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危机理解
文学理论观点：由来已久的文学消亡论
文学理论观点：由来已久的文学消亡论崔海峰文学处于困境，文学面临危机，文学已经衰落……这类言论可谓老生常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文学的真实境况。
困境与顺境、危机与生机、衰落与繁荣通常是交替或并存的，从古至今，文学不断地自我调整、改良，有很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生命力，何曾沦落到消亡（终结）的地步？文学消亡论令人不爽，作为热门话题，却也体现了人们对文学未来的关注和对文学命运的担忧。
这个话题，在台湾、香港早有论及，在国外则由来已久。
一1992年9月3日，台湾《联合文学》月刊主办“文学的未来”座谈会，有几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到会，对文学的未来加以预测，提出一些悲观或乐观的看法，没有直接得出文学消亡的结论。
①1992年9月12至14日，台湾《联合报》刊出以“文学又死了吗”为题的座谈纪实，“文学会不会死亡”是与会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
1992年11月3日，香港岭南学院召开“文学的将来及华文文学的前途”讨论会，议题包括“文学会不会死亡”，有几篇发言稿陆续发表在《香港文学》1993年1月号、5月号，《香港文学》的几位读者也撰文参与讨论。
《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猜测道：文学会死，也不会死。
他明知这种讲法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却仍担忧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他对“文学会被电视淘汰”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电视既然不能淘汰电影，电视、电影也不会淘汰文学，他担心文学可能会被文学淘汰。
也就是说，严肃文学可能会被垃圾文学淘汰。
他忧虑地说，严肃文学已被逼在壁角，这种情形要是不改变的话，严肃文学终有一天会死亡，到那时，文学商品就会戴上文学的假面具，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
②刘以鬯的猜测使内地读者刘介民颇有感触，他想起韦勒克（Wellek）提到的“文学末日”、“文学之死”、“文化穷途”等语，在批评现代社会淫靡虚浮、价值颠倒、是非混淆的弊端时，他乐观地指出：商品文学、低级庸俗文学不能替代严肃的纯文学，文学商品也不会带上文学的假面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对文学受到现代科技、影视的冲击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影视不会代替文学。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2008-12-19 21:30:07)标签：杂谈刘象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比较文学自问世以来,在过去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困惑”、“焦虑”、“危机”之声不绝于耳。
比较文学的“危机说”滥觞于美国学者韦勒克。
1958年韦勒克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针对当时比较文学界的偏颇,指出比较文学“历时长久的危机症状”①,从此以后,一些学者便不时提及比较文学的“危机”,譬如,1984年韦斯坦因甚至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永久性危机”,讨论比较文学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存在的问题。
1993年,伯恩海默领导的一个专家小组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撰写的第三个“十年报告”中,流露出十分明显的“焦虑”的调子。
他将这份报告连同前两份报告以及有关的讨论文章汇编成集,并为该文集写了一个引言,其中就使用了“比较的焦虑”这样的标题,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不断产生焦虑的(anxiogenic)学科,指出这个专业目标不清,方向不明,学生就业前景暗淡,陷入了焦虑重重的困境,亟待寻找出路②。
近十余年来,“危机说”进一步升级为“死亡说”,1993年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她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中声称,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①。
2003年,美国学者盖娅特里·斯皮瓦克在其《一个学科的死亡》中明确地指称比较文学是一个“正在死亡的学科”②。
同年,苏源熙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撰写的第四个“十年报告”采用了“从鲜明梦魇中缝合的精美尸体”为题,不言自明,这里的隐喻显然指向比较文学的学科与传统,在他看来,从种种“梦魇”中拼凑“缝合”的“比较文学”这具“尸体”虽然是“精美的”,但却无论如何是一具不完整的尸体了③。
比较文学这种危机不断甚或死亡的说法在比较文学界造成了诸多干扰,对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对这种“危机说”作出深入的辨析,只有了解其产生的缘由和来龙去脉,才可能寻绎出应对的策略来。
由何引发身份危机——基于《蝇王》《米格尔街》和《时间中的孩子》的分析
031在文学作品中，不乏对由于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所引发的身份危机进行深入剖析的案例。
其中，《时间中的孩子》中的斯蒂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斯蒂芬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权制度极为严厉的家庭环境中，这种环境的特点是父亲的绝对权威和地位不容置疑。
在斯蒂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威严和压迫如影随形，让他时刻感受到一种窒息的束缚。
在斯蒂芬的眼中，父亲的形象被放大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巨人，父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威胁和恐吓的意味，这使斯蒂芬在父亲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
他不敢正视父亲的眼睛，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只能唯唯诺诺地顺从父亲的意愿，这种压迫性的家庭教育方式对斯蒂芬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蒂芬逐渐失去了自我，他变得胆小、怯懦，缺乏自信和勇气，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更不敢挑战父亲的权威。
在他的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和关爱，但这种渴望却被父亲的威严和压迫所扼杀，他逐渐沦为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灵魂的空壳。
