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第３４卷　第２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王向清，黄玉兰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王向清，男，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兰，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整个的学术生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简史》的出版，再到生命临终时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完成，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而冯先生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不断挖掘，逐层深究，对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不断调整、改写和升华，这都源于他对“哲学史”的理解。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历史有两个意义。……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写的历史也不能与本来的历史完全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１］１－２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因此哲学史也要不断地重写，这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明确的表述：“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写的历史，与历史既难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相符。……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２］１４而且由于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哲学史是有关哲学的历史，那么写的哲学史也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就必然参杂了个人的思想和见解，所以，写的哲学史其实是对本来的哲学史的一种重新理解，重新阐发。一部哲学史著作的完成就是哲学史作者对哲学的历史的解释过程，反映了作者的解释学理念和方法的形成过程。三个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反映了冯先生解释学思想和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冯先生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对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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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形成与内涵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相信并传承古代文化，对待古代经典，只阐述而不创作。孔子真的就是停留在只阐述古代文化经典的层面，而对古代文化进行完全的肯定与传承吗？这恐怕还得联系孔子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其本人的人生理想来寻求答案。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大转变时期。原来统一的国家体制被打破，产生了许多小诸侯国。孔子称这一大转变时期为“天下无道”，孔子在《论语·季氏》中的一段话最能体现他的这一想法。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道”，指的是文王周公之道和体现其道的礼乐制度。孔子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改革派。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损益。它的含义是增减、兴革，即对前代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有继承、沿袭，也有改革、变通。这表明，孔子本人并不是顽固保守派，并不主张一定要回到周公时代，也不反对所有的改革。当然，他的损益程度是受限制的，是以不改变周礼的基本性质为前提的。后来，孔子在借鉴周礼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仁”的学说，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于周朝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所以，清末的康有为称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第一人。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表达了孔子对文王周公之道和体现其道的礼乐制度的一种信奉态度。面对当下道德的紊乱，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达了孔子“克己复礼”，重整社会道德秩序的愿望。孔子在借鉴周礼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仁”的学说，作为为人治世的方法。可见，孔子并不是停留在只阐述古代文化经典的层面，不是对古代文化进行完全的肯定与传承。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注释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唯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负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３］８９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是因为孔子对古代圣贤很是尊敬，对圣贤之著作只做阐述和承传，表达了孔子谦虚谨慎的态度。孔子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是，他对古代圣贤思想所做的整理和总结的工作，功劳胜过著书写作。可见，从朱熹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孔子充满赞颂之情，肯定了孔子对古代经典所做的贡献。如果孔子所做的仅仅是陈述和承传的工作，估计也得不到朱熹的大加赞赏和肯定。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的形成，不仅与孔子的生活时代背景及其崇拜古代圣贤，传承古代文化经典的谦虚谨慎的心态有关，而且与孔子本人的人生理想息息相关。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塑造理想人格和重建完美的社会秩序，于是孔子游走于各国之间，采取引经论典的方式来游说各国君主，以此来弘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追求。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古代文化经典的传承的层面，不能只是对古代经典进行生搬硬套的“述”，而应“述中有作”，要结合时代背景及作者的个人境遇，设身处地去了解经典所要传达的涵义，真正理解经典的真谛。更可贵的是，孔子还能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势及自己的人生理想，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的，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孔子的“述而不作”其实是“述中有作”。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为一种解释学思想，其对待经典的基本态度被周光庆教授概括为“鉴古开今，寓作于述”［４］５－１２。从解释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解释学的具体含义，就是对古代经典进行深入的研读，从而发现其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并加以传承，然后就现时代的问题，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形成解决现时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二、“照着讲”和“接着讲”：冯友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继承和发展

冯友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理解，

２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