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融合与赵之谦行书的风格演变

碑帖融合与赵之谦行书的风格演变赵之谦集诗、书、画、印于一身，书法颇具影响，是中国晚清书坛的一颗璀璨明星。

他凭着自身的艺术才情和对书法创作无止境的追求，创造出许多书法珍品，为晚清书法树立了一座丰碑。

近年来，对于赵之谦，不管是实践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不乏其人，对其书学经历、技法特征和美学思想等进行了探究，而关于赵之谦行书在碑。

一、清代碑学的文化背景乾嘉时期，金石考据之学兴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不仅使书法艺术得到了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在理论上阐释了古代字体的演变和功能，在创作内容及形式上更加丰富，使文字学和金石学空前繁荣，为碑学奠定基础。

经过清初学术思潮的发展，在中后期整个书坛已形成碑学鼎盛、帖学式微的局面。

在这个转折时期，时势造英雄，清代学者阮元站了出来，他以自己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对清代碑学的建立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以下简称“二论”）标志着碑学从此在这个时代正式形成。

“二论”在书法史学观、北碑地位的确立、地域书风的形成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阮元的复古思想更为明显地贯穿于他书学思想的始终。

他的复古与整个清代学术思潮紧密相关。

梁启超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推之及书学亦然，这正是阮元书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阮元书学理论的产生，为碑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后来打破了清代“馆阁体”独占书坛的地位。

阮元坚持复古求真和以古为徒的原则，迎合清代书家们好古的风尚。

书家们纷纷弃帖从碑，整个书坛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赵之谦曾经深刻研读阮元“二论”，受其引导转向北碑阵营。

然而，赵之谦能够根据自身学帖的体会有所取舍地接受北碑石刻，对魏碑楷体情有独钟，为后期行书风格的形成做了铺垫。

清代另一位金石学家包世臣顺应潮流，继承并发展了阮元的碑学理论。

包世臣学北碑，又对北碑技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在一定程度上对碑学的发展有所影响。

包世臣一生著作颇多，其中《艺舟双楫》对后世影响巨大，论述了北碑的根源，列举了大量碑刻，归纳了北碑的笔法、墨法、章法等。

比如，他在《艺舟双楫》中提出：“凡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

”此“铺毫之法”为后来赵之谦的碑帖结合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赵之谦行书碑帖融合的成因清代碑学的兴起引发了清代书家对魏碑学习的热潮，使清代魏碑理论的研究也随之深入。

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极力推崇北碑，认为北碑有定法，更表现为自在，因而体势变化多端，而唐人书较为刻板。

康有为极度推崇北碑，提出尊碑抑帖的主要思想，对北碑做出高度的评价和赞赏，认为“北碑莫盛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赵之谦在包世臣等书家的理论影响之下，成为清代碑学大师，精通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及篆刻、绘画，他的书作为后世研究书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赵之谦的行草书将篆书、隶书、楷书融为一体。

不仅如此，他的行书里也饱含着刚毅挺拔、苍茫雄浑、雍容大气的气息，在体现自身书法风格特征的基础之上又不失古法，取法高古脱俗。

碑帖结合的论述在清代早期书论中已经出现，刘熙载说：“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而杨守敬说：“集帖之与碑碣，合者两美，离之两伤。

”晚清的康有为在晚年自悟单一的碑学远远不够，而有感于应碑与帖相结合，碑帖结合已然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近代以来，众多书家也渐渐接受碑帖结合的书法观念。

在撰《补寰宇访碑录》（图1）时，赵之谦大量收集碑刻资料，同时对北碑进行大量的临习。

赵之谦在魏碑中较多学《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等，在书写魏碑方法上与金农、邓石如不一样。

金农、邓石如对碑刻效果较为重视，赵之谦注重用笔韵律，方圆并施，刚柔相济。

从他的北碑书法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魏碑面貌中有深厚的颜书功底，他笔势飞动，结体茂密，形成个性鲜明的书法风貌。

