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考释 (古代汉语)

古文字考釋馮青（浙江大學古籍所，西溪校區）考释文字的方法，前人多有论述，侧重点各有不同。

上世纪以来，随着甲骨文及其它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随着古文字学的发展，学者考释古文字的方法日益精密。

兹将有影响的几家扼要介绍如下。

一、罗振玉。

罗氏考释古文字，主要方法是《殷虚书契考释》中所提出的“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

他考释甲骨文，便将古籀、篆文与甲骨文相比较，并参证金文。

他重视《说文》，而又不为《说文》所束缚，不识之字便阙疑待问。

二、王国维。

考释方法与罗振玉相同，但比罗氏更注意辞例、文义的比较研究。

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传统的文献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王氏尤其擅长。

三、叶玉森。

他考释古文字多从文字形体本身猜度其意义，猜对的虽不少，如释为昔，释为烄，但他将考释类比如“射覆”（亦即猜谜），却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批评。

四、郭沫若。

他运用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文字，目的在于研究古史，不拘于一字一辞的考释。

在考释文字时，又能从大处着眼，亦即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重视文例比勘以及同辞互证，对解决疑难问题颇多创获，如释为祸，即其例。

五、于省吾。

罗、王之后考释甲骨文，识字最多者，当推于氏。

于氏不仅考字，而且释辞（词组、短语）；既强调考据，又强调学习和运用辩证法。

他在《甲骨文字释林·序》中指出：“我们今天考释古文字，首先应努力掌握马列主义的唯物辨证法，而且还要注意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才能使古文字的考释工作有较快的进展。

”六、唐兰。

唐氏研究古文字，精辟之见甚多。

在《古文字学导论》中，他将考试方法归纳为：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

在理论的建树上成绩卓著。

七、杨树达。

杨氏结合文法、训诂去考释古文字，成绩亦足惊人。

其《积微居甲文说·自序》指出考释甲骨文应“以《说文》篆籀、彝器铭文为途径识之”，并“就形以识其字，循音以通其读，然后稽合经传以明史实”。

在《积微居金文说·新识字之由来》一文中将考释新字的方法归为十四条目，虽然略嫌烦琐，但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此外，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的有关章节中，将考释甲骨文的原则归纳为五条：以《说文》为证，与金文互证，从甲骨文本身归纳，从字的形象来判断，从文化史上来考证。

王氏是用语言学家的眼光来看甲骨文考释的，所归纳的原则也实在。

自一九七八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以来，古文字考释的方法问题就成了历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之一，争论相当激烈。

有的强调因声求义，有的强调偏旁分析，有的强调历时与共时的比较，有的强调联系民族学、民俗学来考释。

全国各地的学者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开展自由的、充分的讨论，这在我国古文字学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经过几届年会的讨论，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为大多数学者所重视，而具体的考释方法，哪些行之有效，哪些不宜滥用，也逐渐明朗化，得到公认了。

考释古文字的基本方法综观以往学者们的论述和近年来的讨论，关于古文字的考释方法，可以归纳为六个字：分析、比较、综合。

分析，主要着眼于文字的内部联系，亦即形、音义三要素，具体言之，就是从字形着眼的形体分析法，从字音着眼的假借读破法，从字义着眼的辞例推勘法。

比较，主要着眼于文字的外部联系，有历史比较法和文献比较法。

综合，乃是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所作的通盘考察，也就是察形、辨音、明义、通读的辨证过程。

一、形体分析法古文字是表意文字体系，它的结构方式主要是象形、会意、形声，抓住这个特点，因形求义，就可以考释出不少古文字。

过去长称为“偏旁分析法”，这是不够准确的。

古文字由偏旁部件组成的固然是多数，但也有不少是无所谓偏旁的独体字，所以改成为“形体分析法”更恰当。

这种方法是从许慎以来就一直自觉使用的古老而有效的方法。

象形表意性极强的独体字，只要将形体与客观事物相联系即可得其大要，如（牛）、（羊）、（象）、（日）、（月）等等。

会意、形声一类合体字则要先将字分为若干偏旁部件，然后研究部件之间的关系，从而认识全字。

如唐兰先生由（斤）入手而认识了甲骨文（新）、（兵）等二十多个字①。

分析合体字不仅要认清组成该字的偏旁部件，而且要辨别其组合方式。

一般说来，古文字的偏旁结构尚不固定，可以上下变动，左右易位，但有时却很严格。

同样两个部件，组合方式不同往往会构成不同的字，如（降）与（陟），（好）与（毓），（出）和（各）等等。

有时相同的部件在不同的字中所表示的意义并不相同，如（天）①《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第189至192页，齐鲁书社，1981年。

与（正）所含的“”意义不同，（天）与（并）所含的“”意亦迥异。

表示点滴的“”在甲骨文中或表肉糜、米粒，或表血液、水滴，或表火焰上腾之状，均随字而异②。

形体分析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必须结合其它，而力戒望文生义，穿凿附会。

比如甲骨文、、、、，如果单凭形体孤立分析就难免会弄错，只有结合辞例推勘才能正确地考释为五十、六十、十五、午、河。

二、假借读破法古人用假借字非常普遍。

某些词有音无字，固可用同音字来表示，就是已有本字的，也常常可以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

如白簋，其盖铭为“白达作宝簋”，其器铭为“白达作宝羔”，可见“羔”乃“簋”的借字。

有如褱鼎“其眉寿无期”，子璋钟作“其眉寿无基”，可见“基”乃“期”的假借。

不明假借，或会误释，或会百思不得其解，一旦我们“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③。

这种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的破读法，在古文字考释中是必不可少的。

如《粹》1428片：“癸酉贞：旬。

《尚书·康诰》“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衣”可借作“殷”，故天亡簋“不克乞衣王祀”的“衣王”就是“殷王”。

