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浅谈国家形成的因素——以雅典为例
浅谈国家形成的因素——以雅典为例摘要：国家并非自有人类便存在，学界对此早有共识，但构成国家的要素却依然存在分歧。
恩格斯的观点曾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学界。
大多数学者从恩格斯的角度，从地区组织和公权力的形成分析国家的诞生。
也有学者对恩格斯的观点进行了补充。
笔者认为，国家的血缘因素一直在影响着国家地运作。
另外，宗教神话对国家形成的作用，也应予以重视。
本文从血缘与地区的关系、武力对内外征服、神话凝聚和经济分化带来的私有制进行分析，以雅典为例，从提秀斯改革到克里斯提尼，探讨这些因素如何构建起一个国家。
关键词：国家、权力、神话、雅典国家诞生于人类文明社会。
在原始时代，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部落，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观点，将国家从部落伊始的演化形态分成三种途径，雅典的内生型、罗马的内部斗争型和德意志的对外征服型[1]，恩格斯的观点几乎影响着整个中国学界对国家起源的认识，近年来不同学者对该观点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修正。
谢维杨先生在翻译塞维斯著作中以人类学为视角提出了酋邦理论[0]；易建平先生在反驳谢维杨先生时提出了武力的垄断程度是判断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准[0]；王建中先生从恩格斯的地域取代血缘因素入手，认为地域因素从未取代血缘因素[0]。
具体到雅典国家地建立，一部分学者认为雅典国家建立于提秀斯改革，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只是标志着雅典政治制度走向完备[0]，另一部分学者观点完全相反，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才标志着雅典国家的建立[0]。
笔者认为，分析国家建立的因素应从权力的垄断性、权力的制衡性，以及一些非物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国家的权力是地域性和血缘性的结合，其权力是伴随着对内外征服而不断强化与合法化的。
另外笔者认为，很多学者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除了经济物质基础，国家最初的建立还依靠共同的神话信仰得以凝聚。
在上古时代，对神的崇拜有时对事物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聚落皆是信仰相同和相似，人们才可能聚集在一起，才可能达成共识。
国家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在古代是对神灵的信奉，现代是对某种制度或意识的认同，从未有哪个国家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信仰之上。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
落
形态研究与文明探源》，《郑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⑧谢维扬：《中
国
早期国家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认定和相关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 1 期，⑨沈长云：《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形态问题一一兼介绍一种
关
于三代社会性质的提法》，《河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川
泽湖泊型；（三）“接触地带说”，即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
标
志
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四）“大小中心
说
”
，
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
小
的中心；（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
河
仰
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
文
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理论。即据摩尔根的“野蛮时
代
三
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包括文明起源
三
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关
丁•物质前提奠基期，认为“农业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这三
大
创
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从而为文明起源奠
定
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石。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西亚的两河文明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具有 鲜明的不同特征，即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 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古文 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论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
论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国家分裂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成立的关键时期。
因此，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
本文将探讨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从哪些方面来考察并分析。
一、经济因素经济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也不例外。
在社会经济方面，春秋分期的实际年代为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476年，这大约是东周时期晚期至春秋时期中期的时间范围。
由于周王朝贵族统治无力控制地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相互侵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割据的时期。
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主要是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
在古代中国，农业拥有着重要的地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
而自然条件的差异，加上管理水平的差异，导致农业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这也使得不同的地区因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差异而在政治、文化上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春秋时期，各地的诸侯国都以耕种为主要经济活动，但各地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村经济结构却不相同，这也决定了不同的诸侯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不同。
二、政治因素春秋时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诸侯各自独立，隔三差五地出现战争是春秋诸侯国政治局势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春秋时期的国家形成与维系过程中政治的因素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列国间互相制衡，纠缠不清的政治维系，加上对地盘的争抢，造成了政权局势高度分散。
正是由于不断的战争、霸权与共存，政权改朝换代，政权制度及其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动。
春秋时期各国采用的政治制度，以及统治运作模式各不相同，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国家形态变得多姿多彩。
三、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构建一个成熟、完善的国家体系的基础之一。
春秋时期的文化基础，不仅是先秦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阶段，还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高度竞争的时期，在这种高度的竞争状态中，各诸侯国采取的文化方向亦不尽相同。
在春秋时期的文化方面，周朝传统的儒家文化已经开始萌芽，随着各诸侯国的不断崛起，著名的“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还创立了法家文化，以法治为本，而非德治。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
封建制度
1.方式：周王直接统治富庶的“ ”，透过分封予诸侯土地称“封国”；诸侯在国内分封子弟为卿或大夫，赐以“采邑”；士之土地为“食田”，但不能世袭
2.权利义务：周天子定期“ ”诸侯国；诸侯有纳贡、出征、守土、朝觐等责任
宗法制度
1.意义 宗法制度是一套血缘继承制度，主要在区别嫡庶、分辨长幼
五、人文精神与社会生活
周的人文
精神
1.“天命靡常，唯德是亲”上天的态度并非恒常不变，祂只会眷顾有德
行的人
强调“敬德”、“明德”
2.“殷鉴不远”重视 教训
强调“人”庄敬戒慎的作为会影响世事成败得失
3.相对于凡事问鬼神、神权色彩强烈的商人，周朝更注重
周的社会
生活
1.贵族：周朝贵族的生活离不开
2.庶民：农民大清早到田里工作，傍晚还要在回家路上捡拾柴薪，妇女则在家里织布到深夜。秋冬农事忙完后，还要帮贵族围猎、酿酒、凿冰等，终年难得休息
（ ）11.西周某世天子崩逝后，出现王位非由众子中的长子继承，却由其弟继承王位，且又未违反宗法制度之精神，试问该做何种合理的解释？ 先王的遗诏 弟比兄贤能 弟得四方诸侯拥戴 兄为庶长子，弟为嫡长子。
资料二：“汉人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
对于上述两则数据我们应有何解读？ 数据一既是孔子之言，当然正确，而数据二不知何人之言当属无稽之谈 数据一谈文化的连续，资料二则着重时代特色，并无冲突之处 资料一说明三代的传承有血缘关系，资料二可解读为夏代较质朴，商代重祭祀，周代崇敬人文 如果数据一对则数据二错，数据一错则数据二对。
