第二种含义的研究。　２．０什么是文化翻译批评　从翻译批评来看，我们更注重翻译文化，即把翻　译作为文化现象或行为，把译作看成文化生产的产　品来进行考查，在此语境下的翻译批评称为“文化翻　译批评”，其实相当于“翻译的文化批评”，为概念简　便起见，采用前者；同样，如果译成英语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可能更清楚一些，但是为简洁　明了。还是以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作为“文化翻　译批评”的译名。　文化翻译批评着重研究的是与翻译密切相关的　社会、历史等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其具　体任务并不排除对照原文进行语言评价，判断译文　质量及译者水平等。当然，更强调语言外的因素，包　括在翻译评论中尝试回答如下问题：翻译活动发生　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选择某文本或某种翻　译策略？何以产生误译？译者的水平、态度和工作　环境如何？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怎样？译作在译语　文化中的影响和作用如何？等等。　我国翻译史上历来重视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　

收稿时间：２００４－１０－１０　作者简介：胡德香（１９６３一）。女。湖北武汉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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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要求译者具备源语和译语的文化修养，从这个意义　上看，很多翻译前辈，如严复、林语堂、傅雷、钱钟书　等都是文化翻译论的先驱。（刘靖之，１９９９：１０）这也　是《文化翻译论纲》所探讨的主要问题，但却跟我们　所谈的翻译文化并不完全相同，尽管着眼点不同，然　而把译作的文化适应性（准确的文化意义把握、良好　的读者接受和适境的审美判断）纳入衡量作品质量　的价值观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作者以文化人类　学为理据的方法论原则，是值得翻译批评借鉴的。　（刘宓庆，１９９９：７３—７８）　３．０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解读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就是一篇深刻的文化翻译　批评。但是，一般人把文中提出的“化境”看作是翻　译的最高标准，是钱先生对翻译理论的突出贡献。　其实，该文的重点并不在于提出标准，而在于通过对　林纾翻译的全面评价引发出对翻译的本质、目的、功　能、译者的选择和接受效果等问题的探讨，揭示误译　产生的原因和意义，说明当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　理对翻译的影响等。“钱氏说的‘化’，指出了翻译艺　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　准或原则。（钱氏本意也非如此）。”（陈福康，２０００：　４１９）下面看一下钱先生究竟是如何评价林纾翻译　的：　首先，从翻译的训诂探询翻译的本质、功能和作　用。其实这也是为林译的批评做理论阐述。尽管钱　先生开篇就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为“化”，但是　他同时又指出翻译中存在的三个距离：原文和译文　之间、译者和作者之间、译者的理解与表达之间都存　在一定距离。这些距离加在一起。使完全彻底的“化　境”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正是由于他认为“彻　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　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　产生了新的意义。”（钱钟书，１９９６：８１—８２）因而不能　用“化境”作为衡量译作的标准，于是，为下面的评论　做好了铺垫。　其次，从文化交流角度评价林译的价值。钱先　生所认为的翻译的“新的意义”独出心裁，那便是“好　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　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倒是坏翻译会　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同上：８１）他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评价和充分肯定林纾的翻译的。因此，他　并不单从文本对照角度考察林纾的翻译，也不因为　８２　林纾对原文的“漏译误译触处皆是”而贬低其社会文　化功能。相反，他通过实例分析论证这些误译产生　的思想根源：林译的错误或“讹”的部分，与译者以及　他的合作者的外语水平没有多大关系，“而‘讹’里最　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　是这部分的‘讹’能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　以免于全被淘汰。”（同上：８９）　再次，从接受语境审视误译的原因和意义。钱　先生认为林纾的类似“欧化”的硬译以及违反中国语　文习惯的“讹错”，是由于他“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　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而成的，大凡　有写作能力的译者莫不如此，中西皆然。尽管如此，　林译的哈葛德的小说仍然超过了原作，还有些对原　文的“增补”虽不能看作翻译的正道，“但从修辞学或　文章作法的观点来说，它常常可以启发心思。”（同　上：８７）当然，有的错误是林纾自己态度不认真造成　的；有的则是出版者对他的宽容和过度信任造成的。　钱先生还从中国文人重创作、轻翻译的传统以及中　西历史上翻译家不受重视的例子说明林纾不喜欢被　人称为译才的原因，这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化现　实及其对译者的影响。　钱先生对林译独到而深刻的评价，是建立在他　自儿童时代就开始的阅读林译经历，直到成年后又　“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他研究的详尽还体现在观　察的角度，不局限于译文文本，更把视线投向林译的　序文、跋语等“附属品”和译者生活的时代以及文学　传统等。不知是受林纾的影响还是本人气质风格使　然，钱先生以他惯用的“谐谑”和讽刺笔调告诉读者，　林译虽不是翻译的正道，却也是情有可原，甚至还起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倒是那些认真遵守翻译“正统”　的译者，只会在心里暗自佩服林纾的潇洒呢。　有人认为钱钟书是“原著中心论者”，（王宏志，　１９９９：６３）笔者不敢苟同。