当凯特失踪的事件发生时，斯蒂芬的身份危机达到顶点，他无法接受自己突然失去父亲身份的事实，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他感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底深渊，无法自拔。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身份危机的产生与斯蒂芬家庭教育的失败有着密切关系，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是引导者和支持者，而不是压迫者和统治者，在斯蒂芬的家庭中，父亲的角色被严重扭曲。
他的父亲以威严和压迫为手段束缚斯蒂芬的成长，剥夺了他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导致斯蒂芬自我认知的混乱和身份认同的危机。
另外，家庭应该是一个充满关爱和支持的温暖港湾，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滋养和安全感。
但在斯蒂芬的家庭中，他感受到的却是冷漠和疏离，父亲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反而用威严和压迫来对待他，缺乏情感交流的家庭环境使斯蒂芬无法形成健康的情感依恋和自我认同。
家庭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帮助他们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在斯蒂芬的家庭教育中，这个目标被完全忽视。
名词解释67047
名词解释1、世界文学：“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歌德在1827年提出。
后在运用过程中一般有四种含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世界名著的世界文学；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打破了原来的各自封闭的状态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各民族的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能够共同享有，即歌德所指。
（1827年歌德在谈《塔索》法译本时提过，1月27日与友人的信再提，1月31日与爱克曼的谈话进一步谈及。
）2、总体文学：是由梵第根提出，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
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
3、比较文学危机论：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其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学科内部和外部不断发出危机论调，具体表现为：学科建设之初，受克罗齐等人的质疑和批判，使学科发展一度呈现危机；法国学派重事实影响关系的研究使比较文学研究僵化，美国学派对此不满，韦勒克提出危机论进行批判；当下文化研究兴盛，并且迅速渗透至比较文学研究，使比较文学边界模糊、泛化，比较文学再度危机；另外，具体到中国，由于生硬比较，产生所谓“比附文学”，是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危机。
其实，危机伴随着生机，是学科理论建设的自省和反思。
4、影响研究：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是最早形成的一种研究类型，法国学者为这一研究类型的理论方法的建立做了重要贡献。
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注重民族文学间的事实联系，从发送、接受、媒介三个方面进行文学关系的探讨。
但是法国学者主要研究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研究范围比较狭窄，研究的重心放在资料的发掘、考证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征的研究重视不够，给这种研究带来明显的不足和局限，后受美国学者批判。
比较文学复习题
一、名词解释1、母题：母题是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是文学作品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和意义单位,是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和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能够在文化传统中完整并存且在后世不断延续和复制，蕴含着情节故事、叙事、意蕴的最小单元，如嫉妒（心态），爱、恨（情感）。
它与原型、意象、主题有联系也有区别，其特征是：母题是对情节事件的最简归纳,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基本叙事句；母题是一个常量,数量有限。
“母题”主要源于民间文学、民俗学，汤普森《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对其进行了最早定义。
2、缺类研究：缺类现象是指一种文体在此国有，彼国无，或者即使有这种文体形式，而其实质或表现形式相差甚远的现象。
缺类研究是文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它研究在其他民族、国家中有的一种或某几种文学体裁为什么在有的民族、国家的文学中没有或缺乏，从而找出背后隐藏的原因，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深入研究该文学的本质,源流及其各自的特点.3、世界文学：歌德最先提出的一种文学发展的美好远景，指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打破了原来各自封闭的状态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各民族的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能够共同享有。
世界文学应超越民族界限而广为流传，并经由许多时代而为读者所一直喜爱，具有以超民族、超时代的普遍性为基础的绝对价值。
世界文学还可解释为全世界各民族地区在各个时代所创作的文学的总和以及关于它的一种研究。
4、总体文学：始于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梵•第根在严格意义上首先使用总体文学概念。
总体文学指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在不同文明、文学的平等对话中，努力寻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以此促进异质文明之间全面、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实现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的比较文学研究类型或分支学科。
总体文学经历了以欧洲－西方文学”为核心到逐渐将东方文学纳入其中，建构总体美学总体诗学的过程。
5、社会集体想象物：即“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是双极性（认同性，相异性）的阐释”。
托马斯·曼的《魔山》：对欧洲文化危机的思考
托马斯·曼的《魔山》：对欧洲文化危机的思考1. 简介《魔山》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杰作，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
它不仅是一个富有哲学思考的小说，还提出了对欧洲文化危机的深入思考。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魔山》对欧洲文化危机的思考。
