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性再评价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晚清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将嘉道年间之际复兴的经世思潮推到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挑战的最理性的回应”，其主张“是晚清以来的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近代化方案”[1]，对于其积极意义，史学界已经作出充分的评价。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专门著文论及过这一思想所存在的局限。

这些局限性概括起来，主要包括目的的局限性、观念的局限性、内容的局限性、作用的局限性[2]。

以上方面的局限性分析，其中不乏合理成分，但有些评价是有失客观性的，有些评价则是似是而非的。

笔者认为，这些局限性的评价必须是建立在对特定历史环境和阶级属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之上，否则这将是一种有失历史客观性的评价。

“如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3]，这是历史研究一个十分关键却极易忽视的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试图对前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的局限性方面的评价分别作出自己的分析，以期对该问题评价的客观公正与“合情合理”。

关于是目的的局限性。

一般我们认为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认识到了效法西方的必要性，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体现了他思想的开放性和爱国性，这在当时有着抵御外辱、挽救民族危亡的积极作用。

但是魏源主张的只是通过“师夷长技”这一手段来达到“制夷”的效果，而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种主张的动机是一种传统的忠君思想。

所以，魏源思想主张只可能维护而不可能触犯业已腐朽落后封建制度，因此这一主张的内容和作用都受到了极大束缚。

魏源作为晚清开明的思想家，其思想和主张被认为是该时代最先进的代表，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他毕竟是出生和成长于闭关锁国的晚清时代，是深受传统儒家学说影响的士大夫，同时也是晚清社会地主阶级的代表。

无论从其生活环境、思想结构还是阶级属性来看，在国家危难关头，他的主张都不可避免以忠君思想为动机，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根本目的。

实际上，换了其他人，处于他当时的环境和地位也必然无法超越他的动机和目的，否则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无法用正常逻辑来解释了。

再者，如果魏源萌生的想法，不是维护清王朝统治，而是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达到推翻封建王朝的目的，那他岂不是直接过渡到了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岂不是违背了历史进程中客观规律的制约。

更主要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目的的局限并不能影响到这一思想的价值和其作用的发挥，因为它在这种目的的支配下依然可以去开启中国近代史进程，尽管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等多方面原因它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同为地主阶级代表的洋务派在后来做到了。

过去对魏源的思想局限性的评价之所以强调根本目的的局限这一点，根本上是受了阶级史观的严重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魏源的思想价值，这是有失于历史的客观性的。

关于观念的局限性。

夷夏观念，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华尊夷卑优越观。

魏源作为晚清开明的思想家，其思想和主张是同一时代最先进的代表。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仍然把万国称为“四夷”，而把中国自身置于“世界”之外[4]。

另外，他认为的西人的长技仅限于船炮技术，华夏文明之于夷狄仍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魏源所处时代，是中国与西方文明碰撞的初始阶段，无论魏源本人眼界如何开阔，观念如何先进，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无法脱离当时社会存在的，因此必然或多或少带有那个时代和环境的烙印。

当然也就存在被后人认为落后的某些传统观点。

魏源作为一位深受传统儒家学说影响的士大夫，有一种根植于民族心理中的文化优越感，要短时间内根本上摒弃传统的华尊夷卑观，这还是难以做到的。

这一点是魏源的局限，但更是那个时代里的局限。

关于内容的局限性。

许多学者认为：既然魏源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王朝统治，那么在这种目的的支配下，其学习内容受到极大束缚，即仅限于我们经常提到的战舰、火气、养兵练兵之法等器物层面上的内容[5]，而不可能触及到政治层面上，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上，而远远没有触及到思想和制度。

这种企图只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艺，而不变革封建政治制度的思想主张，是无法震荡士大夫传统的忠君心理，也无法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近代化的任务了。

这无疑是魏源思想上最大的局限，也是其对中国作用有限的根本原因。

以上观点有失偏颇，情况似是而非。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除了他们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工业。

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想富强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而且应该应该着手建立近代工业。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他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所谓的器物方面，在后期的《海国图志》中他十分注重介绍和评价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谈到了中国与西方诸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赞扬美国国家总统非但不世袭，且每隔四年由民选举的制度，“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

