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
摘
要： 冯友兰 的《 中国哲学史》 ２ 是 ０世纪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 的产物 ， 体现 了对方法论 的 自觉 ， 是推进 中 国哲 学史方法
论 近代化 的经典 文本 之一 。本文试 图结合胡适 的《 中国哲学史大 纲》， 冯友 兰《中国哲学 史》 对 所运 用 的主要 方法 ， 如西 学观
照 、 辑 分 析 、 史 主 义 、 学 与 哲 学 史 相 结合 、 物 史 观 等 作 出 评 述 。 逻 历 哲 唯 关 键 词 ： 友 兰 ； 国 哲 学 史 ； 法论 冯 中 方
认 宗教为 诗 之 说 ， 释 儒 家 的 ‘ ’ 富 于诗 味 ， 解 礼 之 说
法似 较新颖 。 ”
洋名 词 ， 欲讲 中 国哲 学史 ， 主要 工 作 之一 ， 就 今 其 即
一
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 两卷本 ） （ 是在《 中国哲学史 大纲 》 的影 响和启 发 下 诞 生 的 ， 又毫 不 逊 色 ， 与 但 它 《 纲》 同推 进 了 中 国哲 学 史 方 法论 上 的近 代化 ， 大 共
并成 为 中 国哲 学 史研 究 上 的另 一 个 经 典 文 本 ， 胡 与
适各 领风 骚 。
胡适 的《 纲 》 然 使 中 国哲 学 史 研 究 豁 然 开 大 虽 朗 ， 由于只 有上 卷 没有 下 卷 ， 但 于是 冯 著 的 《 国哲 中 学史 》 便成 为 中 国近 现代 第 一 本 运用 现 代 学 术 方 法 研 究 的完 整 的 中国哲学 史 。在 《中国哲 学 史 》 ， 中 体
法论 层 面 的变革 。胡 适 的《 国哲 学史 大 纲 》 以 中 （ 简称《 大纲 》 和冯 友 兰 的《 ） 中国哲学 史 》 便是 其 中 典 型代 表 。前 者 打 开 了 中 国哲 学 史 研 究 的 新 视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018】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诺斯洛普教授曾提出：概念可分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
“来自直觉的概念指向某个事物，它的完整的意义可以立即从某个事物领会到。
”
例如：蓝色是人对某种颜色的感觉，它是由直觉得到的概念。
“至于由假设得出的概念，它的完整的意义是根据一个假设，用演绎法推演出来，从而认定的。
”
例如：蓝色，用来描述电磁波的波长数字时，它是一个假定的概念。
诺斯洛普教授将来自直觉的概念分为三种：
在连续审视中已予区分的概念；
连续审视而还未予区分或称不确定的概念；
以及区分的概念。
而中国的哲学源于这片土地及人民，那么反映这些人民思想的哲学家，就会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
如：儒家的思想可以界定为一种精神状态，其中不明确的概念以直觉、多重的运动构成思想的背景；而具体的区分的概念则以相对的、人文主义的、过渡性的往复形成哲学内容。
如：道家的思想则是以连续审视而不确定或未区分的概念构成哲学的内容。
这也就可以解释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的原因。
认识论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
而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还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哲学的语言何以是提示性的而并不明晰，因为它不代表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
中国哲学家只是告诉人们，他看见了什么，用简短的语言，述说丰富的内容。
有关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
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篇一：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心思想摘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
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
这里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20世纪20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
例如，1920年底作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一文，其中谈到要把中国的旧东西(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他所作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主张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统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运用的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比较方法；192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于1924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已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走向与方法论
从后现代主义来定义，哲学就是创造概念的一种学术。
因此，哲学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
哲学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人们在自然的生产活动当中所面临的一切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这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为人类提供理性基础和价值资源来实现的。
在哲学的发展历程当中不得不提到哲学史，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哲学史的走向和方法论进行研究，将更加有助于人类理解哲学这一门学科，这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哲学与方法论20世纪初，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的标志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开始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式来进行研究。
在这本书中，胡适借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从孔孟哲学开始讲起。
胡适的眼中，他认为哲学可以分成宇宙论、知识论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等，而哲学史是为了明确变化、找到原因和进行评判，体裁可以分为通史和专史等，史料有副料和原料之分，中国的哲学则可以分为从老子到韩非的古代哲学、从汉朝到北宋的中世哲学以及明朝以后的近世哲学。
但是胡适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当时所有人的一致赞同。
冯友兰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他不认为直觉方法就是哲学方法，注重哲学中的论证价值，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汉朝以前的自学时代和汉朝以后的经学时代，把哲学分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宇宙论可以分为狭义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知识论分为狭义的知识论和狭义的伦理学，人生论分为狭义的伦理学和心理学。
对于西方的哲学，冯友兰认为可以用来补充中国的哲学史。
再往后，张岱年提出了哲学的六大特点，着重突出了中国哲学独特的特色。
无论是胡适、冯友兰、张岱年还是后继的研究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哲学史一直都只是借鉴西方哲学，没有很好的阐述出中国哲学悠久的历史和中国哲学独特的特点。
二、探索时期中国的哲学与方法论1950年以后，《中国思想通史》的出版是中国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传统思想，并且将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逻辑思想这三者结合起来，坚持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用唯物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论述了中国的古代思想，这一举动大大推进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程。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笔记
《中国哲学史》笔记第一篇子学时代第一章绪论一、哲学之内容二、哲学之方法三、哲学中论证之重要四、哲学与中国之义理之学五、中国哲学之弱点及其所以1.中国哲学家之哲学，比西洋以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
但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
