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理论视域之下的文学创作

明代文学理论视域之下的文学创作
——明代诗文复古思潮浅论
摘要：在明代中期出现的诗文复古运动。

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开始,由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接续, 历时八、九十年。

中间虽然有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的反对, 但未能动摇其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及至公安三袁人出来, 大声疾呼加以挞伐, 其声势才逐渐低落。

然余音袅袅至明末犹未绝。

这个由七子派倡导的复古运动是一场以复古来求新的文学改革和思想解放的运动，这样的文学运动的出现给明代的诗文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反台阁、反八股、反理学，复兴正统文学汉唐气象；求真、求情、重视民间文学等这些思想都对诗文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诗文复古影响
在整个明代文学领域里，除了适应市民阶层需求的通俗小说、戏曲文学的兴起之外，诗文领域里的复古思潮是贯穿这一时代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从“吴中四杰”到“前后七子”，都以复古相标榜，活跃于文坛一百余年。

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明代文人学者的“嗜古”、“好古”。

略加探索，不难发现，其后蕴藏着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动因以及文学价值观念的作用。

我们知道，一种文学理论主张的出现，都缘于特定的文学现实。

文学史上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也都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应时、应运而生的文学现象，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一般都带有现实的针对性，是有感于某一文学理论的不完善或被片面地推向偏颇，以及针对文学创作中的某种弊端而提出的，普遍带有纠偏的性质。

明代复古思潮的发生也正应了这一规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明代诗文的创作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明代的统治时间与唐宋相近，但诗文的成就却不如唐宋。

虽然明代不少流派和作家，为了挽救旧体诗文自元代以来形成的衰落趋势，在理论和创作上做了大量努力，希望可以挽回这种趋势，但由于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限制，始终未能奏效。

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已趋与腐朽，而诗文自宋以后就已经就逐步转化为文学
中最保守的领域，较之其他领域，更易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控制。

由于明王朝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包括屡兴文字狱、提倡理学和推行八股取士制度，使得一些诗文作家壮志消磨，谨小慎微，逃避现实。

他们或谈复古，或主理性，并未找出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道路。

“人们都知道，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每个统治时间较长的王朝，其经济、思想、文化到了中期大都要发生变化。

”[ 1]明代中期也如此。

但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比前此汉、唐及北宋中期的变化既要深，也要广。

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首先是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的反映。

同汉、唐等朝的中期相似，明朝也是经过前期一百多年的酝酿，到弘、正以后，农业和工商业都有所发展。

其不同之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的水平，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明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虽然还带有严重的封建性，但已影响到社会生恬的一些方面。

社会生产的发展，既刺激了剥削阶级对财富的贪欲，又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奢靡。

这些情祝结合起来，自然要使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造成农村自耕农的破产，加剧了地主与农民、地主与商人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也必然要使建筑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的旧有的风俗习惯秘伦理道德遭到破坏。

明代中期思想、文化的变化，还同明前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本身的发展相联系。

明自朱元璋开国即实行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集大权于皇帝一身，以严刑峻法御下，把地主阶级内部的民主也降到很低的限度。

但为了便于统治，明初定的一套官吏考核制度和会推大臣的制度，尚有利于选拔人材和黝退奸邪。

这一套制度至英宗时已因宦官的专权而受到破坏，至正、嘉以后就渐次大坏了。

各级官吏的进退，主要由宦官与权臣把持着，士大夫不奔走权门，献谈纳贿，就难有进身和升迁的机会，甚至会招来杀身灭门之祸。

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造成朝政的紊乱和官吏道德的堕落，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统治者的权威，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寻求新的挽救危机的药方，为地主阶级内部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条件。

配合着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明初的统治者还大力推行程朱理学。

在科举考试中，用经义（后发展为八股文）取士。

规定对《四书》《五经》的解释，都以程朱派理学家的传注为准。

程朱理学本来是一种脱离人们的生活实践、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僵化的理论体系，充满着虚伪的道德说教。

这样的理论一旦成了士人追求利禄的敲门砖，其虚
伪与无用的本质就更加暴露无遗。

然而它却假借封建帝王的淫威，无孔不入, 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被人们搬出来装点门面。