2. 欧洲文化危机背景在20世纪初期，欧洲文化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进步等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但也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怀疑。
这种处境下，欧洲面临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文化危机。
3. 托马斯·曼与《魔山》3.1 托马斯·曼简介在描述托马斯·曼之前，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他本人。
托马斯·曼是一位以其独特的文风和深刻的洞察力而闻名于世的作家。
他用理性和智慧来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
3.2 《魔山》的主题在《魔山》中，托马斯·曼通过描写登山者汉斯·卡斯特普与病榻上的超验音乐家蒙太古来探讨人类生活、文化和价值观。
作品中融合了医学、音乐等多个领域的元素，并以其复杂的结构和隐喻手法引发读者对欧洲文化危机的深度思考。
4. 对欧洲文化危机的思考4.1 文化认同与多元主义《魔山》中，作者关注了欧洲文化认同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张力。
他通过描绘曼陀罗会议，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代表之间对于自身文化身份与全球一体化带来挑战之间的冲突。
4.2 自由与束缚曼陀罗会议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中关于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之间的争论。
在《魔山》中，托马斯·曼通过对登山者与病人之间的关系的描绘，探讨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
4.3 科技进步与人类解放科技进步也是欧洲文化危机的重要方面。
在《魔山》中，作者通过描述蒙太古超验音乐家和医学实践等元素，探索了科技进步对于个体自由、人类尊严以及精神世界的影响。
5. 总结《魔山》是托马斯·曼对欧洲文化危机进行深入思考的杰作。
结合王朔现象,谈谈你对文学危机的理解
结合王朔现象,谈谈你对文学危机的理解当前文学是否存有危机？如果存有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看来知识界是颇有争议的。
通常人们谈论当前文学的危机，主要是着眼于电信时代的图像化转向及其扩张，以及对传统文学形态形成的极大挤压，持续将其逼向边缘，文学市场逐渐萎缩。
这应是不争之实。
德里达和米勒等人早已谈到，在当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正是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更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在西方的大学中也早已是实用技术大行其道，传统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要么为那些实用学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辙转变功能，与那些新型通讯技术及媒体文化相关联，从而转向宽泛的文化研究。
13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正在发生。
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变化，是当今的文学顺时而变走向“泛化”，比如与图像结合或与网络联姻，生成某些混合体的新媒体文学形态。
米勒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在他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合体。
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
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
”14米勒特别强调两个词汇的区别，其用意耐人寻味。
对于这种文学“泛化”现象，乐观者把它看成是文学新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极力为其欢呼叫好；悲观者则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文学的危机，因为传统的文学精神或“文学性”往往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中被转化或被消解了。
因此当前文学的危机，不仅仅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1、世界文学：“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歌德在1827年提出。
后在运用过程中一般有四种含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世界名著的世界文学；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打破了原来的各自封闭的状态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各民族的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能够共同享有，即歌德所指。
（1827年歌德在谈《塔索》法译本时提过，1月27日与友人的信再提，1月31日与爱克曼的谈话进一步谈及。
）2、总体文学：是由梵第根提出，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为研究客体。
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多种民族与多种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
3、比较文学危机论：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其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学科内部和外部不断发出危机论调，具体表现为：学科建设之初，受克罗齐等人的质疑和批判，使学科发展一度呈现危机；法国学派重事实影响关系的研究使比较文学研究僵化，美国学派对此不满，韦勒克提出危机论进行批判；当下文化研究兴盛，并且迅速渗透至比较文学研究，使比较文学边界模糊、泛化，比较文学再度危机；另外，具体到中国，由于生硬比较，产生所谓“比附文学”，是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危机。
其实，危机伴随着生机，是学科理论建设的自省和反思。
4、影响研究：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是最早形成的一种研究类型，法国学者为这一研究类型的理论方法的建立做了重要贡献。
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注重民族文学间的事实联系，从发送、接受、媒介三个方面进行文学关系的探讨。