1)“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中国人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2)“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中国哲学家，多讲“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立德；外王：立功。
立言乃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
3)中国古代由于竹荷奇重，著述立言务求简短，往往仅写结论，后人虽不受此限，但亦因仍不改。
2.中国哲学家多注重于人之是什么，不重视人之有什么。
更重视内在圣人，不重视外在知识。
3.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4.中国哲学家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荷略。
六、哲学之统一七、哲学与哲学家八、历史与哲学史二者相互影响九、历史与写的历史两回事十、叙述式的哲学史与选录式的哲学史十一、历史是进步的十二、中国哲学史取材之标准第二章泛论子学时代1.子学时代之开始1.中国之文化，至周而初具规模。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而从文哉，呜呼，吾从周”在孔子眼中，周朝的典章制度，实可以“上既往圣，下开来学”。
2.孔子之前，尚无私人著书立著之事。
从萌黄族统治，他们是有知识的人，有想法直接就付诸于实施了，无需著书立著。
著书立著乃是后来人想实现自己的想法却不得而不得已为之的事情。
3.孔子一生未作官亦未做他事专以讲学为生，亦是开先河4.孔子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在此之谪，无有。
所以，中国哲学史可以自孔子讲起5.孔子同时代的没有人可以与孔子的系统的思想和理念6.孔子后，墨学杨学兴起所以百年之后的孟子才力推信学，距杨墨1.子学时代哲学发达之原因自吞秋至汉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皆有根本性的改变。
具体：1.黄族政治之崩坏。
2.贵族政治相连带的经济制度井田制度的崩坏商人阶级亦乘时抢占势力总之，世禄井田制度破坏，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
冯友兰_中国哲学史_方法论述评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_高秀昌
2007年5月中州学刊M ay,2007第3期(总第159期)A cade 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 o.3冯友兰研究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高秀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摘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冯友兰;方法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164!04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
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
这里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20世纪20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第３４卷 第２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王向清，黄玉兰（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摘 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
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
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解释学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６作者简介：王向清，男，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兰，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整个的学术生涯。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简史》的出版，再到生命临终时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完成，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而冯先生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不断挖掘，逐层深究，对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不断调整、改写和升华，这都源于他对“哲学史”的理解。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历史有两个意义。
……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
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
……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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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４卷 第２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王向清，黄玉兰（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摘 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
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
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解释学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６作者简介：王向清，男，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兰，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整个的学术生涯。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简史》的出版，再到生命临终时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完成，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
而冯先生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不断挖掘，逐层深究，对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不断调整、改写和升华，这都源于他对“哲学史”的理解。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历史有两个意义。
……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
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
……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
……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
所以，……写的历史也不能与本来的历史完全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
”［１］１－２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因此哲学史也要不断地重写，这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明确的表述：“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
写的历史，与历史既难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相符。
……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
”［２］１４而且由于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哲学史是有关哲学的历史，那么写的哲学史也是主观的认识。
主观的认识就必然参杂了个人的思想和见解，所以，写的哲学史其实是对本来的哲学史的一种重新理解，重新阐发。
一部哲学史著作的完成就是哲学史作者对哲学的历史的解释过程，反映了作者的解释学理念和方法的形成过程。
三个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反映了冯先生解释学思想和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
冯先生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对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
