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的小说选择艺术

张艺谋这个名字，在上世纪的中国影坛创造了一个近乎“神话”的效应。

从1988年2月23日，柏林金熊奖被搬回中国的那一刻起，张艺谋和他的电影作品就接连给国人和世人带来惊喜和惊奇。

要研究张艺谋的电影，则不能不研究它的小说改编艺术。

这是因为，纵观他迄今导演的十二部电影，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除了1988年的《代号“美洲豹”》和2002年的武侠巨片《英雄》以外，他所执导的十部影片，全是改编自当代小说。

改编小说是张艺谋成功的基础和关键。

他在改编过程中进行了多元的美学探索，首先继承了分解性美学创作方法，保留原著的故事性，并强化情节、集中矛盾，从而克服了第五代电影的局限。

一、张艺谋电影的小说选择艺术1．选择“坚实的”“令人心动的”小说作品。

结合张艺谋的言论以及对于原著的考察可以看出张艺谋导演选择小说时坚持的基本原则：“坚实”和“心动”。

一是“坚实”。

“坚实”也就是指小说有一条实实在在的情节线索，“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张艺谋大部分作品中我们都可发现一条起伏动人的情节线索，而且这些线索基本上都是由小说原著提供的：《红高粱》（红高粱）中野台的经历；《伏羲伏羲》（菊豆）中婶侄偷情；《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四房争宠；《万家诉讼》（秋菊打官司）中的村妇告官；《活着》（活着）中一生宿命的传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黑帮争斗；《一个都不能少》中寻找失学儿童。

二是“心动”。

“很注重心动的感觉”可理解为导演非常注重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的力度，作品本身首先能够打动导演，与导演内心的欲念或渴望相契合，与他对社会人生赞颂或批判的态度契合；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后能打动观众，与当下社会思潮呼应。

然而怎样的作品让他有心动感觉呢?在小说《红高粱》中，作家莫言把土地的生命血统与文化传统并置，让生命之火焚毁捆绑生命躯体的封建礼教绳索，让生命之血冲决淤塞生命血脉的封建伦理病毒，让窒息人的生命活力的封建文化大厦在生命力的原始爆发中坍塌倾颓。

莫言笔下一个个“土匪种”演出了诡谲壮丽的人生戏剧，以至于连他们的死亡都无不放出奇诡的生命之光，无不成为惊世骇俗的绝响，在汪洋态肆的泼墨中，作家淋漓酣畅地发掘出了中华民族生命深处那种千百年来被封建文明驯服而昏睡着的生命血性，高拔健迈的红高粱意象与蓬勃茁壮的生命精神互映，融而为一，汇聚成汹涌澎湃的生命洪流很少有作家能够像莫言这样铺张生命的勃发意象，很少有作家能够像莫言这样状绘生命的酒神风度。

“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它，并深深地被小说中那种生命的冲动，那片无边无际的红高梁地里生长出的男人和女人所感染，他们的豪爽开朗，他们的旷达豁然，他们如火如荼的爱情。

都深深吸引着我。

小说的故事很传统，比如劫道，抬轿之类，过去小说里很多，它的新意就在于字里行间透出的一种做人的洒脱，一种自由而强烈的生命意识。

”“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

”，于是乎，一部灌注、洋溢着强烈生命意识的电影喷涌而出，令人啧啧称奇!2．电影题材不重复。

看过张艺谋的电影就会有这样一种体会，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作品是重复的，每一部影片都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新鲜感。

《红高粱》表现的是人性的解放与张扬，与其类似的《菊豆》表现的则是人性的压抑，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影片。

张艺谋因为“决不重复，求新求变”而放弃了《美穴地》，之后又选择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最终因难以找到感觉还是选择了陈源斌的《万家诉讼》。

导演开始培养对人的关注，把叙述和对人的关注推到了前景，希望能弥补此前影片的某些不足。

以选择《活着》实现对自己的一个彻底的反动，“向过去挑战”；用朴实的手法，用平常人的心态拍平常人的故事。

在拍完《活着》之后，张艺谋便开始尝试都市题材小说。

他选择了上海作家李晓的《门规》和述平的《晚报新闻》拍成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有话好好说》，以一今一古，一实一虚两个故事完成了“张艺谋进城”的转移……张艺谋早期的作品往往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以讲述一个遥远的封闭的象征的“家庭中国”或是“乡土中国”的故事来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人性的关注。

这样的作品中，人物往往只是表现主题的一个符号，一个类别(如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和专横残酷的长者)，往往缺乏独立的个性。

这样的作品虽然表现出对人性理想的追求，但往往缺乏对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真诚关注。

而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开始，他所选择的题材除了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外，都是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比较明显的世俗倾向。

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讲述都市几个年轻人的故事，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选择了乡村教育题材，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渲染普通人的爱情——这种选材上的变化反映出张艺谋创作走向的变化。

二、张艺谋电影的小说改编艺术1．极端化策略。

在强大的文学叙事面前，张艺谋借助“极端化”的改编策略成功突围，这显示出艺术的自信，其作品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

张艺谋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说：“…极致‟是我的一贯追求。

我要含蓄也会含蓄到极致，要独特也会是…极致‟的独特。

”这种极致不仅包括了张艺谋对人性的理解，而且也涵盖了他对艺术的理解。

不可否认，充满锐利之气的极端化改编的确能将视觉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功地从文学叙事的压力下突围出来。

