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秦汉政论文

第二编秦汉文学

绪论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又实行焚书坑儒等极端专制主义的措施以钳制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学术文化遭受灭顶之灾，加之秦王朝仅有十五年的短命，因此在文学上几无成就可言。由秦相吕不韦与门客集体编著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内容包含了儒、道、墨、法、农等诸家学说，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学术文化思想和历史文献。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吸取了先秦诸子文章和战国策论的特点，论证严密，铺陈排比，富于文采。

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文士承战国宏论和辞赋遗风围绕秦亡教训及如何兴国强权等问题各抒己见，以贾谊、晁错的作品为代表的政论文卓然兴起，它们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直抒胸臆。汉初辞赋完成由骚体赋向新体赋的转化。陆贾、贾谊的作品抒写政见和身世感慨，枚乘《七发》标志咏物为主、篇幅宏大、铺采摛文的的汉大赋的形成。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

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家，“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颂扬盛世，出现了《子虚》、《上林》等排比事类、穷极声貌的成熟的散体大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问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在体例上和思想内容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武帝时强化乐府职能，为“观风俗、知薄厚”，采集赵、代、秦、楚之讴，使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乐府民歌得以记录流传。宣帝时桓宽编写的《盐铁论》针对现实展开争论，使政论文得以复兴。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汉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势力夺取政权，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土地财富集中问题仍没解决。统治集团外戚、宦官长期争斗、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黄巾起义和各路豪强割据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被魏取而代之。

西汉今文经学及董仲舒皆提倡以阴阳五行说评议时政，东汉光武帝也推崇谶纬之学，“儒者争学谶纬，兼复附以妖言。”桓谭、王充、张衡等反谶纬，批妖言。王充《论衡》、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抨击黑暗，婞直谠言，颇具先秦诸子风范。班固的《汉书》是在《史记》影响下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封建正统思想，使其思想内容偏于保守。扬雄、班固等人创作的大赋虽然热烈红火，但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框架总体上并没有超越西汉辞赋。东汉中叶以后大赋江河日下，代之以讥讽时政，“睹物兴情”的抒情小赋，蔡邕、赵壹、祢衡等是其代表。东汉文人五、七言诗日趋成熟。班固、张衡、秦嘉等创作的五言诗推进了五言诗的发展。《古诗十九首》中浓厚的人生意识，高超的艺术技巧标志着五言诗的

成熟。

第一章秦汉政论文

第一节秦代散文

秦王赢政26年(公元前221年)，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完成了吞灭六国的大业，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赢政成为名符其实的“始皇帝”。至秦三世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向刘邦举白旗(公元前206年)，本欲“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秦王朝，在十几年间土崩瓦解。经过五年楚汉之争，汉王刘邦于公元前202年践天子位，天下归汉。这不足20年的时间，便是秦代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在通行的各种《文学史》，大都把《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疏》列为秦代散文。由于二者分别产生在公元前239年和前237年即秦王赢政的八年和十年［1］，属于秦统一前的作品，故尔应列入战国时代。

秦代散文，以题材分，可分为四大类：颂祷文章、奏议文章、时论(即后代的政论文)文章、说客说辞。这四类文章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颂祷文：

现在可以看到的秦代颂祷文，是著名的七篇刻石文，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19年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公元前218年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刻石》和公元前210年的《会稽刻石》。这些刻石，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完成了关西即首都圈的初步经营，于第三年即始皇帝28年［2］开始出关东巡到达山东地方“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而作的。这当中自然少不了跟随始皇东巡的群臣拍马屁［3］。刻石文的内容，都是歌颂始皇帝统一天下之事功的。由于秦始皇结束六国纷争，把人民从“血流漂橹”的战争旋涡中解放出来，这功劳怎么说也不显得过分。因此把这些刻石文与《诗经》的“雅”、“颂”乃至秦统一前的《石鼓文》放在一起读，决不会产生读后代铭诔的肉麻感觉。至于秦始皇后来又把百姓抛进苛政酷刑与繁

“昭隔(融)重徭役的苦海中，是另一码事。如果秦始皇能够象刻石文中所说的那样：

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泰山刻石》)，施行仁政“泽及牛马”，使人民“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琅邪刻石》)，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就会“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碣石刻石》)，从而成为一个“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的太平盛世了。历史不能假设，但秦始皇如果认真履行刻石的承诺，历史可以改写!