对孟子“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６在线杂志：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ｊｓｕ．ｅｄｕ．ｃｎ一、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形成与内涵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相信并传承古代文化，对待古代经典，只阐述而不创作。
孔子真的就是停留在只阐述古代文化经典的层面，而对古代文化进行完全的肯定与传承吗？这恐怕还得联系孔子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其本人的人生理想来寻求答案。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大转变时期。
原来统一的国家体制被打破，产生了许多小诸侯国。
孔子称这一大转变时期为“天下无道”，孔子在《论语·季氏》中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他的这一想法。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道”，指的是文王周公之道和体现其道的礼乐制度。
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改革派。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孔子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损益。
它的含义是增减、兴革，即对前代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有继承、沿袭，也有改革、变通。
这表明，孔子本人并不是顽固保守派，并不主张一定要回到周公时代，也不反对所有的改革。
当然，他的损益程度是受限制的，是以不改变周礼的基本性质为前提的。
后来，孔子在借鉴周礼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仁”的学说，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所以，清末的康有为称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第一人。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表达了孔子对文王周公之道和体现其道的礼乐制度的一种信奉态度。
面对当下道德的紊乱，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达了孔子“克己复礼”，重整社会道德秩序的愿望。
孔子在借鉴周礼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仁”的学说，作为为人治世的方法。
可见，孔子并不是停留在只阐述古代文化经典的层面，不是对古代文化进行完全的肯定与传承。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注释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
故其自言如此。
盖不唯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负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
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
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３］８９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是因为孔子对古代圣贤很是尊敬，对圣贤之著作只做阐述和承传，表达了孔子谦虚谨慎的态度。
孔子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是，他对古代圣贤思想所做的整理和总结的工作，功劳胜过著书写作。
可见，从朱熹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孔子充满赞颂之情，肯定了孔子对古代经典所做的贡献。
如果孔子所做的仅仅是陈述和承传的工作，估计也得不到朱熹的大加赞赏和肯定。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的形成，不仅与孔子的生活时代背景及其崇拜古代圣贤，传承古代文化经典的谦虚谨慎的心态有关，而且与孔子本人的人生理想息息相关。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塑造理想人格和重建完美的社会秩序，于是孔子游走于各国之间，采取引经论典的方式来游说各国君主，以此来弘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追求。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古代文化经典的传承的层面，不能只是对古代经典进行生搬硬套的“述”，而应“述中有作”，要结合时代背景及作者的个人境遇，设身处地去了解经典所要传达的涵义，真正理解经典的真谛。
更可贵的是，孔子还能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势及自己的人生理想，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的，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
孔子的“述而不作”其实是“述中有作”。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为一种解释学思想，其对待经典的基本态度被周光庆教授概括为“鉴古开今，寓作于述”［４］５－１２。
从解释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解释学的具体含义，就是对古代经典进行深入的研读，从而发现其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并加以传承，然后就现时代的问题，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形成解决现时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二、“照着讲”和“接着讲”：冯友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继承和发展冯友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理解，２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４卷在《中国哲学史》中有较详细的说明。
他认为：“正名主义即孔子自《春秋》及其他古史官之书法中所归纳而得之理论。
……孔子讲《书》，已注重于引申其中之道德的教训，不只是记其中之言语事迹矣。
”［２］５５归纳而得之理论只是对古代经典的阐述和承传，但是，引申的工作却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所以，冯友兰认为，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只是对古代经典的阐述和承传，而是对古代经典加以引申，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作”。
而且，孔子开创的“以述为作”的精神成为了儒家弟子们做学问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了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冯友兰的学术研究也秉承了孔子的“以述为作”的解释学思想，创建了“新理学”体系，提出了“人生境界说”，可谓是“创作型”的哲学家。
冯先生的研究有两大块：一是哲学元理论的研究，一是哲学史的研究。
冯先生把自己的创作似乎都归于哲学元理论的研究方面。
冯友兰曾说：“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这些字句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
这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
”［５］２６８－２６９可见，冯友兰认为，哲学史研究主要还是一个陈述和承传经典的工作，而哲学元理论的研究才是“以述为作”的创作过程。
而实际上，哲学元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史研究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两者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与其作者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所具有的人格特性密不可分。
哲学家元理论的研究是在大量钻研哲学史料的基础之上，以前人哲学思想为借鉴，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及哲学家自身境况，从而提出自己的哲学见解。
而哲学史反映的就是历代哲学家的哲学见解的形成过程。
如果哲学史家只是记录和陈述哲学的发展历史的话，那么哲学史家和以整理史料为己任的历史史料学家就没什么实质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如果哲学家离开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提出自己的所谓的“哲学之见”，那只能算是没有听众的“独白”；甚至只能说是毫无依据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自序”中，冯友兰指出：“哲学的发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
不能仅只对于某些哲学家的著作解释词句，咬文嚼字，那只能作出一种资料汇编，不是哲学史。
”［６］３可见，冯友兰也承认，哲学史研究不只是一项对以往的哲学作不增不减、不偏不倚的叙述工作，而是要就哲学问题进行主观性的阐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