赵之谦的书法在艺术手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他对碑和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认识，并将对帖学的理解与碑学相融合，在碑帖上达到了统一，使之形成独具典型的“碑体行书”。

赵之谦的书法在碑刻跌宕起伏的结体基础上带有强烈的书写性，形成行书特有的连带、呼应、牵丝的特征，还带有浓厚的金石气息，成为别具一格的行书体。

早期在帖学颜体方面下过很大功夫的赵之谦，自从接触魏碑便痴迷如醉，后来“弃颜从碑”，形成了“魏底颜面”的特征。

在新思想进入赵之谦精神世界时，他做出伟大的变革，把行书带入碑刻。

而这种书体的变革，使“碑学”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为后世的学者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在赵之谦人生履历中，很多人对赵之谦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沈复粲，一生未仕，学问广博，对金石学有很大的研究，喜好古籍，搜集古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兴趣。

沈复粲深深地影响着赵之谦的书法风格，赵之谦走上这条金石道路就是他引导的。

缪梓师对赵之谦的书法做出了点拨，使赵之谦在各方面进步飞快。

魏稼孙癖于金石，于印学颇有见解，是赵之谦难得的知己。

他不仅对赵之谦的书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赵之谦的生活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与赵之谦同时期中举的沈树镛平生对字画、金石和碑刻甚是喜爱，在赵之谦的碑帖研究和金石考订上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由此可见，一生结识的藝友也对赵之谦书风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赵之谦书风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比如访碑以及其自身具备的艺术天分、文学修养等。

在品味赵之谦的行书时，有一种激昂和汹涌澎湃的内在情感。

赵之谦将碑与帖完美融合证明了两者虽然相互对立但又保持着相辅相成的一面。

三、赵之谦行书风格的演变过程清朝碑学兴盛时期，出现了众多碑学书家，当时的“崇碑”思潮对赵之谦的行书风格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赵之谦在临习《瘗鹤铭》（图2）时，运笔顿挫有致而寻求变化，把从前的俗气书风消除了。

赵之谦曾经说过：“余在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写五百字，无所得。

遍求古帖，皆涉一过，亦不得。

后于一友人家见山谷大字真迹止十余，若有所悟。

”赵之谦20岁前对颜体下过很大的功夫，日书500字，如此大的日课量，可见用功勤勉。

赵之谦涉及历朝古帖，对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数百种书法真迹的欣赏，让其大开眼界。

赵之谦早期学书的范围很广。

其作品《行书七言联》（图3）雍容俊朗，用笔丰腴果断，透露着颜体的影子，以欹侧取势、结字生动的小行书落款，在颜体的大基调中又渗透着宋人的笔意。

其在34岁所作的《为勉斋书行楷八言联》（图4）四条屏，用笔轻巧，颇有宋人行书笔意。

而《题陈子馀出图跋》（图5）则具有很强的书写性，颜书的韵味十分浓厚。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较早之前赵之谦的书风具有颜体面目，又兼有宋人和其他法帖的影子。

同治壬戌（1862）三月，赵之谦与好友魏稼孙相于遇福州，互赠诗稿，结为金石至友。

“赵之谦作《为容吾书四条屏》（图6），此四屏行书七绝诗三首，为答谢魏稼孙时而叠其韵者。

”《为容吾书四条屏》书风主要以颜体为主，并受黄庭坚、何绍基的影响，用笔练达，章法布局巧妙，风格与何绍基的很接近，偶尔有些抖笔，与山谷书风差别比较大。

赵之谦说是受黄庭坚的书法影响而有感触。

这大概是赵之谦与黄庭坚都学习颜书的缘故，所以赵之谦看到黄庭坚的书法就深有体会。

虽然赵之谦在手札、题跋中没有提到有关学习何绍基书法的记述，但作品在形神上与何绍基都很相似，只是赵之谦的用笔更显妍润舒畅，而何绍基的更为艰涩紧张。

赵之谦对包世臣的论书深有体会。

在《章安杂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倾心于六朝古刻：“六朝古刻，妙在耐看。

”其又云：“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个时候，赵之谦的书法不只是停留在“二王”的书法上了。