明前期盛行的“台阁体”诗文等。

这种伪学术、伪文学，在所谓承平时期，已是令人生厌，到了社会矛盾已经暴露、封建伦理道德面临着危机的明代中期自然更要为人们所厌弃而起来要求变革了。

由上述原因所决定，明代中期学术思想方面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对程朱理学的批判。

在哲学上批判程朱理学的主要有罗钦顺、王廷相和王守仁（阳明）等，在文学上则主要有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文复古派、以祝允明为代表的吴中文学家和著名的学者与诗人杨慎。

明初文学复古主义的兴起，不仅是对以往文学复古思潮的继承，而且与当时社会动向不无关系。

在元代的时候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汉人的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史书上有这样的纪载“初元世祖起自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胡帽，衣服则为胯褶窄袖以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 习胡语。

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 2]朱元璋登帝位以后，也“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

其辫发椎髻, 胡服胡语胡姓, 一切禁止。

”[ 3]民族情绪的高涨, 使在有元一代受压抑的汉民族正统文学的诗、文得以复兴, 并给予久已酝酿的文学复古思潮以发展的机运。

由“前后七子”所发动的文学复古运动，也自有其特定的时代针对性，这便是对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台阁体”的对抗。

公元一三九九年，燕王朱棣“靖难”成功，登临帝位，大多建文旧臣以各种形式拼死抗争，有的甚至通过写文章，面斥朱棣为“燕贼”。

为了巩固皇位，朱棣一方面不断镇压抗逆者，一方面急于创树“文治文功”，提高自己的声望，缔造出一个“圣主”形象。

在最高统治者示意下，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空气充溢文坛。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和牢宠士子的思想，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

在科举制度中，更规定以《四书》的文句为题，以八股文为文章格式，这种做法大大束缚了当时文人的思想和创造性。

此外，专制君主又规定斩杀不为“君用”的文士，初明著名文士戴良、高启、张孟兼的命运足以使人们感到专制淫威的残酷。

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思想统制，反映在正宗文学领域，便是“台阁体”的兴起。

至于明末复社、几社的文学复古论，除了出自文学流派的继承以及
扫荡公安、竟陵末流“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弊风的需要外，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明朝危亡的巨大危机而发，含有以复兴古学，振拔民族精神，挽救危亡的意蕴。

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发生除了上述提到的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源于文学价值观念的作用。

明代的前后七子前后相承，其共通的文学主张即是提倡复古。

前七子针对明初“台阁体”的萎弱文风，以复古相号召，倡导“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对扫除“台阁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文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复古走到了盲目尊古、拟古的道路上来，复古的有点过火了。

正如李梦阳所说的那样：“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地生之也。

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

可见他学古的内容重在格调，而形成格调的根本条件又在于法度。

因此，他专从格调形式上对古人的作品生吞活剥，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而作为“前七子”领袖地位的何景明，其复古的主张与李梦阳一致，但学古的方法，与李的主张则大异其旨。

何景明主张学古要“不念形迹，领会神性”，从而达到“自创一堂室、一户牖，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李何二人虽然同是寻求文学发展的出路，但在复古的途径、学古的方法等问题上意见相左。

“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相继受到了“公安派”、“竟陵派”的整肃和批判。

二者之间的理论对立, 体现为两种不同文学价值取向的对立。

盲目尊古的文学理论决定了明代古文和诗词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徘徊，而无法走向雄浑壮大，这也就造成了明代诗文的的颓势，正如在文章开篇提到的那样明代统治时间与唐宋相近，但是诗文的成就却远远不如唐宋，即使明代的作家作品浩如烟海，数量之巨超过以往各朝，但是缺乏大家，成就不高。

但是复古运动的出现，从当时的政治现实与文学形式而观，它都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复古运动的出现对于扭转当时的那种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的，歌功颂德的，千篇一律的文风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对恢复那种真、求情、重视民间文学，恢复文学本身的面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期刊《明代中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和诗文复古运动》马积高中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二期
[2]、《明史·学校志》
[3]、《太祖洪武实录》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主编马积高黄钧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主编李壮鹰李青春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