般甗有“王商作册般贝”，由作册大鼎“王赏作册大白马”，可证“商”当破读为“赏”。

侯马盟书有一个常见习语“麻夷非是”，照字面难以索解，朱德熙、裘锡圭破读为“灭夷彼氏”④，虽然仍有人提出异议⑤，但总是容易理解多了。

破读法固然常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决不可把它当作灵丹妙药，无充分的证据而滥用通转的做法是要坚决反对的。

三、辞例推勘法这种方法是将该字置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依靠上下文或同类的文例中进行推勘以见其义。

甲骨文刚发现时，刘铁云、孙诒让认为干支字中唯“巳、午独未见”，罗振玉从干支表的内部比较确定即巳，即午，并据干支搭配关系知甲作，与七同，壬作，与工同。

罗氏用辞例推勘法考释古文字取得很大成绩，但未能把它贯彻到底，所以仍有失误，如说与都是“十五”。

郭沫若通过有关辞例的推勘，确定是“十五”，而却是“五十”的合文。

比如“狩获禽鹿”（《前》4·8·1），②参看商承祚《殷虚文字用点之研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十一集125至128期合刊《文字学专号》，1930年。

③王引之《经义述闻》引王念孙说。

④《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⑤戚桂宴《麻夷非是解》，《考古》1979年第1期。

罗释“十五之六”，郭释“五十又六”。

“八日辛亥允伐人人”（《后》下末片），罗释“二千六百十五、六人”，郭释“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令簋有“令敢厂長皇王宀互”句，郭沫若把它与同铭内的“令敢扬皇王宀互”相对勘，确认“厂長”就是“扬”的借字。

令彝另有“扬王宀互”句，与金文“对扬王休”的常见语例比勘，可知“宀互”即“休”的借字，这点可由以下同类文例的对比得到证实：耳尊“耳日受休”，楷侯器盖作“方其日受宀互”；小臣鼎“休于小臣贝五朋，用作宝尊彝”，乃子克鼎作“宀互丝五十寽，用作父辛宝尊”。

四、历史比较法这种方法是将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类古文字材料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乃至小篆等进行比较，亦即将该字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

可以用由上而下的顺推法，也可以用由下而上的逆推法。

逆推法就是前述罗振玉所提倡的“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

王国维《释旬》（《观堂集林》卷六）可谓运用此方法的代表，全文不足二百字，兹移录于下：卜辞有诸字，亦不下数百见。

案使夷敦云金十，敖敦（今称“守簋”——引者按）盖云金十。

考《说文》，钧之古文作，是即字，即旬字矣。

卜辞又有之二日（实当读为“旬有二日”——引者按）语，皆以癸日卜，知殷人盖以自甲至癸为一旬，而遍。

《释诂》云：宣、旬，遍也。

《说文》训裹之勹，实即此字，后世不识，乃读若包，殊不知勹乃旬之初字，旬之从日从勹，亦会意兼形声也。

除上文所举例证之外，还有几父壶“赐几父示八、仆四家、金十”的以及子禾子釜的钧字从旬作可为佐证。

自王氏考定为旬之后，甲骨文中数以千计的贞旬卜辞便得到了正确的解释，而，也不是孙诒让所说的“它父卜”，而是问一旬之内是否有祸的“旬亡。

总之，甲骨文能考定为旬，乃是通过与《说文》、金文作比较，发现匀、旬通用，匀又可作勹而得到证明的。

中山王壶“载之外斨”，张政烺先生释外为“简”，根据的是《说文》古文间作。

，从门从外，亦见于曾姬无卹壶，读为间。

外从竹从外，盖即从省声。

斨从竹从斤从片（半木），殆为“策”之异体⑥。

外是“简”，斨是“策”，整句便可通读为“载之简策”了。

中山⑥于豪亮说：斨即策字。

《老子》二十七章：“善数者无筹策。

”马王堆帛书甲本《老子》作“善数者不用檮析”、乙本作“善数者不用檮斤”，析或作斨，皆以斤劈木，同意。

说见《中山三器铭文考释》，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王鼎有？字，根据三体石经古文娄字从？，得知此字当读为“数”，与文义“方数百里，列城数十”正相切合。

五、文献比较法将古文字与有关的文献记载进行比较，用纸上的材料与地下的材料相互参证，这既是罗振玉、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也是我国朴学“无证不信”传统的表现。

金文“寿”的“”字，变体极多，以《诗经·七月》“以介眉寿”等文献材料证之，知此字相当于“眉”字。

它其实就是《说文》中的“沬”字，卷十一水部：“沬，洒面也。

……，古文沬。

”《说文》不但在释义上告诉我们，“沬”的本义是“洗脸”，而且所载古文实际上是金文的简省。

看来，金文的“沬”只是个通假字。

毛公鼎“毋敢于酒”与《尚书·酒诰》“罔敢湎于酒”如出一辙，可推就是湎的古字。

再如秦公簋“高弘有”一语，末字不识，容庚释为“庆”，曰：“有庆，成语，经传常见之。

”运用此法，必须熟悉文献材料，于省吾在这方面颇有建树。

以上是考释古文字的基本方法，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就能使考释做到内外有证，切实可信。

杨树达认为要“首求字形之无牾，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

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读通之”⑦这种串通形、音、义的观点，实质上就是综合观点。

综合乃是唯物辩证法的全局观念、整体观念在古文字考释中的体现。

成功的考释无一不是综合运用的结果，如郭沫若《释祖妣》（收入《甲骨文字研究》）一文，就是这样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