原因在于：其一，果真如王　先生所说的话，钱先生对相当不忠实原文的林译就　不可能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其二，如果说《林纾的翻　译》一文“充满了对原著的推崇，对翻译的各种贬义　描述”，（同上）也属误解。钱先生惯用“谐谑”和反讽　手法以达到幽默效果，对翻译的认识也不例外。虽　然他说翻译“仿佛教基本课老师的讲书，而不像大教　授们的讲学。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实　际上是同情译者，那些“可怜翻译者给扣上‘反逆者’　的帽子，既制造不来烟幕，掩盖自己的无知和谬误，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又常常缺乏足够厚的脸皮，不敢借用博尔赫斯的话　反咬一口，说那是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钱钟书，　１９９６：９０）试想钱先生真的认为大教授们讲学或做学　问可以“不求甚解”，而讲授基础课的讲师却需要“一　字一句都透彻了解”吗？显然这是反话。其三，文章　开篇就讲翻译的最高境界，但这只不过是为下文做　个铺垫，真正想要表达的却是：翻译不可能达到理想　中的境界，正因为不可能，因此没必要要求译文达到　那种境界。那些“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　译的任务”并且能够“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的译　者，却反而会“像背负着家庭重担和社会责任的成年　人偶尔羡慕小孩子的放肆率真，某些翻译家有时会　暗恨自己不能像林纾那样大胆放手的，”（同上：８７）　其赞同林纾的口吻，不言而喻；最后，钱先生还不无　嘲讽地指出林纾为了抬高自己的古文而贬低自己的　翻译的做法，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通观全文以及考虑到钱先生的写作风格，我们　认为钱先生主要考查林译在汉语中是如何运作的，　将其文化价值和意义作为评价标准，并不拘泥于对　照原文的语言得失，林纾的翻译就是这种指导思想　下被称道的好的译作。正如许钧指出的：“钱钟书的　《林纾的翻译》一文可以说是对林纾翻译的一种文化　批评。”（许钧，２００３：４０８）鉴于该文出版的时间和在　后来翻译界的影响，我们认为钱先生提供了从文化　角度全面深刻评价译者和译作的方法，可以称为文　化翻译批评的先行者。　４．０对我国翻译批评的启示　如果说钱钟书先生是从实践上树立了文化翻译　批评的榜样的话，王佐良先生则是较早从理论上进　行翻译文化研究的学者。他的文化翻译思想对后来　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翻译学》就是受他思　想影响的产物。（王秉钦，２００４：２７８）王佐良在１９８４　年发表的文章“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中就提出要“探　讨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王佐良，１９９４ｂ：　７１１）强调两种文化的对比和研究接受语国家的文化　状况。随后又写了“新时期的翻译观”和“翻译与文　化繁荣”。在１９８７年发表的“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　中，王先生还给出一些具体的课题，如对译家的研究　应包括：译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政治因素、文化界情　况；对翻译界的影响；与其本人创作的关系；在当时　社会文化中起了什么作用，（王佐良，１９９４ａ：２８９）等　等。这些具体课题都属于译文品评，即我们所说的　翻译批评，但却超出了语言文本评价的范畴，也是从　文化角度研究译家译作，因而对今天开展文化翻译　批评有启发作用。　我国传统的翻译批评以对照原文为基本方法，　如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这种评论以语　言赏析为主要目的，也指出译文中的错误或不当之　处，并加以更改，但较少考虑翻译以外的其他因素。　近几年，翻译批评出现了一些转变，例如，从葛校琴　对林语堂翻译的评价，可以看到我国翻译批评理论　意识的加强，从相对“随意性、浅表性、片面性、盲目　性”（姜治文、文军，１９９９：７—８）的翻译批评逐步转向　文化批评，批评视野更加开阔，这是明显受西方文化　学派理论家影响的结果。正如吕俊指出的，我国在　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中，翻译批评“从经验直观走上　理论指导；从一元性批评变成多元性批评；从文本批　评走向社会一历史的文化批评”。（吕俊，２００１：２９９）　许钧发起的对《红与黑》汉译的讨论，也跳出了　“译文与原文的静态对比”，把与翻译相关的因素如　读者、编辑、译者主体性等纳入研究范围，形成一个　“原作作者（包括原作历史环境）——原作——（原作　读者）译者——译作——译作读者（包括译作历史环　境）的翻译系统”。（许钧，２００２：１２６—１２７）《红与黑》　译本的讨论，引发了许多思考，使人们看到文学翻译　在译人语中的命运，“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　因素，还有着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种种因　素”。（同上：１２１）　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西　方翻译理论也呈现出从文化角度审视翻译行为的趋　势。（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Ｖｅｎｕｔｉ，２０００：３３３）理论家们意识到翻　译在目的语的文化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们　所描述的翻译过程不再是单个文本的转换过程，而　是指整个翻译产生的过程以及在文学系统中的变　化。（Ｅｄｗｉｎ　Ｃ，ｅｎ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３：１０９）有学者指出：“翻译远　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事，它总是深嵌于文化、政治体　制和历史中。”（Ｓｕｓａｎ　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Ｈａｒｉｓｈ　Ｔｒｉｖｅｄｉ，１９９９：　６）由于翻译所处的文化语境、内涵和内容都发生了　变化，（谢天振，２００４）翻译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也应随　之发生变化。那么，是否现代翻译就不需要忠实，而　翻译批评则无需对照原文呢？回答显然是需要忠实　的。功能目的派学者认为翻译批评应贯穿目的原则　和忠诚原则；（Ｃｈｆｉｓｔｉａｎｅ　Ｎｏｒｄ，２００１：１２６）多元系统理　论将翻译文学纳人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　８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