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传统、市场与国家

[内容提要]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农民理性也经历着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程。

生存理性是农民理性发展的基础，适应市场化的进程，农民理性将实现由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跨越。

但发展理性不会在市场化过程中自然生成。

市场化既可能推动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跨越，也可能强化并锁定生存理性。

关键在于市场化的进程能否为农民理性的发展开辟道路。

对于被卷入市场化进程的具有弱势特征的农民来说，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制度基础及必要的公共产品，成为其理性跨越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理性生存理性发展理性传统市场国家一、问题的提出传统农村往往被赋予田园诗般的宁静与和谐，而传统农民被认为是勤劳、节俭的化身。

但是，当现代化的飓风不可遏止地席卷而来，“三农”问题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并引起普遍关注时，人们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许多行为具有“悖论”的性质。

如一方面是土地的稀缺，另一方面是撂荒土地；传统农民视土地为生命，现实中却是对地力的无情掠夺（赵峰，2001a）；与人们印象中农民的勤俭持家相比，现实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不仅在住房消费上大肆攀比，丧葬也成为人们炫耀财富的方式（贺雪峰，2003）；与一般情况下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相比，农民劳动的供给曲线似乎会向后拐弯（秦晖，1996）；……作为独立经济活动主体的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这里的农民等同于农民家庭或农户。

也等同于恰亚诺夫意义上的家庭农场。

“主要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场通常被称为农民。

”（速水佑次郎，2003：289）），其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如果有，其表现形式如何？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是否一致？其理性的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经济学界，关于农民是否具有理性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理性的争论，形成了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形式经济学”两派观点（陈庆德，2001；黄宗智，2000a）。

“实体经济学”对用“经济理性”解释农民经济行为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

恰亚诺夫在1925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中提出，农民家庭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体系，有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和规则。

小农家庭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农民的经济活动量由边际产品带来的满足程度和边际劳动的辛苦程度的均衡决定，而不是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均衡决定（恰亚诺夫，1996：12）。

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以“道义经济学”的形式拓展了恰亚诺夫“消费需求经济学”思想。

在其1976年出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斯科特指出，小农经济行为的动机与企业家有着重要区别。

农民的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生计和消费，因此，追求安全和避免风险是最主要的原则。

“由于生活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

”（斯科特，2001：5）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形式经济学”则认为，同企业家一样，农民也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

农民的行为选择，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理性原则。

农民“‘首先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他购买自己能买得起的东西时非常注意不同市场上的价格，他认真地计算其生产用于销售或家庭消费的谷物时自己劳动的价值，并与受雇工作时的情况加以比较，然后根据计算与比较再行动。

”（西奥多?W?舒尔茨，1999：33―34）传统农民缺乏的不是经济理性，而是廉价的有效投入。

“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激励，农民将会点石成金。

”（舒尔茨，1999：5）。

在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施坚雅认为，“基层市场”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农民在集市点的选择以及集期的安排等方面都有着充分的理性思考。

而且，由于农民已介入到市场体系之中，他们的行为也就必然受市场规律的引导，必须为获利而思考和选择（施坚雅，1998）。

黄宗智认为，“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对农民理性认识不同的原因仅仅“是两者所依赖的实证根据不同”（黄宗智，2000a：27）。

正确理解农民行为，必须将二者加以综合。

在对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研究中，黄宗智提出，中国的农民既不完全是恰亚诺夫设想生计生产者，也不完全是舒尔茨意义上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农民”。

中国的农民介于两者之间，“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黄宗智，2000a：5）“一个经济地位上升的、雇佣长工以及生产有相当剩余的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要比一个经济地位下降的、在饥饿边缘挣扎、付出高额地租和领取低报酬的佃、雇农，较为符合形式主义的现象。

……而一个主要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耕农，则接近于实体主义所描绘的小农。

”（黄宗智，2000a:5）实际上，在关于“农民理性”问题的争论中，关键不是农民有没有理性的问题，而是理性形式和理性发展的问题。

黄宗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民的理性形式总是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

受制于不同的环境，农民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动机，形成不同的行为理性。

显然，舒尔茨等人关于农民具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经济理性的假设是以自由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

对于一个前市场社会来讲，这样的假设当然缺乏解释力。

但是，舒尔茨等人对市场条件下农民理性的研究，毕竟为我们理解农民理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传统社会来说，恰亚诺夫和斯科特等人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真实。

但是，如果将传统社会看成是不受社会经济发展大潮影响的一潭死水，就不可能理解传统社会市场化的历史变迁，不可能认识农民理性在社会变迁中的演变和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理解发展中的农民行为。

