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两歧

单世联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普及极大地利益于1990年代中期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

这是“文革”结束后思想文化论争的重要一环，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命题的锋芒所向主要是曾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种种“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也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期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王若水1986年就指出：过去我们“把人看成抽象的…政治‟而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这些年纠正了这种篇向，强调了物质鼓励，“但也出现一种偏向，以为物质鼓励是万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靠钱来解决。这又把人看成片面的…经济人‟，以为他们的行为只受物质的需要考虑支配。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是…社会人‟，他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是在社会历史中变化发展的。两者都没有看到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它不是简单地用物质报酬来满足的，也不是可以用宣传…自我牺牲‟、…毫无怨言‟而加以忽视的。” 此论实际上已正视到人为物役的现代情境。随后而来的“文化热”在中/西、古/今的对比语式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鲜明地提出了人性解放、个性实现等文化/政治理想。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丰富社会物质资源、满足世俗欲望方面显出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使计划体制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功利目的、交换原则、消费逻辑开始向精神、文化领域的移殖，由此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市场化导向，直接催生了“人文精神”的议题。

1、当年论争：“精神”与“人文”

“人文精神”的讨论于1993-1995年之间展开。这是市场经济初潮涌动、社会转型开始呈现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文化艺术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年代。1980年代新启蒙的乐观声调已经远去，1992年踏上的新路前景诱人而又难以捉摸。沉默了3年的人文知识界正寻找新的发言时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对话者在批评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电影等流行文化后提出了“人文精神”失落、需要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当张汝伦、朱学勤等学者参与后，当《读书》杂志于次年5次连载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后，特别是当作家王蒙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于上海诸人的观点和主张后，讨论进一步深化，具有全国性规模。人文学界之外，也有经济学家参与讨论。在持续两年的过程中，共发表文章100多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还开辟了专栏。1996年讨论基本结束，相关的文章分别编入《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选编）

和《人文精神讨论文选》（丁东选编）。

在现代论述中，“人文精神”是一个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涵义却甚为模糊的概念，甚至“人文精神”能否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也是有疑问的。当年的讨论语境复杂、论域广泛，且讨论者有自说自话的特点，因此，要对当年的讨论作全面回顾和理性评论是相当困难的。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上海诸人与王蒙的不同主张。

“人文精神”的提倡者针对的是人文精神“失落”的现状。王晓明的起点是文学的危机：杂志转向、作品质量下降、读者减少、作家批评家“下海”；张汝伦关心的是人文学术的困境：在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等。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王晓明开始说得比较含糊：爱好文艺是现代文明人的基本品质，“一个人除了吃饱喝足，总还有些审美欲望吧，他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也总会有些理不大清楚的感受需要品味，有些无以名状的疑惑需要探究？在某些特别事情的刺激下，他的精神潜力是不是还会突然勃发，就像老话说的神灵附体一样，眼睛变得特别明亮，思绪一下子伸得很远，甚至陶醉在对人生的全新感受之中，久久不愿…清醒‟过来？” 张汝伦说得干脆一些：“实际上人文精神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和根据。正是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当代人文学术的一系列问题，“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人文精神的逐渐淡化和失落当是主要的原因。如果你有这个精神，体现在学问上，境界自高，格局自大。而现在灵魂既失，当然就只徒具形骸。所以，今天如欲追寻失落的人文精神，恐怕先要从追问它是怎样失落的开始。”也许受张的启发，王晓明在与张汝伦等人的对话中也以“终极价值”说人文精神：“如果把终极关怀理解为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的努力，那么我们讲的人文精神，就正是这种关怀所体现，和实践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指这种实践的自觉性。” 2003年11月，王晓明在讲演中回忆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如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丧失了基本价值观，“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2008年12月，陈思和也以“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来回顾这一讨论。大体而言，上海诸人设置了一个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他们在指摘种种“精神失落”、“精神危机”、“精神滑坡”、“精神侏儒”等现象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把社会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文化上的庸俗化与市场经济转型联系起来，进而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并期在生活中实践这一追求。

就是这个一再为上海诸人反复指出的“失落”，引起了深切地体验过文化

禁欲主义和专制蒙昧主义的王蒙的反对。还在此前评论王朔小说的“躲避崇高”等文章中，王蒙就对市场经济与市俗文化表达了真诚的礼赞，“人文精神”的话题正好给了他一个从容发挥的机会。“失落”意味着先有后失，而据王蒙看来，实际情形是中国原来就没有欧洲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此前数十年倒是有过一些反人文精神、伪人文精神的东西。如果说上海诸人的语境是人文精神与市场体制的对立，那么王蒙却将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置于一个对比性结构中：“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实的活人。”“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了吗？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吗？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在什么态势呢？”判断的不同在于认知的不同。王蒙对人“人文精神”的理解包含了世俗性、物质性、自由性的内涵，即除了含有某种纯精神性的“终极关怀”外，这个概念还应包含某种“常识性世俗性的精神”，某种“坛坛罐罐”之类的“具体的物质的内容”：“对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人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况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但是，当我们强调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的时候，我们自古已有于今尤烈的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忘死、把精神和物质直到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传统就开始起作用了。”显然，王蒙对上海诸人的反感，基于中国曾经有过的以天理、道德、精神否定物质需要和肉体满足的传统，他当然没有否认“精神”，但更强调的是人的整体存在，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个体需要的多层次性；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人性需要是如此差异而又多样，因此王蒙主张“不要企图人为地为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标尺，不要企图在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中间划出明确无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进的人文精神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显然，在此多元主义的背后，王蒙关注的不是人的“精神”状况而是人的“生活”状况，准确地说，他认为“精神”不在“生活”之外而在“生活”之中，重要的不是弘扬“精神”，而是改善“生活”，先有“人”，然后才有“精神”。“如果真地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 如此则市场经济、物质主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更不应是指责的对象。

王蒙此论同样有其同调。比如王朔就说：“如果我们回溯历史的话，也许真正形成整体性的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产生了共产党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之后。这里头事实也证明包涵有不少乌托邦的东西。”吴滨则指出：“在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社会里，需要重视的不是人文精神失落不失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尊重别人的选择问题。”杨争光明确地说：“一些谈人文精神的人，把王朔作为一反面的例子，这很可笑。王朔该干什么还在干什么，依然红红火火，他实际上在做建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