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案件

服从法律的责任——二战“告密者”案例的再解读作者简介：董昆（1984—），河南商丘人，西南政法大学2006级诉讼法专业研究生文章来源：原创文章所属专业领域：法学理论加入时间：2008-10-14 点击次数：115 【字体：大中小】【摘要】二战后审判纳粹德国时所出现的“告密者”案例的审判一度成为审判类似案件的参照和标准。

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们是站在一种“法律和道德”的高度来做出最后的判决。

然而，且不说在“不道德的法律是否可以作为法律”这个问题上长期无法获得一致的共识，就是从服从不道德的法是否就将受到惩罚这一观点出发来看待“告密者”这个案例也会带来很大争议。

那名妇女服从了法律却依然要承担责任的依据——并不仅仅因为她服从了当时的法律，更是因为她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服从纳粹法律的行为在本质上存在着道德瑕疵。

【关键词】服从法律；责任；效果论引子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回家短暂探亲。

有一天，他私下里向他妻子说了一些他对希特勒及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物的不满。

他刚刚离开，他的妻子因为在他长期离家服兵役期间“已投向另一个男子的怀抱”，并想除掉她的丈夫，就把他的言论报告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

结果，他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

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未被处死，又被送到了前线。

纳粹政权倒台后，那名妻子因设法使其丈夫遭囚禁而被送上法庭。

然而，她在法庭上提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据当时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对她所说的关于希特勒及纳粹党的言语已构成犯罪，因此，当她告发她丈夫时，她仅仅是使一个罪犯归案受审。

从这层意义上说，她只是服从了当时的法律，尽到了公民服从政府法律的义务，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最后，那名妇女以及像她一样服从了纳粹法律的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是判定他们承担责任的依据的似乎不在于法律的条文，而是求援于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则。

一、争议的判决虽然这个案件的判决使那名妇女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并且这个被大多数人拍手称快的判决也一度成为审判类似案件的参照和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判决本身已无争议。

相反，这个判决所带来的争议和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因为它触动了法学界中最为敏感的一个命题，即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因此，判决所带来的冲击波影响的范围绝不仅仅是在司法实务之限，它在法学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讨论的热潮。

这其中，尤以两位享誉世界的学者——富勒教授和哈特教授在1957－1958年之间的大论战为最。

①这两位学者的论战和为阐述各自理论而成的著作，也成为当代两大法学流派思想交锋的经典。

正是因为社会舆论和学者围绕“法律和道德”问题展开讨论的导向，到了六十余年之后的今天，许多人对于这个案件的理解和思考还是停留在“法律和道德”这个命题的讨论之上。

然而，是否有人想过另一个问题，那名妇女最终受到法律的惩罚只是因为她服从了纳粹的法律吗？她真的只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在本文中无意再去重复关于法律与道德是否相关的争论，也无意去探究法律中道德因素的重要性问题。

相反，笔者想要做的是，抛开那名妇女服从了纳粹法律的结果，而去探究她服从法律的原因。

或许感性的直观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而对选择过程的放大化理性剖析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是多样化的，每一个在面对一个具体的法律时，都会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而对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外界的评价又存在着千差万别。

因此，个人的不同行为带来的可能就将是一系列在理论层面上无法做出的评价。

退一步说，即使是可以做出这个的评价，或许也只能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所适用的评价。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笔者在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法官在对那名妇女有罪的最后判决中所采用的理由绝非毫无争议，甚至还有些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感觉。

②在笔者看来，这种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法律上的胜利，而是政治上的胜利。

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怀疑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很不和睦的关系，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人打算将真理算作一种政治美德。

谎言一直被认为是必要的和正当的工具，不仅对于政客或煽动家是必要的和正当的，而且对于政治家也是必要的和正当的。

”[1]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二战的最后结果是轴心国取得了胜利，而同盟国战败，那么，站在审判席之下，接受审判的或许就是现在审判那名妇女有罪的法官们。

与此同时，那名妇女却会因为遵守了现在看来属于“恶法”的纳粹国家制定的法律，做出了在外人看来属于“大义灭亲”的行为而收到褒奖。

正如J·K·罗斯提出的那样，“假如纳粹政权当道的话，那么裁定孰是孰非的权威就会发现，在大屠杀中没有自然法受到破坏，也没有犯下任何有悖于上帝和人性的罪恶。

虽然应该继续、扩大、还是废止使用奴隶劳动是一个问题，但做出的选择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2]这是政治带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要战胜这个挑战，要做到尽量地站在一个客观和中立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笔者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离开法律和政治的因素，回到行为者所处的实现之中，从行为者的行为上来探究。

正是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要找到那名妇女服从了法律却要承担责任这样一个在理论层面上有些说不通的事实的依据，只能从行为者，即那名妇女的行为本身出发，从行为的性质着手。

二、行为的性质人们谈及事物的性质，一般是用“善”和“恶””作为划分标准。

那么“善”是什么？在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史上，很多伦理学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有的认为知识是善，有的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善，有的则解释为善是人的自然本性要求的满足。