但是法国学者主要研究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研究范围比较狭窄，研究的重心放在资料的发掘、考证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征的研究重视不够，给这种研究带来明显的不足和局限，后受美国学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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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危机理解一、从文学“终结论”谈起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并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些本来纯属西方语境的文论话题引入中国，激起中国同行的讨论和争鸣，从而使当今中国文论（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
其中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为人所关注并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
早在1997年，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该文指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今已经由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
因此他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
也许因为当时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此（其时正热烈讨论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因此对米勒提出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时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发表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有吗？》，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
从该文所述可知，这一论断其实来自解构主义理论大师、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师雅克·德里达。
米勒在论文开篇，即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那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有。
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
1米勒本人显然是认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并按照他的理解对这一命题作了充分的阐述。
这一次也许是语境不同了，米勒阐发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学者著文与米勒商榷，对这一预言表示质疑和难予苟同，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和武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有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
2不过此后中国文论界对这一问题似乎并未继续深入讨论下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我国文论界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危机的议论却逐渐热闹起来，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米勒等人的论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思考。
最近金惠敏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文论界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有吗？》一文看来是误读和误解了，因而试图对米勒提出的理论命题重新读解。
3那么中国文论界对米勒的误读和误解究竟何在呢？按金文的看法似乎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充分注意到米勒（似乎对于德里达也是如此）情感态度及其理论见解的悖论性——他一方面固然言之凿凿地认为文学和文学研究从来生不逢时，并预言在当今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可能更难以继续存有，并为此而深感忧虑；但另一方面，在该文结尾，他又试图“换种方式”来表达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执著态度与信念：“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有，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
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
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
”4这又表明他并不愿意相信文学和文学研究真的会终结。
这两种表述显然是存有矛盾的。
我们对米勒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的论断感受深刻，而对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和有所保留的方面则比较忽视，或至少是注意不够。
二是无论米勒断言文学和文学研究会走向终结也好，还是对此并不愿意相信或有所保留也好，其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中国文论界从米勒和德里达的论述中所读解出来的，是电信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图像网络文化的冲击。
这固然不错，但这也许仅仅表层原因。
问题在于，为什么电信技术发达就一定会带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危机？难道仅仅因为图像网络文化的兴盛挤占了文学生存的空间，使得人们更热中于读图读屏而无暇去阅读报刊杂志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完全如此。
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建立在电信技术基础上的图像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
而文学依赖于语言传达和阅读，恰恰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正是距离的消失即“趋零距离”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它的危机。
金文正是把这样一个问题还原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还原于米勒和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思路，从而以“距离”说为线索，去探寻他们文学“终结论”的深层根源，解读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的复杂意味，从而对当前的文学危机加以解析。