二、理性、经济理性及其发展理性(rationality)一词来自古希腊的逻各斯，具有规律、思想的含义。

在柏拉图那里，理性即理念，是客体在主体中所反映的观念。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成为价值、理想、道德、人道的别名，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

于是，理性具有了充分的价值化和伦理化的意味，成为一切社会存在的价值尺度。

哲学中的理性包括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的认知理性，作为一种规范行为的自控能力的实践理性和主体对自身行为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能力和评价原则的评价理性（张雄，1995：32）。

在伦理学上，理性涉及对动机――行为――结果的判断。

动机的伦理判断，涉及目的的合理性和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动机与行为关系的判断，涉及一致性问题；行为与结果关系的判断，涉及效率问题。

一般地，理性是一种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

它是人类超出动物所具有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

（杨春学，1998：238）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理性原则包括两个要素：一致性和自利最大化。

（阿马蒂亚?森，2003：18）对一致性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个体动机――行为――后果的一致性，即个人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

“选择和目的的一致”（阿马蒂亚?森，2003：19注②）即行为过程中目的的一致，手段与目的的适应性。

一致性被认为是理性的必要条件。

经济人理性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利最大化假设。

自利性假设经济人是并且仅仅是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者。

这一对人的行为动机的过于狭隘的规定，是经济人理性假设遭到最多诟病的地方，并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缺乏解释力的关键。

“对自利性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

……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性假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的经济关系的关注。

”（阿马蒂亚?森，2003：前言1―3）自利性假设所面临的挑战，一是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二是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并不把利己与利他绝对对立起来，在斯密的理念中，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协调下，出于自利目的的个人行为的结果会促进社会福利的实现。

但是，一旦利他动机进入经济人理性假设，结果可能动摇整座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将经济人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者自然给经济学带来了简单明了的好处，但这一方便是以损害经济学的解释力为代价的。

“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

”（汪丁丁，1998）问题是，这一“最少的公理”所能解释可能只是最少的现象。

“对于实利主义来说，金钱费用和金钱收入是衡量与决定人类行动的主要原则，而现实世界除了作为一个待开发的采石场以外别无意义。

”（舒马赫，1985：68）最大化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在于：最大化所要求的是一个没有交易费用的，行为者有充分信息获取能力和充分计算能力的“黑板上的”世界。

而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及由于人脑的有限性导致的人的有限的信息获取和计算能力，行为者的理性只能是西蒙所谓的“有限理性”，所能实现的只能是满意的结果而不是最大化。

即使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假设适用于对新古典经济人行为的解释，我们仍然对其解释农民尤其是处于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农民行为的“普适性”保持怀疑。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实际上不存在农民的一席之地。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一是作为生产者的企业，二是作为消费者的居民家庭或个人。

农民或农户家庭作为一个综合生产与消费行为的微观主体，其行为动机具有其独特的属性。

作为生产者，农民的生产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借用企业家理性来解释，而作为消费者的农民的消费行为也可以借用消费者理性解释。

问题在于，农民的双重身份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从而，其作为生产者的行为动机和作为消费者的行为动机往往综合在一起。

另外，在新古典的世界里，制度和制度变迁作为外生变量被抽象了，新古典的经济人一开始就生活在市场经济中。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人的行为动机会因制度环境的变迁而演变，新古典经济人的理性依然不具有发展性。

另一方面，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仍有大量农民生活在传统社会里，随着市场的发展，农民将逐渐脱离传统社会而进入现代市场体系，这要求农民的行为理性要发生适应市场条件的转变，即要求农民理性的发展。

实际上，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就农民理性的长期争论而不能调和，关键在于形式经济学采用了不适当的企业家理性的标准而实体经济学也未能建立有说服力的农民理性理论。

在韦伯的研究中，理性被区分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

一项行为具有实质理性，指的是该行为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马克斯?韦伯，2004：36）。

实质理性以目的性和计划性作为理性检验的标准，这相当于森所说的理性检验的“伦理学”标准（阿马蒂亚?森，2003：9―10），也内含森的内在一致性要求。

韦伯强调的是目的性本身，即是否是“主要以目的理性的――亦即有计划的方式来达成经济目标，”（马克斯?韦伯，2004：3）而不是目的是什么的问题。

只要是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的行为，即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就是主体可以理解从而可以进行理性判断的行为。

理性行为“皆有特殊的主观意义存在，正是这种意义建构了相关过程的统一性，使得行动因而得以理解。

”（马克斯?韦伯，2004：3―4）所以，目的性和计划性是构成行为理性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韦伯对理性与否的这一规定中，可以容纳人们的各种行为动机，利己还是利他、实物还是货币、生产还是消费、生存还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