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_王利明

特别策划：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编辑提示：合同效力是合同法的核心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立法、学说、判例以及司法解释的共同努力，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浓厚中 国特色的合同效力制度。由于合同效力同时关涉私法自治的精神和国家 管制的实现，因此近年来，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 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等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本期特邀 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和资深法官共同讨论合同效力问题，以 飨读者。
第二，如果上位法授权地方或某部门做出解释，而地 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授权做出解释，那么可以认定，地 方法规和规章体现了上位法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 将其理解为上位法， 从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也可以作为 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
第三，如果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旨在保护国 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将损害国 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以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 由，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确认合同无效。 例如，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或者登记的对外担保，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 登记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的担保均系无效担 保，依据的就是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 管理办法》— ——其性质属于部 门 规 定 的 有 关 规 定 ， 其 理 由就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一、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 无效合同是违反合同生效要件的一种合同类型，是 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 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 共利益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 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这就确立了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在学理上，该条规定属 于引致条款。 〔1〕这就是说，其本身不能对法律行为的效力 产生影响， 必须结合法律、 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予以判 断。 也就是说，该种引致条款不能单独对法律行为的效力 进行判断，而必须要结合有关强行性规定，才能对合同的 效力进行具体判断， 而这些效力性规定大多属于公法规 范。 引致条款通过引致公法的规定，使得公法与私法对具 体行为的调整保持了一致性。 应 当 承 认 ，《合 同 法 》第52条 第5项 规 定 虽 然 属 于 引 致 条款，但较之于其所要引致的内容，是清晰明确的，即严 格限定了法官应当援引的条款的范围。 〔2〕依据该规定，一
〔5〕王 泽 鉴 ：《 民 法 实 例 研 习 （ 民 法 总 则 ） 》， 三 民 书 局 1996 年 版 ，第234页 。 〔6〕 同 注 〔3 〕， 第20-25 页 。 〔7〕［ 德 ］卡 尔·拉 伦 茨 ：《 德 国 民 法 通 论 》(上 册)，王 晓 晔 等 译 ，法 律 出 版 社 2003 年 版 ，第42页 。 〔8〕《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第1卷 ） ，人 民 出 版 社 1964年 版 ，第71页 。
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王利明*
合同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上的一个核心问题， 而无效 合同的判断直接决定着合同的效力问题， 对于交 易影响较大。 我国《合同法》一个突出的亮点，就在于该法 第 52条 第 5项 明 确 了 合 同 无 效 的 判 断 标 准 ， 从 而 为 正 确 认 定合同效力、贯彻鼓励交易的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在《合同法》适用过程中，有关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上仍 然存在一些争议， 从而使无效合同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 务界都较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结合《合同法》和相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谈一点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1〕［ 德 ］卡 尔·拉 伦 茨 ：《 德 国 民 法 通 论 》， 王 晓 晔 等 译 ，法 律 出 版 社 2003 年 版 ，第588 页 。 〔2〕许 中 缘 ：“论 违 反 公 法 规 定 对 法 律 行 为 效 力 的 影 响 — — — 再 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合 同 法 》第52条 第5项 ”，载 《法 商 研 究 》2011年1期 。 〔3〕许 中 缘 ：《民 法 强 行 性 规 范 研 究 》，法 律 出 版 社 2010 年 版 ，第2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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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本中大多采用了“应当”的表述方式，表明当事人必 须按照法律的规定为自己的行为。 例如，《合同法》第53条 对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就属于强制性 规范，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发生人身损害，后果自负” 或者“工伤事故概不负责”的约定就属于排除该规则的内 容，显然无效。 强制性规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限制当事人 的意思自治，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 会公益。
至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 依据，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一般来说，这些规范性文 件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无效的参考， 但法院不得直 接援引这些文件为依据判断合同无效。 在考虑地方性 法规、规章能否作为判断无效的参考时，应当注意以下 几点。