在介绍议会制度时，他指出“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渭周乎”；在地方上“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推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6]称赞这样的规章“可垂奕世而无弊”[7]。

放在当时来看，这些思想主张可谓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而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赞扬更是极具胆识与远见的。

不少学者在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内容上局限之时，往往“置其民主启蒙思想于不顾”[8]，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显然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魏源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可谓“石破天惊之论”[9]，已经远远超过时人能接受的范围。

当时的主要问题，不是魏源的学习西方方案不够先进，而是整个晚清社会的落后无法实行先进的思想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时人能广泛接受和付诸实行，这种成就将是令人瞩目的，并且最终是可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人们接受新事物也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被今人认为这个不够先进的学习内容尚无人也无法去付诸行动，又谈何更先进的方案，那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无法实现的《资政新篇》又有何异？关于作用的局限性。

一般认为，这一点是前三点局限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笔者认为这种作用的局限性与其说是以上局限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中国客观环境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出了这一结论，而这个证明便是《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两种不同影响。

《海国图志》这一书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却被日本维新人士视为“枕中鸿宝”，成为了日本维新的重要思想来源。

日本学者井上清指出：“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

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

”[10]《海国图志》及魏源的相关思想在中日两个国度内的不向遭遇，便预示了中日两国的不同趋向。

近代日本在其民族思想和近代化的影响下，开始了明治维新，而近代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里，面对社会的变动，“日本社会因炮声的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11]，广大国人依然麻木不仁，不知惊醒。

魏源思想在中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之所以不能在当时的中国充分发挥其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民族心理的制约。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自己。

但当时儒家学说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中仍占有主导地位，一般士大夫们仍然坚信“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

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12]，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士大夫所关注和忧虑的是彼教“夺吾尧舜孔孟之席”，担心的是“孔子之道将废”。

因此，他们竭力保卫圣道。

面对西方的入侵，当时的统治阶层出现了两种态度。

一种是把西方侵略者看成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从而主张“剿”；一种是将西方奉若天神，屈服于洋枪洋炮的威力，主张“抚夷”，其实质是乞降求饶。

前者的“剿”，往往是愤于“天朝上国”失了体面，伤了尊严，昧于世界大势，在跟外国侵略者交手的过程中往往是从“剿”字开始，而以“降”字告终，与投降派殊途同归。

他们都对世界形势毫无了解，漠不关心，而对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中国近代化方案，一般是表示怀疑和忧虑，更多的是表示反对。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占主流地位，并影响着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基础。

当然，除了魏源等人之外还有一少部分爱国有识之士开始承认西方的某些先进和中国某些不足。

但这种承认是有限度的。

他们所注重的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所要学习的无外乎是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他们仍无可怀疑。

梁廷枏在当时是一位颇有见识、开明的人物，然而对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却很反感。

他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13]。

像梁廷枏这种当时的先进人士的思想尚且如此，那些顽固守旧的士大夫和上层统治者，所形成的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阻力便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中国的遭遇，体现出的当时是国家的整体性的弊病，这不是一两个先进的思想者所能改变的。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间隔近二十年间，期间中西方关系相对缓和，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整个社会是普遍愚昧无知，求和苟安，不知惊醒，无意自强，于是便有了“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高贵光阴”[14]的喟叹。

当今中国近代史学界日益倾向于用近代化作为我们评价近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主要标准，其它的只是一般性或阶段性的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魏源，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提出的魏源局限性方面，实际上都是一般性的东西，而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民主思想和近代化内容，而这恰是其思想中本质的，关键性的东西。

魏源的思想虽然存在一些局限，但它们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属性下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些局限不能影响其对近代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作用；而其作用之所以有限根本在于中国特殊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魏源所处时代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他的思想不够先进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问题，而是他已有的先进方案的无法去实现问题。

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近代化两大艰巨任务。

每一个阶段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有着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义不容辞使命和不可退却的责任。

然而，出于对国家命运、民族前程关怀和情感，站在今天的标准上，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苛刻地评价历史人物和思想的局限，这显然是不客观的，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1]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