从文学角度观照，这七篇刻石文各具风采《泰山刻石》的庄严精深、《琅邪刻石》的铺张扬厉、《之罘刻石》的剔透颖锐、《东观刻石》的春海朝阳、《碣石刻石》的太平盛景、《会稽刻石》的翔实浑朴、清峻犀利，都给人以美感享受。而这七篇刻石给人的整体感觉，则是气势宏大、典雅峻峭，非四海一家的大帝国不能为。从语言上看，刻石文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而且在韵脚上又基本整齐划一地为三句一韵(独《琅邪刻石》为两句一韵)。由于文字整齐简洁、韵脚疏荡，故尔读来朗朗上口，竟无《雅》、《颂》的板滞沉闷。

关于刻石文的作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只透露出两处信息：一是前引的“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一是“君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并未明言作者是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秦文》，往往在刻石文下属名李斯，此事《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又无记载。因此，我们对当今的通说“秦刻石文大多为李斯作”还是存疑为好。

七篇刻石文中，除《峄山刻石文》之外都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现把《峄山刻石文》录于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急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4］

奏议文：

秦代奏议文章最具文学色彩的，当首推李斯的文章。他的《谏逐客疏》是千古美文，已如前述。秦统一之后，李斯的《廷议焚书》导致了中国文化史上焚书坑儒的惨祸，为世人不齿道。而一般文学史著作中提到的《行督责书》，也在历史上没起什么好作用。倒是给秦二世的《短赵高书》，语辞肯切犀利，情绪激烈愤慨，于痛切陈辞中熔铸了一定的文学审美因子进去。而其《狱中上书》中所浸润的，自然是出于秦代文章大家第一人手笔的悲剧美：

臣尽薄才……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掳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罪足以死固久矣”。［5］

全文列举自己七大罪状，全是正话反说，为自己歌功颂德。然细按所颂功德，又均是事实，让人读来胸中同情与激愤搅动，为赵高的狠毒、二世的昏聩齿冷。但面对这篇奇文，人们又很难忘记李斯对同学韩非的薄情、对公子扶苏的出卖，对二世的阿谀迎合。心中的感受不免更为复杂。而面对上引第七条罪状即李斯自认为的功德，想想中国历史上第一暴政政权的首席执政官，又有《廷议焚书》、《行督责书》等施行暴政的纲领性白纸黑字在，让读者无法理解：此人怎能这样不知羞耻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因而使人面对悲壮庄严的作者，生发滑稽的感受。总之，李斯的《狱中上书》在作者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充满文学意味的美文；在读者来说，则能享受打碎五味瓶似的，多层次的审美感受。因此，从文学视角观照，此文不让《谏逐客疏》。

另据《汉书·艺文志》载：李斯尚有《苍颉》七章，大概是“以吏为师”的统编教材，从篇名看，应是识字课本一类。以李斯的文采，此课本如果没有《说郛》那般宏大，起码也应有《千字文》、《三字经》的韵味盎然。由于过早失传造成我们今天无从看到此文，只好作此遐想罢了。与此相近，赵高的《爰历》六章，则应是亡佚了的律历课本。另外被列为儒家著作的《羊子》四篇、被列为名家著作的《黄(疵)公》四篇，都标明作者为“秦博士”，这些西汉末东汉初尚存在的亡佚著作，不知在文学色采上是否可以和荀、孟、惠施、公孙龙子相譬美?这些亡佚著作虽不属于奏议类文章，但出自秦朝著名官吏或博士之手，所以列在这里。

在奏议文章中，还有一篇不太受人注意的制作，这就是秦代名将，万里长城修造总指挥蒙恬(?—前210年)临死前向二世使者的剖白：

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

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6］

下面列举周公旦“金滕藏书”的典故，以及夏代关龙逢、殷代王子比干的例子，来剖白自己忠于秦王朝的心迹，读来十分感人。虽然这个剖白和李斯的《狱中上书》一样没有送到秦二世手中，但是却赖史书留传下来，让今人面对千古赤胆忠臣怆然心动。当然，如果读者想起充满血泪的“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7］”这首秦代长城谣，想起孟姜女哭长城的断肠故事，蒙恬这豪气冲天的愚忠，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但从文字上看，此文应是秦代散文中的精品之一。史载：“恬尝书狱典文学”；传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可见，无论是史家还是民间，都是把蒙恬认作儒将的。这样，蒙恬出口成章、引经据典，作出震憾人心的美文，便不足为奇了。