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

众所周知，张艺谋的影片内容不可谓不广泛，而且竭力追求多变的艺术风格。

然而，极端化却一直顽固地隐藏在所有的影片中。

视觉冲击的极端化追求、大面积的色块运用，导致色彩的风格化。

这种倾向从《红高粱》、《菊豆》到《英雄》、《十面埋伏》，可谓越演越烈。

在画面造型方面，追求极端的唯美，甚至不惜以人物符号化为代价，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面貌模糊的陈佐千，《英雄》优美的动作造型与过多的山水展示淹没了人物内心。

与此同时，人物性格大多极端得偏执。

如秋菊、魏敏芝、招娣、飞雪等等，或面对挫折或面对艰难，都决不轻言放弃；就情节的推动力而言，则追求极端的单纯，甚至归结为依凭人物一个最直接的心理动机。

在《秋菊打官司》里是要“讨个说法”，《英雄》简化到由于是赵国人，无名就担负起“刺秦”的重任(情节缺乏切己的动机，在推动叙事发展方面有明显欠缺)。

在影片的叙事方面，常常极端运用某种方法，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与原作频频使用预叙相反，恰恰是大量使用省略法，叙事颇为生涩以至于难以流畅地叙述一个复杂的黑帮故事：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比比皆是的静止拍摄，缓慢的镜头运动，暗示了一个古老的压抑故事。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层面的存在。

极端化策略挟带着导演锐利的个人意志，在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方面极具优势，而且创作个性一旦形成，由此形成了创作重复。

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个性因重复得以强调，风格因重复得以彰显。

张艺谋影片的叙事策略、创作个性、美学风格正是由一系列熟悉而陌生的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等)不断地确认而大获成功。

但是，以极端化为核心的个性、风格可能因自身的偏执而拒绝接受审美视野之外的存在。

极端化风格因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备受关注与青睐，但极端化风格因其偏执也带来了艺术上的一些不可回避的隐患。

2．遵循分解性美学的创作原则。

对小说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张艺谋遵循分解性美学的创作原则，选取冲突性强的情节组合在一起，对原著进行浓缩，使影片结构紧凑。

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比如影片《红高粱》、《菊豆》、《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等对小说的改编，都体现了对分解性美学的回归与张扬。

其中，《菊豆》对小说《伏羲伏羲》的改编所体现出的分解性美学尤其明显。

首先，电影缩短了小说的时间跨度。

小说中的时间从1944年一直延伸到文革后，描写了杨天青从少年到中年的命运。

而电影中，杨天青出场即是三十几岁的老光棍，少年时的故事删掉了，集中表现主人公近十年间的遭遇，这样就使电影叙事的时空显得更加紧凑。

其次，为了通过情节及尖锐的冲突来表现人物，电影着力选择了小说中处于质变状态的冲突加以浓缩，并作了一系列处理。

比如小说中的天青是自杀而死的，因为儿子不与他相认，加之菊豆又怀孕了，天青无法承受这样多重的精神折磨和打击，只得自溺身亡。

而在电影里，天青是被儿子天白杀死，并非自杀。

小说《伏羲伏羲》中，儿子天白也曾有杀父的念头：“他心里万分冷静，如果堂兄果真做下了，又被他抓住，他就剁了他”，但是这种杀父的想法没有实施，他最终还是从地窖里救出了天青。

而影片则把天白杀父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实际上，天白是在代替父权行使这监督和生杀大权，天青还等于死在金山之手。

这一改动强化了父子间的冲突，突出了叛逆者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使冲突达到了极致。

对分解性美学的回归，还体现在影片《大红灯笼》对苏童小说的改编上。

张艺谋认为苏童的《妻妾成群》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敌意和仇视，以及那种有意无意的自相损害和相互摧残，因此影片将妻妾间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情节集中起来，使得电影情节冲突一个接一个，并不断加强，同时这些冲突是环环相扣的。

影片中颂莲为巩固地位而假装怀孕，这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

这一情节的增加，使颂莲的命运出现极大的起伏，假孕的败露使她的命运从巅峰跌到了低谷，地位一落千丈。

颂莲因此郁郁寡欢，在酒醉后吐露了梅珊与高医生的私情，致使梅珊惨死，而小说中梅珊之死完全是卓云所为，与颂莲无关。

电影情节的改动增加了颂莲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表明了陈府内斗争的残酷，即使是无意的泄漏也足以让对手抓住把柄，致人于死地，这也为颂莲的疯掉作了环境铺垫。

影片为了集中表现妻妾问的矛盾，还删去了许多颂莲与大少爷飞浦间的交流以及许多日常生活的描写。

经过改编后，电影情节变得曲折跌宕、变化多端，具有扣人心弦的异常美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张艺谋电影对小说的选择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的趣味与品位，以及他对社会语境的敏锐感悟及适应的能力。

而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艺术，则进发出具有很深艺术魅力和美学光芒的电影导演艺术特色。

1、张艺谋的电影总是以女性为中心。

从电影导演到“电影作者”众所周知，之前国产电影大部分以现代社会人的生活为背景，以人性的探讨为主题，电影之外的商业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可拓展的空间。

随着科幻动作、历史战争、惊悚悬疑等类型的海外电影大片在中国市场的火爆，才让我们的电影工作者们意识到，现实生活的题材已撑不起中国商业电影的大梁。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三大导演在一年时间里相续推出了三部古装大片——《无极》、《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

号称中国电影史上投资最大的商业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上映，让张艺谋的古装大片三部曲得以圆满。

作为张艺谋电影从文艺片向商业片转型的标志性作品，这三部商业大片也让老谋子由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进化为了一个纯粹的“电影作者”。

早先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十几部享誉国内外的作品，无一不是由著名的小说改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