第一， 考虑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否有上位法存 在。 这就是说，尽管上位法的规定非常原则抽象，但是如 果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上位法的具体化， 和上位 法构成了完整的整体，那么，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 定是可以作为判决依据的。 如果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是根据上位法制定的，但上位法规定得比较原则，地方性 法规和规章对上位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可以依照上位法 确认合同的效力，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作为确认合同效力 的参考。
按照拉伦茨的看法，强制规范包括如下几类：一是规 定私法自治以及私法自治行使的要件的规范， 例如行为 能力、意思表示生效的要件以及合法的行为类型（限于对 行 为 类 型 有 强 制 规 定 的 情 况 ）；二 是 保 障 交 易 稳 定 、 保 护 第三人之信赖的规范； 三是为避免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后 果 或 为 满 足 社 会 要 求 而 对 私 法 自 治 予 以 限 制 的 规 范 。 〔7〕严 格地说，因强制性规范的类型较多，并不仅仅限于禁止当 事人的行为，因此采用取缔性规范的表述更为合适。 《合 同 法 》 第 52条 第 5项 规 定 要 求 以 法 律 和 行 政 法 规 的 强 制 性 规范为依据，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限制无效合同的范围。 违反法律规定是一个极为抽象和概括的表述， 因为法律 规定成千上万，即使就公法而言，也包括了许多任意性规 范，所以违反该类规范，不应该导致合同无效。 第二，符合 立法设置任意性规范的本意。 将任意性规范作为判断合 同效力的规范，也不符合立法的本意。 法律设置任意性规 范的目的在于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事人可凭自己 的意思改变法律的规定。 所以违反任意性规范的话，就立 法者本意而言，不应使合同无效。 第三，有利于强制性规 范的遵守。 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 范。 ”〔8〕法律规则要求人们作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 行为，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法律设置强制性 规范的目的在于要求当事人严格遵守， 强制性规范在法
〔4〕例如，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第7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1986年《民 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 利 益 的 ”合 同 无 效 ；1993年 的 《经 济 合 同 法 》第7条 规 定 ：“违 反 法 律 和 行 政 法 规 的 合 同 ”无 效 ，这 些 都 没 有 提 到 违 反 强 行 性 规 定 的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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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法用律适20用11 年20第125年期第总7第期3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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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合 同 法>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一 ）》（以 下 简 称 “《合 同 法 司 法 解 释 一 》”）第4条 规 定 ：“合 同 法 实 施 以 后 ， 人 民 法 院 确 认合同无效， 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 规章为依据。 ”其中，“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 是指国务院 制定并颁布的行政规范。 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才有可能导致合同的无效。
（一）以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范为依据 《民 法 通 则 》第58条 规 定 ：“违 反 法 律 或 者 社 会 公 共 利 益的”合同无效，但由于对法律的定义没有做出严格的限 制，因此在实践中常常对此做出扩大解释，即从广义上理 解法的概念， 不仅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 含在内，还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 政府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 据， 甚至把有些地方的土政策都作为合同效力的判断依 据。 这就导致了许多本应有效的合同被确认为无效，造成 了大量不必要的损失与浪费，与《合同法》确定的鼓励交 易原则相背离。 有鉴于此，《合同法》把判断合同效力的依 据限制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上， 从而严格限制了无效合同 的范围。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三）以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范为依据 《合同法》 第52条第5项要求以强制性规定为判断合 同效力的标准，极大的完善了合同法的效力制度。 但是， 强制性规定仍然是一个范围极为宽泛的概念， 尤其是就 公法规范而言，多为强制性规范，如果对此不作详细具体 的限定， 必然导致大量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成为合同效 力的评价标准。 例如在日本的判例学说中，对违反强制性 规 范 是 否 导 致 合 同 无 效 ，存 在 “法 规 渊 源 区 别 说 ”、 “ 综 合 判 断 说 ”、“履 行 阶 段 说 ”、“经 济 公 序 说 ”、 “ 基 本 权 保 护 义 务说”。 〔9〕在我国，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确立的强制性 规定的标准，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 为保证无效合同裁判的确定性和法律适用的统一 性， 对判断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范可采取几种模式加以 处理。 一是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将强制性规定概括归纳为 几种形态，分别确定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例如有学者认 为，应将禁止性规定区分为行为规范与权能规范，并分别 确定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但 〔10〕 是这种分类仍然未能解 释出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该如何适应， 可操作 性不强。 二是以公序良俗对强制性规范进行检验，因为不 同的强制性规定在规范、政策上的目的不同,所体现的公 法强制程度不同,所蕴涵的社会公益的大小也不同,从而 违反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结果也必然不同。 〔11〕 此种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仍然过于抽象，强制性规范范 围过于宽泛， 如果完全授权法官通过对公序良俗的解释 来判断某一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 就会给予 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可能导致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 不确定性。 三是进一步区分强制性规范，并对其进行限缩 性解释，以确定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我国台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