时论文：

秦代的时论文章，是汉初政论文的雏型。此类文章的主要作者，是推翻秦王朝过程中乃至楚汉相争期间，各政治集团的首领和大臣们。

刘邦(前256—前195)，反秦起义的重要首领，楚汉之争的两主角之一，公元前202年践天子位号汉高祖。刘邦早年曾学书于里中［8］。虽然在逐鹿中原的找马倥偬中有“不喜儒”，辱骂、慢侮儒生的恶名，但此人天性狎侮，所慢侮的不只是儒生，做亭长时就和县衙中的官吏没上没下胡说八道，封韩信时又被萧何批评为“拜大将如呼小儿”。这并不说明此人没文化，他的《大风歌》、《鸿鹄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手笔中的千古绝唱；约法三章是驭繁就简的治国妙笔。汉初“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被史家称作“规摹弘远”，即有大政治家的风范气度。《汉书·艺文志》载《高祖传》十三篇，注曰：“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说明刘邦的文章，都是其口述、由记言官吏辑录下来的。此书不见《隋书·经籍志》，说明早亡佚，现在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刘邦时论，应出自此书。

刘邦《论封萧何》(前202)在《史记·卷五十三》和《汉书·卷三十九》中均有记载，刘邦把与萧何争功的功臣比做“功狗”，除了对他们抢夺胜利果实的行为表示不屑外，也不乏对这些功臣的善意戏弄，以刘邦狎侮的天性，这也是一种喜爱。而将萧何称为“功人”，则表示天性不羁的刘邦也有正经的时候，萧何是刘邦平生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谈到萧何便收敛肃敬是刘邦的一贯态度。文中寥寥数语，给人多层次的审美享受：有让人开颜的幽默，有令人折服的犀利，有使人感佩的深刻、有叫人慨叹的衷情。

产生在战场上的《数项羽罪》(前201)刘邦出口成章，列数项羽十大罪状［9］，痛快淋漓，犹有战国遗风。楚元王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好书，多才艺”，是“鲁诗”作者申公的同学，虽无作品留传下来，但作为刘向、歆父子的嫡祖，当时不应没有制作。据说申公所传的鲁诗，便是刘交编篡成书的，当时号称“元王诗”。

张耳(?～前203)、陈余(?—前205)是秦代两位有名的贤人，刘邦少时曾从张耳游。两人合作的《说陈涉》(前209)、陈余独撰的《遗章邯书》(前207)纵横捭阖、铺张扬厉，有战国遗风，值得一读。

萧何(?～前193)、张良(?—前188)、陈平(?—前178)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萧何的《谏汉王王关中》(前206)，上引《尚书·周书》，下引民间俗谚谶语，说服刘邦暂时接受项羽背信弃义的封赐，其辞锋不让战国策士。张良的《谏封六国之后》(前204)循循善诱，畅达铺陈出封建六国后裔的八个“不可”，惊得

刘邦“辍食吐餔”，是一篇时论散文中的上乘佳作。陈平少时“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以三朝元老终，可惜没有作品传世。

说客说辞：

秦代散文中的说客说辞，如果从史书中辑佚钩沉，可以再出现一本《战国策》之类的纵横家书。其中产生了很多流传至今的名言成语，是秦代散文中的瑰宝。这些说客大都活跃在亡秦起义、楚汉相争的烽火年代，天下汹汹、风起云涌，说客如果不能认真磨炼游说之辞，轻则失去晋身机会，重则还会危及性命。故尔，这些说客说辞往往简洁畅达、凝炼深刻、犀利条畅、掷地有声。

郦食期(?～前203)，随何、蒯通是秦末三位著名的说客。郦食其有《说沛公袭陈留》(前207)其中初见沛公、游说沛公袭陈留乃至游说陈留令的说辞，辞采飞扬生动，“高阳酒徒”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说汉王取敖仓》、《说齐王田广》(均在前204年)两篇说辞，运用大量排比句式，立论翔实、一气呵成，热如高山瀑布，应为汉初兴起之政论文的晷杲之作。