而要分析一个行为是否为善，是否符合道德，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检测路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或者也可以说是效果论和动机论。

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基石在于人具有趋乐避苦的本性，主张一条行动路线之所以有道德，之所以值得人们去服从，是因为它能否产生客观的功利和效益。

伊壁鸠鲁可算是功利主义的鼻祖，在他的感觉主义认识论中，效用和快乐成为了伦理和法律的惟一准则。

因此他提倡饮食有节、健康向上的人生观，看重友谊、科学，反对把一切美好都摆在死后生活里的宗教福音。

功利主义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应该是从培根，霍布斯开始，而最为著名的代表是边沁和密尔，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是趋利避害、追求享乐的，而满足人们这种自然欲求、给人带来利益、幸福的行为原则，就具有道德价值，是善，其他一切行为只有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时，才有道德价值。

在判断行为道德性上的这种思想倾向，贯彻到评价个人品行的领域中，就是效果论。

效果论主张以行为的外在特征或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来确定行为的道德价值。

与此相反，道义论认为，道德原则具有绝对的价值或善的性质，而不能以它所产生的利益、后果为转移。

因此，人们的行为应以义务而义务。

而再到道义论的贯彻上，就成了道德评价中的动机论。

相似的，动机论主张应根据行为的主观动机的性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

作为最早的动机论者之一的德谟克里特曾指出，有道德的人不仅行为是好的，更主要的是“意愿”是好的[3]。

到康德时，动机论被推到了一个极端。

他认为，一切道德概念所有的中心和起源都在于理性，完全无待于经验[4]。

1.效果论的维度从效果论或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那名妇女告发她的丈夫而与心爱的情人在一起，对她来说这钟结果或许是一种幸福或享乐。

然而，这样的幸福或享乐是否与功利论上所指的幸福或享乐相符呢？在笔者看来，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

可能会有人产生这个的疑问：功利主义不就是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的吗？那么那名妇女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借法律之手除掉她的丈夫的做法不就正是她所要的吗？这不是符合功利主义的幸福标准吗？对于这种观点，初一看来好像没有问题，其实细细想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上是误读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

而产生这一误读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重宣扬伦理道德，轻物质追求，即重虚的，轻实的。

“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修身养性的准则，以至于发展到以阿堵物、孔方兄来代指金钱。

外国的思想家也是如此，主张美德就是幸福，要摆脱一切快乐、欲念、恐惧和悲伤等激情而达到一种恬淡寡欲、无动于衷的“不动心”状态。

皮浪就宣称：“聪明人应该象猪一样无动于衷。

”他主要指对物质方面的享受无动于衷。

所以当杰利米·边沁的功利主义问世后，竟被有些思想家称作“只配给猪作主义的学说”[5]。

因此，功利主义常被人们庸俗地理解为追求个人功利和幸福的个人主义，这是功利主义在生产生活中的最初萌芽。

但是功利主义若以此为限，则不可能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思想学说，它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内涵。

那么真实的功利主义是怎么的呢？与早期略显粗糙的理论不同，18世纪的功利主义是追求民主进步的、经验主义的和乐观向上的。

其中，在追求民主的问题上，功利主义体现在认为社会政策应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而不只是上层阶级的利益。

当不同人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主张最佳选择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做法。

边沁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6]。

密尔认为，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是利他而非利己的，因为它的理想是“所有相关之人的幸福”[7]。

在这里，功利主义已经摆脱了粗俗享乐主义的印记，成为一个利他主义的学说。

现在再来看那名妇女的行为，结果如何呢？很显然，那名妇女的丈夫也是“相关之人”，但他的幸福却是那名妇女在做出行为时没有考虑到的；而那名妇女的行为也是完全出于利己的私心，因此，并不具有功利主义效果论上所表明的善的伦理性。

2.动机论的维度既然在功利论的角度上那名妇女的行为不是道德的，那么从动机论的方面看，又会是什么样呢？动机就是促使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机缘，是行动的动力，属于感性的。

而人也是感性的，因此人的行动总有某种感性的动机在后面推动。

感性的动机的性质，直接决定着行为的性质。

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感性动机的性质呢？作为道德动机论者的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给世人做出了最为完备的解答。

首先，康德反对原来所有关于善的解释，认为善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人的自然本性，更不来自人的意志的某种对象物，而是只能来自人理性中的善良意志，普通人类理性都会承认，一件事情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者的‘善良意志’，而不在于它的实用性”[8]。

按照康德的分析，判断一个感性动机是否为善，关键也在于看动机是否出于善良的意志。

然而，这里有要解决一个概念，何为“善良意志”？善良意志其实就是“良心”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的另一种清晰的表述。

康德认为，“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9]；“善良意志虽然不是惟一的善，完全的善，却定然是是最高的善”[10]；善良意志内在就是善的，从而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

如果它达到善的结果，理所当然是善的；即使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无情自然的苛待，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自身的能力，或竭尽全力仍然一无所得，这个意志仍然是有内在价值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