这个时间段是赵之谦书法的一个重要时期，开始与“二王”的书法产生了分歧。

在赴京之后，他与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孙等相聚，皆癖嗜金石。

其时，他正着手重编《补寰宇访碑录》，大量搜罗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最为之心仪。

在35岁前后，赵之谦废寝忘食，游走于琉璃厂。

从其34岁所作《致傅艾臣书札》（图7）中可以看出此时赵之谦开始将魏碑与颜书进行融合，作品中行草间杂，颜书风貌突出，并有多字与颜真卿《祭侄文稿》相似，如“州”“覆”“贼”等字从浑厚线条到外拓姿态如出一辙。

自从学习北魏碑刻后，赵之谦便逐渐放弃颜体书风。

《艺舟双楫》是包世臣的理论著作，对赵之谦启发颇深，由此他渐渐从颜体书风转向北魏书风。

在郑道昭的碑刻中，赵之谦悟出“卷锋”运笔技巧。

从张宛邻的书风中，他明白楷书、隶书可相互结合。

而邓石如的书法使其悟出了行笔的顿挫韵律。

此外，张纶英的书法对赵之谦的书法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赵之谦认为在郑道昭以后，仅有张纶英一人而已。

张纶英擅长北魏碑刻书体，取法以郑道昭为主。

从赵之谦的书法作品来看，可以看出张纶英对赵之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35～40岁时，赵之谦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只是缺乏笔力，书写还不够自然。

他对魏稼孙说：“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

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

”赵之谦在这个时候明白自己的书法存在“起讫不干净”之病，在这条书法路上一直寻求去除方法，直到44岁才完全去除这个毛病。

赵之谦通过对北碑的深入研习，试图寻找碑帖融合的契合点。

他早期临习了大量的篆隶碑刻、魏楷和唐宋行草书，到了44岁以后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特别是他在尺牍信札中的表现，心手双畅，书写时游刃有余，苍茫老辣。

赵之谦书法尺牍自出新意，其艺术成就极高。

胡传海在《怎样评尺牍》中说赵之谦尺牍体现了碑帖融合的倾向。

赵之谦攻金石书画，尤精篆隶魏碑，故其书法沉雄郁勃、大气自然。

其尺牍书写也显现出其小中见大、刚毅沉稳的特点。

四、赵之谦碑帖融合的影响赵之谦是碑帖实践的倡导者和领先者，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使碑帖融合屹立于清代书坛，至今影响着书坛。

赵之谦碑帖融合的创举在当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而且带有包容性和广泛性，在今后的书法创作发展中也具有延伸性。

在碑帖融合创新的实践上，赵之谦以自身独特的艺术思想和审美情趣将行书乃至行草书提升到至美境界。

所谓重帖者，格调偏婉丽清媚，崇尚自然灵动，追求妍媚飘逸的阴柔之美，富有雅韵;尚碑者，格调侧重雄奇峻健，注重功力，崇尚厚重端严，追求一种气势磅礴、奇拙古朴的阳刚之感，更具豪气。

赵之谦集碑帖于一身，将传统帖学行书的遒劲柔美、清新秀逸和北碑的雄浑奇崛、雍容刚毅融合一体，刚柔并济，独具面貌。

赵之谦碑帖融合之创举是清末民初书家们的一种学习借鉴，比如郑孝胥、沈曾植、于右任等人皆是延续碑帖融合的另一批变革者，体现了当时书法的新面貌。

陈振濂曾评价：“赵之谦是帮助我们理解民国初书法篆刻的关键，为近代书法开端带来了两大好处：第一，使近代书家们在上承清代碑学风时不致自囿于太狭窄的审美范围，认识到古朴的追求与秀美圆熟的追求具有同等的价值;第二，赵之谦是综合各门艺术的人，有着诗、书、画、印一体化的文人格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仍然是清末艺术领域中得天独厚的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