随何史书无传，其人在秦末天下纷争的大舞台上，亦有精采表演。他前204年的《说淮南王布》，分析形势鞭辟入里，行文洋洋洒洒，终于使本来连面都不愿见的淮南王鲸布背楚向汉，除却了汉王一块心病。

蒯通《汉书》有传，但未记其生卒年。据史书载，齐悼惠王刘肥(前201—前189)时蒯通还有《乞火荐贤》的说辞留下，可见此人逞智辨幸免了汉高祖的烹醢之灾，似乎是尽天年了。《汉书·艺文志》录《蒯子》五篇，本传称其有八十一篇《隽永》存世，今具不存。现存蒯通著名的说辞，有《说范阳令》(前209)、《说韩信》(前203)，篇中战国策士遗风甚浓。前者欲擒故纵设说辞，危言耸听申已见；后篇中肯精辟分析天下形势、苦口婆心劝韩信分天下而自保，至今读来让人怦然心动。著名的“阪上走丸”，“野禽殚，走狗亨；敌国破，谋臣亡”等成语，就出自这两篇说辞。而衍生“中原逐鹿”这一成语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也出自蒯通之口。崭露头角于楚汉相争，而在汉初才名大显的说客，主要有陆贾、叔孙通、娄敬。这三个人物史书都有传，但生卒年均不详。作为跨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在楚汉之争时期的说辞，是他们在汉王朝建立之后得以大展才华的敲门砖，正是这些说辞，奠定了他们在新的大一统时代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录《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载陆贾作《新语》十二篇，今具失传［10］，而其公元前202年游说南越王尉佗的说辞，可见陆贾的斐然文采。文中对尉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叔孙通本是鲁国薛(今属山东鲁南)人，秦时以文学选拔为待诏博士，在秦末群雄逐鹿时先投项梁，后从义帝怀王，再从项羽，终投刘邦，是一个在乱世中通权达变的儒生。他的《对秦二世》(前209)，廖廖数语，阿谀拍马、欺上瞒下双管齐下，虽面对残暴昏君为保全性命出于不得己，但也活勾画出了叔孙通其人的性格特征。

娄敬本是赴陇西兵役的齐地戎卒，前202年在推輓辂过洛阳时，“脱輓辂，衣其羊裘”，在已经作了将军的老乡引荐下，晋见刚称帝、还没拿定主意在哪建都的刘邦，以《说汉高祖不都洛阳》惊动上层，得到留侯张良的支持。娄敬因此得到赐姓刘、拜郎中的奖掖，后以刘敬的名字封关内侯，扬名史册。《说汉高祖不都洛阳》作为秦代说客说辞的奠军之作，以短短五百字的篇幅，祖述西周营成周洛邑的历史环境与新兴汉朝的不同，同时以人之间相斗的制敌技巧譬喻控制天下的要领，捭阖自如、入情入理。而在行文上，又环环相扣，不失说辞的逻辑魅力。《汉书·艺文志》录《刘敬》三篇，今不传。看来这位终生“以口舌得官”最终竟封

侯的戎卒，是一个在不崇尚读书的暴秦统治下沦落底层的读书人。

在中国散文史上，汉初政论文是独步一时的学苑奇葩。由于受刘勰“秦世不文”［11］理论影响，历代史家又有意无意扩大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并不注意散见在史书中的秦代散文。其实汉代国家图书馆里所藏的，决非只是民间献书。《史记·卷五十三》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何具得秦图书……。”这是项羽入关之前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引的秦代文章，大多应出自这大秦图书馆中的藏书。后世不见秦代散文被编辑成诸如《战国策》、《国语》之类的书籍，应当是刘向、刘歆父子的责任。这与当今中国无人研究汉奸文学没什么两样，是情感上对秦暴政的难以接受。

这样，汉初政论文就像茫茫荒原上突兀出现的高峰，后无来者且不说，前无古人总是让人不好理解。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秦代的刻石文、奏议文、时论文、说客说辞正是汉初政论文产生的全面准备，是上承战国论辩体哲理散文、下启两汉政论文的合理过渡。