从“文学即距离”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的特性及其意义，以及思考文学危机的缘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张力与阐释空间的问题，金文的读解阐释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不过我感到，金文对这一命题的读解阐释，主要是以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论述为依据的，而对米勒的看法则所论不足；并且稍加比较可知，德里达对“距离”的理解可能主要是哲学意义上的，而米勒对文学的理解想象，则更多从文学的“旧式意义”即“文学性”方面着眼，更为重视语言“陌生化”以及修辞性表达与阅读方面。
那么对于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在金文探讨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二、对“文学即距离”的理解按金文对德里达的读解，关于文学的本质特性，似乎可以从对情书（书信）的理解开始：《明信片》中以情书暗示了一种思维踪迹：“显然情书作为一种书信其客观之必要性在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存有有距离。
而现在电信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联结’，……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
”由此而联系到文学：“当爱情就是身边的事实时，没有文学；而当其飘逝于彼岸时，文学即刻诞生。
……在此德里达是否就是说如同情书的写作，文学的诞生亦须以距离、意识甚或生死相隔为前提，至少或首先是在物理的层面上？……德里达敏感于距离，以及距离的消逝对情书、对文学的毁灭性打击。
”这种打击首先是来自电信技术，“德里达常常以电话为例，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书信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是摧毁了书信本身的存有。
毫无疑问，文学的写作如同情书的写作，也首先是以距离为其物理性前提的，写作由此而成为一种传达，传达那不是其本身的东西，——传达是往来传达，往来于书写与书写对象之间的距离。
”5那么文学的距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距离，这种距离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正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上文所论到的那样，文学的距离可能首先是一种物理性的、时空意义上的距离。
按我的理解，这种距离在很大水准上是从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中产生的。
文学的写作的确如同情书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传达。
只不过情书的写作也许有比较明确的指涉对象，而文学的写作则如同有人所形象表述的那样：没有地址，抵达心灵。
因此文学距离更具有不确定性。
并且，文学的传达更有多种向度，借用米勒的说法，有的可能是“施为性的”（performative）即描述性的，有的可能是“表述性”（constative）的。
6前者更多指向对外部世界的模仿；后者更多指向心灵世界的表现。
不过无论何种向度，传统语言媒介的传达方式，所描述的都只能是虚拟的世界，与真实存有的世界之间永远存有着距离。
一方面，人们总是力图驾驭语言之舟，以最高超的语言艺术技巧，最大限度地抵达对象世界，描述或者表述对象世界的一切；另一方面，语言的传达本身又构成巨大的障碍和阻隔，使之永远无法完全抵达对象世界，这就构成了艺术传达目的与语言传达手段之间的巨大冲突与张力，造就了语言艺术传达的无限可能性。
此外更有一种观念，恰恰是极力要拉开语言文本形式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追求语言形式的“陌生化”效果，形成另一种艺术张力。
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所理解的“文学性”，便是从这一语言艺术的巨大张力中产生，而且这个批评流派也始终致力于研究这种“文学性”的奥秘。
这一文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形成了持续百年的传统。
从德里达到米勒的文学研究，其实也正是从这一传统而来，只不过他们如今更多看到了它不可避免走向终结的命运。
比如米勒就曾在一篇关于《论文学的权威性》的讲演中说，我“现在终于达成了一种观点，即文学的权威性源于语言艺术的表演性使用，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信赖感。
”“对我来说，那些书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一种神奇的处方使我能够达到一个只有通过那些英语单词才能够达到的先验的虚拟的世界”；“文学作品被看作神奇的处方，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现实，这一虚拟现实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我们只能了解到文字所揭示出的这部分虚幻现实。
当作者把他们放到一边的时候，我们便永远无法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
正像德里达所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体现。
”7最近他又说到，“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文学在本质上自成一格，具有其自身的终极目的。
它的存有是不需要理由的，不过确实又存有着某种理由。
”在他看来，这个理由就在文学作品自身，并且具有像魔力般的吸引力。
他自称，“我一直有着两方面的兴趣：一方面，我对文学情有独钟，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魔术一样，将我引领到一个想像的世界中来，出于某种原因，进入这个想像的世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悦。
另一方面，我一直沉溺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魔术到底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它是如何运作的。
”“我渴望用一种类似科学的方式，去解释和理解文学。
在我看来，文学在不同的情形下，似乎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语言运用的正常规则，或说显得很是奇怪。
所以，文学最使我感兴趣的因素是作品中的语言特性。
”8对于文学而言，语言是传达的惟一工具，不过它与对象世界之间永远存有着距离，正是这种距离的存有使得文学充满了神秘与魔力，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去读解和探求其中所隐藏的秘密。
这的确是一种比较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它出于研究者个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和爱好；它为了文学本身的目的，为了探寻文学作品中所隐藏的秘密，尤其是文学语言的魔力；它最重要的方式是独立的“阅读”，并且要求是“细读”，或者说是一种“修辞性阅读”，从中获得自己独特的发现，米勒说：“我想独立地阅读。
……如果你有眼光去发现那些矛盾的、不一致的、奇怪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无法用作品特点的主题性描述来解释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没有被以往的批评家所强调和重视的东西，那么你或许就会得到非常重要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