试题演练
一、单一选择题
（ ）1.下列有关夏朝的论述，何者正确？ 最早提出夏朝的是《史记》 提供夏朝研究的新证据是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 从二里头文化发现的两座宫殿遗址，可知为夏朝初期的都城 现在学者都确定夏朝的存在。
专题二 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专题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一、时间轴梳理阶段事件，总结阶段特征。
阶段特征：秦汉是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
1.政治：国家统一，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官僚体制逐渐代替了贵族体制，专制皇权逐渐形成。
2.经济：秦汉时期是封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
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和巩固，小农经济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农耕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主体。
黄河流域尤其中西部地区是封建经济的重心。
3.思想文化：经历“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演变，儒学官方化得以确立。
科技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文化成就辉煌。
4.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
两汉时期，开始同西域各族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秦汉时期还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初步开发和管辖的阶段。
5.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开始突破东亚的范畴。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大秦的交往开始沟通。
时间轴：二、专题知识结构三、基础知识梳理（一）政治：1．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1)统一：秦灭六国，统一全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2)皇帝制度：皇帝总揽司法、立法、行政、军事等权利力，确立皇权至上、皇帝独尊、皇位世袭的政治制度。
(3)中央与地方：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军务，彼此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加强皇权；地方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命，有任期限制，选官制度沿袭战国以来的军功爵制度，官僚政治初步形成。
（4）颁布《秦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垄断教育，文化专制。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
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
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
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
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
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
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
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说，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酋邦_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_沈长云
·6 ·
的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讨论的深入开展 ,学者们 也感到他们理论中某些环节或个别结论有不够严 谨或不够周全之处 。其中为不少中外学者共同指 出的一点是 ,对于原始社会所有的氏族组织 ,在摩 尔根的笔下 ,都基本上是一种自由 、平等 、博爱的 社会结构 ,处于“无差别 、无矛盾的和谐的境界”, 这同一百年来人类学所观察到的大量个案所显示 的事实并不相符 。事实上 ,等级 、特权 、物质资料 占有的不均 ,不同集团乃至个人之间政治影响力 和权力的不平等 ,在前国家社会的许多实例中都 明显地存在着 。[1 ] (p260) ,[2 ] (p35)“摩尔根的最大错误 之一 ,就是将易洛魁的氏族与早期希腊和罗马的 氏族等同了起来 (易建平引塞维斯语) 。”[3 ] (p139) 与 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在摩尔根《古代社会》 和恩格斯《起源》中作为国家产生的例证而列举的 古希腊 、古罗马和日耳曼国家的产生 ,对于人类最 早产生的国家来说 ,是否具有代表性 ,以及由这几 个国家产生而归纳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 ,即 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 权力的设立 ,是否对于所有国家的形成都一概适 用 。这里 ,有关论述无疑更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 国家形成的问题 。对于此 ,不久前发表的李学勤 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明确表 示《, 起源》中提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之一的 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一条 “, 对于古希腊罗马 来说也许是适用的 ,而对于其它更为古老的许多 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4] (p7) 。
·5 ·
史 学 月 刊
2006 年 第 1 期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酋邦 、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
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
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
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迟，的萌芽”。
“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
”这些作为公社集合体的代表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行使更为集中的权力，由此发生了对于公社集合体的“独立化”倾向，到后来，社会职位的世袭制也出现了，终于促使他们由起先的“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并最终集结成一个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
在恩格斯后来所写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说到，由于这种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恩格斯指出，上述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发生，是并行不悖的“两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页）。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
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
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
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
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
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
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
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
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
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
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源》中又进一步说:“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就有了意义,……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也就各不相同了”;并且指出,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地理环境因素极为重视,可以说,地理环境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不决定社会发展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就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决定作用,是不能用地理几万年不变,社会制度几百年就发生根本变化这样的现象来说明的,关键在于,一定地区的自然条件,如地形与地貌、资源与物产、气候与交通,与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发展的路向是否存在相关性。
当然,斯大林所说的欧洲在三千年间更换四种社会制度,而地理环境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确是事实,但是,用斯大林的观点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欧洲的社会制度变化得如此之快,而在同样的时间内,美洲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