第二节西汉政论文

汉初政论文：

十几年的秦朝暴政、五年的楚汉之争，给公元前202年诞生的汉王朝留下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新建立的汉王朝欲长治久安，除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军事难题之外，还有一个“秦所以亡”的政治难题。在汉高祖的嘱托下，陆贾奋笔著《新语》，已如前述；而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著书五十八篇，两人共同拉开了西汉政论文大量产生的序幕。

史载，贾谊为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十八岁才学闻名郡中，二十岁被汉文帝征为博士，后遭元老重臣排挤，悲郁而死。刘向辑贾谊文名为《新书》十卷，其中的《过秦论》、《治安策》(《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名动当时，流芳后世。

贾谊的《过秦论》近年被收入新编的中学课本，文势排山倒海、文思飞动，是西汉政论文的上乘佳作。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系统阐述了作者的政治主张，揭露太平盛世表象下的社会隐患，痛斥“天下已安已治”论调的浅薄。文章开篇“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情感充沛激荡，振聋发聩之余，又使读者开门见山地把握行文脉络，至今仍为散文中的精品。

《论积贮疏》把公私积贮视为“天下之大命”，批判“背本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的社会现象，敦促朝庭重视农业生产。在提出重大问题的同时，又注重为文，整篇文章清晰雅洁，诚恳透辟、情感真挚，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同时又具有极高的文章学价值。

另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经常为人称道的文章，如《大政》、《数宁》、《时变》、《请封建弟子》等。贾谊政论文的总体特点是结构严整、体制宏大、气势飞动、情感充沛同时语词肯切，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风格。

西汉政论文的另一位大家是晁错(前200～前154)，他与贾谊同庚，成名稍晚于贾谊，但名气却一样大。晁错文帝时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时为内史，上书清削蕃，得罪权贵，在吴楚七国之乱中被斩于东市，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晁错最出名的文章是《论贵粟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贤良文学对策》等。

《论贵粟疏》与贾谊《论积贮疏》题材相同，但所论更深一层，以为积贮的前提是务农贵粟。文章与述古代圣王治国之法，联系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深刻剖析了农贫商富所形成的社会危机。虽然文风朴实无华，但以深刻的立论、严密的逻辑、恳切质实的情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历代为世人所推崇。

《贤良文学对策》在立论上极似贾谊的《过秦论》。全文以对答诏策的形式结构，引举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成功事迹，对上古太平盛世心向往之；又列举秦暴政亡国的惨痛教训，夹杂对秦世生民涂炭的叹惋；同时在肯定汉朝立国得天道民心的前提下，对时政提出肯切的建议。在行文上洋洋洒洒，要言精洁，痛快淋漓，让人在领会其观点的同时，得到阅读美文的享受。试引几段为例：

然后阴阳调，四时节，风雨时，膏露降，五谷熟，妖孽灭，贼气息，民不疫疾。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及其末途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嗜欲无极，民力疲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

晁错与贾谊的不同之处，是对汉政权太平盛世掩盖下的潜在危机，留意不够。由于他相信汉中央政权的顺天承运，才提出削蕃主张，七王之乱起，社会危机暴露无遗，他本人则被杀，没有留意分析的机会了。

汉初散文家中值得称道的，还有贾山。贾山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文帝时期，曾在颍侯灌婴帐下供职。他传世的名文《至言》，洋洋洒洒四千言，借亡秦的教训讲治理天下的至理名言，行文上战国遗风甚浓。文中提出“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是西汉中期罢百家尊儒术的林中响箭。

邹阳(?～前129)的《上吴王书》、《狱中上书自明》，枚乘(?～前141)的《上书谏吴王》也是汉初政论文的精品，值得一读。

西汉政论文的演变与《淮南子》

汉初政论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为社会的需要，如火山喷发般弥漫了汉初文坛。它们除了对统治者天下初定后经营政权提供思想武器之外，又把秦代散文奠基的时政议论文向前大大推进。汉初天下平定，虽有蕃王不时造反，但基本上是统治阶级上层的窝里斗，所以与暴秦酷政和楚汉逐鹿的大规模战争年代相比，社会环境基本上是安定的。因此文人有余暇精雕细琢，敷会《过秦论》、《至言》之类的长篇大论，而不似秦代暴政与战乱中发言急促难成长篇。

这种热闹局面延续到汉武帝初年，已经趋于沉寂，到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两篇政论极品中，可看出汉王朝已经从亡秦的阴影中走出来找到了自己。文章虽仍有战国遗风，但炎汉声威已经跃然纸上，忧患意识随着汉帝国的强大，已经淡隐。

作为农业民族，中国古人素有重经验、喜总结的习惯，正如孔子对三代文章作整理、《管子》对春秋文章一汇集、《吕氏春秋》对战国文章一总结一样，《淮南子》对秦至汉初的思想，又来了一次大熔铸。因此，我们应当改变传统做法，对《淮南子》一书不再注重它的单篇价值，也不需硬是勘定它为道家还是杂家著作，而是应当注意对它的总体把握。这样，我们便应从该书总结秦至汉初思想的视角

切入，挖掘它承上启下的过渡价值。

淮南王刘安(约前179～前122)，是汉高祖的孙子，其父刘长是汉文帝刘恒的弟弟。刘安于文帝十六年袭父封地为淮南王，曾作《离骚传》为研究评价屈原作品的开山。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流誉天下”，在封国中招致宾客数千，编成十几万字的《淮南鸿烈》，史称该书体例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或曰三十三篇)，又有中篇八卷。现在存世的《淮南子》二十一篇，一般认为即该书的“内书”。

《淮南子》全书由《俶真训》、《道应训》、《修务训》等二十“ 训”组成，第二十一篇题《要略》，内有凡二十训的要旨，并说明作书的本意，应是全书的总序。书中毕集阴阳、道、儒、法、名家之说，而以道家思想为主，这是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对作者、编者的影响所致。同时，该书在汉王朝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前昔，倡导“淡泊无为，蹈虚守静”［12］，是在高谈天道的大旗下与当局政策唱反调。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淮南子》的基本思想是保守的(参《俶真训》)。但《淮南子》中也有具积极意义的思想火花，如《道应训》中务求讲实效的社会实践方法；《修务训》中以造福人类为标准衡量人的行为、天才出自勤奋、注重实际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等思想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

更为可贵的是《淮南子》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例如《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就见于《淮南子》一书中。这样，使得这部书除了行文上极具文学色彩外，又成为后代文学摭取素材的丰富宝库。

西汉后期政论散文

在汉初黄老思想盛行时，如前述，贾山的《至言》中已透露出尊崇儒术的信息。司马相如政论文中的大汉中心论衍发的大一统政治下的有为思想，是武帝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舆论准备。《淮南子》鸿篇巨制，本有干预思想界，开历史倒车的威势，面对儒家学术漫延天下，朝中巨臣多出儒门的社会趋势，倡道家尊黄老，按说其对儒学重返历史舞台应构成重大阻力。但由于其编纂者因谋反被朝廷诛杀，这一思想势力自然土崩瓦解。此时，董仲舒(前179～前104)以《贤良对策》三篇(前134)脱颖而出，成为独尊儒术的大纛式人物。

董仲舒治《春秋公羊传》起家，本为西汉硕儒，《贤良对策》三篇流丽晓畅、凝炼简洁，且不说其对中国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建构影响深巨，便是在中国散文史上，也堪称文中精品。董仲舒另有《春秋繁露》，文学价值不及《贤良对策》。《贤良对策》本着《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反复阐述“天人相与”的天人感应观点，在文章的最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皆绝其道”。比他稍后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并没有买他的账，《论六家要指》(司马谈)站在社会实用的立场上，条分缕析阴阳、儒、墨、法、名五家思想，虽在评价上不偏不倚允当公道，但也透露出肯定道家，批驳儒家诸多观点的情绪。司马迁(前145～?)《报任安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风上，都上慕汉初政论文，于磅礴跌宕中遨游文笔，并不避忌对儒家思想以外之学术的仰慕赞许。