很显然,后者更能说明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之际,东西方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古希腊,由于地中海沿岸特定的地理环境,“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展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
可以说,雅典人的国家之所以成为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例子,就在于频繁的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的作用。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的地理环境,在远古时期,西部的高山,北方的草原,东南方的大海,对于人们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所以,古代中国人不可能像雅典人那样与外部发生频繁的海上贸易。
再加之当时地广人稀,最初,人们只在若干地区形成了一些生活的聚落,部落与部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相对阻隔的状态。
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商品交换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生产者本身就是消费者,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公社就是一个别生产、消费的单位,从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诸部落来看,其与雅典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商品经济的极不发展,促使这些部落的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商品交换。
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却大多套用雅典国家产生的模式,把商品交换看作是从部落形态进入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可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用来说明部落时期商品交换促进社会组织进化的材料只有一条,即《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商人的先公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臣杀而放之。
”《楚辞・天问》对这段史事则说:“胡终弊于有扈(扈当为易,从王国维说),牧夫牛羊。
”对于这些材料,王国维解释说,仆牛就是服牛,这最多只能说明殷人当时已经开始用牛挽车,或饲养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可是,有些学者却就此发挥,得出了“商人和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是比较活跃的,冥子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的结论。
事实上,有易氏夺牛,是部落时期经常发生的现象,其前提未必就是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商业往来。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原始时期的各部落之间绝对不存在商品交换,但毫无疑问,商品交换在当时只能是以有限的规模,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
它无法说明部落的经济特征,也不可能成为早期国家产生的经济前提。
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展,个体家庭与私有制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前也没有很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史稿》第1册第157页。
《观堂集林・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2页。
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商周时期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商人和周人从部落形态进入国家的时候,其家庭形态仍然处于家长制家庭的发展阶段上。
家长制家庭或曰家长制家庭公社的基本特征是,“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 ,维系家长制家庭的纽带,一是血缘关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出自共同的祖先,二是财产公有制度,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共耕的团体,土地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共同耕作,产品共同分配。
在这种家庭形态和所有制形态下,除去部落首领凭其家长的绝对权力居于特殊地位外,部落成员大体上处于齐一的水平线上,贫富分化并不明显。
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前,并不存在希腊的荷马时代部落贵族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一部分公社成员破产,沦为雇工的现象。
所以,雅典人的氏族公社内部剧烈的财产分化,使得氏族公社“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而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际,家长制家庭公社却相当的稳定。
在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为了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像雅典人的国家那样产生于个体家庭的确立和私有制的发展,人们着意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寻找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证据,如,一些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出现的夫妻合葬墓,以及随葬品的多寡不同,等等。
用这些情况来说明当时氏族公社内部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婚姻关系和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虽无不可,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私有制确立的根本标志,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为个体家庭所有,即个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以日用品和装饰物为主要内容的随葬品,并不能说明那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制情况。
另外,稳定的婚姻关系固然是个体家庭产生的一个方面,但是,个体家庭是否真正地从原初的家长制家庭中独立出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有制的发展情况,没有充分发展了的个人所有制,就不会有完全独立的个体家庭。
事实上,直到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土地仍然是为家长制家庭所有,由家族成员共同耕种的,《诗经》中“十千维耦”、“千耦其耘”,是最有力的证据。
尽管目前人们对于《诗经》中的这些记载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国家不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内部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确立。
由于大陆的地理环境所致,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际,社会分工并不很发达,定居农业的发展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之一。
恩格斯在论述自然环境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曾经说过,在远古时代,由于“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
在中国古代,由于北方草原地区不具备定居农业充分发展的条件,因而这一地区的居民选择了游牧生活,而在黄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则形成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北方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在率先进入国家的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定居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和手工业只是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存在的,从来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
实际上,早期国家的形成完全决定于定居农业的发展水平,中国早期国家之所以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具备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定居农业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的条件。
然而,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时,不考虑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只是凭空演绎夏、商、西周时期所谓的社会分工。
如,在谈到夏代的经济结构时说:“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剩余,就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在一些部落内部,在各氏族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显著了。
”甚至把奚仲造车、莱荑向夏进贡牲畜都看作是社会分工的标志。
在描述商代国家形成过程时也说:“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相应地扩大了。
”这些说法殊为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