活跃在昭帝朝的桓宽，以《盐铁论》闻名后世。此书最后一篇《杂论》代表了桓宽个人的观点，已经以崇尚儒学为主了。稍后的刘向(前77～前6)、刘歆(前53～公元23)父子，则以著名通经大儒的身份写政论，其思想倾向自不待言了。但向、歆父子具不板滞陈腐，刘向的《极谏用外厥封事》、《谏营昌陵书》、《论星孛山崩疏》等名篇行云流水中见恳切挚情，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既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又可称为一篇古代学术史论，具有双重的

文化价值。另外他的《孝武庙不毁论》、《功显君丧服议》、《新序论》也都值得一读。

西汉后期政论散文中，比较有文学价值的还有贡禹(前124～前44)《奏宜放古自节》、《论钱币疏》、《乞骸骨书》；谷永(生卒年无考，活动在元、成帝两朝)《举方正对策》、《黑龙见东莱对》、《灾异对》；鲍宣(生卒年无考，活动在哀、平帝两朝)《上书谏哀帝》以及扬雄(前53～公元18)的《解嘲》、《解难》、《羽猎赋序》等。扬雄的《太玄》、《法言》名气很大，但文学价值不高，两篇为治文章学者的必读篇目。

第三节东汉政论文

东汉谶纬之风盛行，思想界面临着令人窒息的桎梏局面。面对乌烟瘴气的迷信思想，揭杆而起针砭时弊的，还是政论散文。桓谭(约前40～约公元32)吹响了向谶纬迷信宣战的第一声号角，这就是他的传世名作《新论》。王充激赏《新论》道：“(君山，桓谭字)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13］可惜此书已佚，我们无从欣赏。现在存世的《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书》，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东汉一朝政论文的巨擘，当推王充(27～约96)和王符(生卒年无考，活动在安、和、桓、灵四帝之间)。这两个人都是仕宦不得意之后闭门授徒著书的细族孤门之后，才学超群，不容于当世。王充的《论衡》全书现存八十四篇(原85篇，《招致》佚)，其中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书虚》、《变虚》、《遗虚》等号称“九虚”九篇；《语增》、《儒增》、《艺增》等号称“三增”三篇以及《论死》、《订鬼》共计十四篇。［14］这些篇章在当时语出惊人，被目为骇世之作，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价值。《论衡》行文朴实无华，语言洗炼深刻，与当时盛行的虚夸文风如骈体文的刻意藻饰形成鲜明对比。但从论文角度考察，很多论据失之偏颇浮浅，难以服人。另外书中的有些观点在嫉虚妄中往往矫枉过正。但这并无损于这部著作的伟大，作者向弥漫迷信毒雾的思想界挑战，观点或有不稳妥处、亦有部分论点不够彻底，但他嫉虚妄的态度却是决绝的。

值得注意的，是《论衡》中有些篇章，如《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等篇中，对文学多有讨论，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学观点，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涂上了重重的一笔。

王符的《潜夫论》，史称全书三十余篇，常为世人称道的有《论荣》、《考绩》、《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诸篇。该书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以针贬社会时弊为主，对当时的一些世俗观念乃至政治制度、官吏考核与选拔办法等，多有批判。世人多以王符论著是王充《论衡》的发挥，其实二者不同点很明显，与王充侧重于思想观念中的虚妄现象批判不同，王符更注重社会心理中的误区和政治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和《论衡》的恣意运笔无所依傍，甚至《问孔》、《刺孟》全面否定儒学先圣不同，《潜夫论》多引经据典，儒学气较浓而书卷气更重。在批判时弊时虽不失犀利，但多以温良典雅推论、以渊博学识服人，而不似王充之卓绝诡激。

与王充、王符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的仲长统(180～220)，曾经以《昌言》三十四篇、十余万字名动当时。今全书已佚，赖史书录《理乱》、《损益》、《法诫》三个整篇传于世。从三篇文字看，其主旨在揭露东汉末年外戚、宦官等豪门贵族的恶德恶行，并主张限制豪门贵族的兼并侵吞行为。在揭露批判时，字里行间往

往触及当朝天子，可看出仲长统的耿耿气节；而在论述如何抑制豪强兼并土地时，又提出恢复井田制的荒唐主张，则可看出作者身处的时代给他造成的迷茫。从行文上看，以俊逸流宕、才思飞扬为整体特点，愤慨而不出恶语、忧愤而不自暴自弃，既使面对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作者总能想出那怕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来。因而使读者能在作者的条分缕析中安定思错，疏解心中块垒之气。

清人刘熙载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15］是言甚为得之。

东汉政论文作者中可以名家的，还有李固(94～147)、崔寔(?～约1 70)、荀悦(?～209)三个人。史称李固有文十一篇，大都亡佚，现存为世人称道的《遗黄琼书》，是政论文中的名篇。其文一反士人传统的“天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观念，因为作者认为自古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越是乱世，有为的仕子当挺身而出，奋不顾身拨乱反正。为此，作者痛斥社会上“处士纯盗虚声”现象。文虽不长，设问与铺陈杂错，变化多姿，具有很高的赏读价值。特别是文中“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数语被毛泽东引用后，此文更是名声大振。

崔寔，史称曾有著作十五篇，并有《政论》数十条，如今前者全部亡佚，《政论》片断可于《后汉书·卷五十二》本传中见到，为最可靠者。另《群书治要》、《全后汉文》亦有辑录，可参考。荀悦以著《汉纪》知名，又有《申鉴》五篇，也是政论文中的上品，体例摹扬雄《法言》，思想内容近王充《论衡》。尤其《俗嫌》、《时事》两篇，多为世人称道。

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父子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遗令》(曹操)；《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求自试表》(曹植)以及孔融《荐祢衡书》、《论孝章书》等，不但是政论文中的上品，也是文学苑囿里的奇葩，不可不读。

综观秦汉政论文，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每个时代的政论文，都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同步，政论文所涉及的，都是那个时代亟需解决的焦点问题。二是篇幅的变化，阶段性非常显明。秦代及楚汉相争时多篇幅短小的急就章，汉初多铺张扬厉的鸿篇巨制，到东汉干脆著书立说，出现了政论性的专著或个人文集。这一特点，是与当时的物质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不论篇幅长短，都无损于政论散文内容丰富比如引经据典，也不影响它们的发论中的，总能切中时弊、补救时政。这一点在文章史上有重要意义，起码它说明文章无论长短，都能说明问题。三是文风的变化。秦代刻石体似《诗经》的雅颂，又明白晓畅；楚汉相争时说客说辞精巧犀利，往往一语中的；西汉政论上承秦代时论奏议，且追慕战国遗风，扬厉铺排，为汉赋构建体制时所宗法；东汉论文虽没有了西汉的气势，但春兰秋菊，各争风采，逐渐形成了作者的个体风格。

总之，秦汉政论文上承战国策士遗风，下启魏晋南北朝奏疏章表、书信札记碑诔铭文，远接唐宋的韩柳欧苏，流波所及，清代“文必秦汉”的古文运动，也以秦汉政论散文为宗法。［16］时至今日治文学者，莫不知“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虽狷狭愤激、却发自肺腑的宏论。而在秦汉政论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汉初政论文，它是中国散文史上至今无人超越的高峰。

[注释]：

［1］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可参看聂石樵、李炳海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1版P171的论证和P181的考订。

［2］秦王赢政于其执政的26年统一天下，由秦王改号“始皇帝”之后仍沿用秦王时的年号，

故始皇28年为其统一天下后的第三年。

［3］《史记·卷六》：“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伦侯建成侯赵亥……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五大夫赵婴……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今皇帝并一海内……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4］据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

［5］《史记·卷八十七》。

［6］《史记·卷八十八》。

［7］此谣见晋朝杨泉《物理论》，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已引用过，说明此谣留传于汉代。另《汉书·贾捐之传》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之语，证明西汉此谣即存在。

［8］《史记·卷九十三》：“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

［9］《史记·卷八》、《汉书·卷一》均有著录。

［10］现在传世的《新语》系后人伪托制作，对此专家多有考订。如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版P231～232)的考订，就比较详细，可参看。

［11］《文心雕龙·诠赋》。

［12］《淮南子·高诱注·序》。

［13］《论衡·超奇》。

［14］王充本人对这些篇章也颇得意，尝在《论衡·对作》中称：“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

［15］《艺概·卷一》。

［16］如清包世臣的说法：“至于秦汉之文，莫不洞达骀宕，刿目怵心……以此为师，方为善择。”(《再与杨季子书》)，就代表了清代文人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