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焘_普通话和北京话
北京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微妙差异——细说'吃字儿'现象
文化长廊北京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微妙差异——细说“吃字儿”现象李明迪 赤峰学院文学院摘 要：北京语音与普通话语音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语流方面，北京话中的很多音变规律在普通话中都不存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吃字儿”现象。
文本从声母的省略、韵母的弱化和整个音节的遗失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吃字儿”现象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北京语音；普通话；“吃字儿”现象；语流音变作者简介：李明迪（1988.5-），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硕士，赤峰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对外汉语。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172-02《现代汉语》（黄廖本）对于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但是笔者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发现，事实上北京语音与普通话语音有着很多微妙的差异。
当然此处所说的北京语音并不是指北京土话，而是指现代北京人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剔除了土音土语的，在语流中显示出与普通话具有微妙差异的语音。
特别是北京公交车上售票员所使用的“京腔”，更是让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听得一头雾水。
在北京，本地人和外地人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普通话说得越标准的，反而越是外地人（比如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等），而操着一口“京腔”的才是北京人。
一、北京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微妙差异北京语音“京腔”与普通话的根本区别到底表现在何呢？或许有人会说，是儿化现象过多。
诚然，北京话与普通话最明显的差异莫过于，北京语音中的儿化现象比普通话中要多得多。
比如在普通话中，“花”、“眼镜”、“肩膀”这样的词并不需要读成儿化，而北京语音中却是“花儿”、“眼镜儿”、“肩膀儿”。
林焘和沈炯（1995）曾经对北京话的儿化韵进行过具体且详尽的统计调查。
并且从民族、性别、年龄、地域等几个方面对北京话儿化韵中五种语音分歧进行了比较。
纵观各种儿化韵的实例，我们来分析一下是否儿化现象就是造成北京语音与普通话语音形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呢？台湾歌手周杰伦曾经在《我的地盘》这首歌中，在每句歌词的韵尾都添加了儿化来模仿北京语音：“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儿，把音乐收割儿，用听觉找快乐儿。
北京大兴方言所属官话分区探析
73北京大兴方言所属官话分区探析基金项目：中央民族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经费资助项目（10301-0170040601-230）。
作者简介：张琦，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
北京大兴方言所属官话分区探析张琦（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100081）摘要：大兴区是北京市下属的一个区，在北京城的东南。
本文选取大兴区七个乡镇作为此次大兴方言的调研点，开展方言田野调查，从而得出大兴方言的语音系统；运用实验语音学理论，通过南开大学的“MiniSpeech Lab”软件对大兴区不同发音人的声调进行录音，并以此直接作出大兴区七个调查点的阴平声调格局图，重新思考大兴方言所在的方言区归属问题。
关键词：大兴方言 田野调查 语音实验 北京官话分区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3-0073-02一、大兴方言所属官话分区综述大兴方言属于北京官话，但学界在对北京官话进行地理分片时，对大兴区所属方言小片的处理并不一致。
对于北京官话内部的分区，学界普遍认为北京官话可进一步分成京师片、怀承片和朝峰片。
但对每一小片所蕴含的具体地理区域和范围未能达成共识。
这里我们只摘取对大兴区所属方言小片的不同观点。
（一）大兴方言属于北京官话，但不属于北京话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林焘先生（北京官话区的划分，1987）。
他认为北京官话的地理范围要大于北京话。
“北京官话区以北京市为起点，还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
”①北京话又称北京方言，其地理区域只占北京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具体的行政区划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怀柔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
林焘先生对北京话所在行政区划的确定标准是：古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的不同读法，读零声母的区域为北京话。
在大兴区，古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是不读零声母（他认为大兴区北部读，东南部读/n/）的，故大兴方言虽属于“北京官话”，但不属于“北京话”。
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
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本文是关于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感谢您的阅读！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规范性。
语言是否合乎规范，从根本上说，是约定俗成的。
规范的内容也并不是僵死的，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每个人的经历和语言背景不同，对一些语言现象是否算是已经约定俗成，已经规范，会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好冷，好漂亮”是大家公认的普通话说法，可是“好高兴，我好进来吗”里“好”的用法是否也可以算是普通话？目前新闻媒体常出现“按揭”“收入不菲”之类的词语，商店餐馆常贴出的“本店有售”“生猛海鲜”之类的招贴，这些词语是否应该仍旧算是方言词语？“打的、面的”现在已经是北京市民最常用的词语，“的”字还由此增加了一个过去没有的阴平读法dī，这种用法和读法算不算是已经进入了普通话？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方言区的人或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回答肯定不会相同。
不只是语法和词汇如此，已经有了明确标准的语音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从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确定以北京语音作为“国语”的标准以后，七十多年来，北京语音的标准音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
但是，标准音的“标准”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一般的认识似乎只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具体地说，就是只理解为《汉语拼音方案》或注音字母里所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音是否准确，如果细致一些，再加上轻音儿化和连读变调。
这些内容确实已经能够勾画出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是，如何发音才算是符合标准，例如韵母iong可以不可以读成撮口呼，“左边（儿）”，应该不应该儿化，大家的意见就不一定一致。
至于音节进入语句后产生的各种音变以及语调的高低升降等，就更难给出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
普通话的语音并不等同于北京话，但区别究竟在哪里？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解释，把北京语音中的方言土语成分取消就是普通话，例如“东西儿”“逮dei小偷”是北京方言土语，“东西”“逮dǎi小偷”就是普通话；再进一步，还可以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来确定，例如“骨gǘi头”“学xiǎo太极拳”是北京方言土语，“骨gǚ头”“学xué太极拳”就是普通话。
汉语方言的轻声
在现代汉语中，轻声是一种使用非常普遍、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语音现象。
轻声不仅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里大量使用，在其他广大的汉语方言中也普遍存在。
现有的方言材料证明：官话方言(包括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兰银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晋语、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话，甚至某些地区的白话、平话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声。
本文侧重于探讨方言中的轻声现象及其性质，从轻声音节在轻声词语中的位置和轻声的声学特征两方面比较了方言中轻声与普通话轻声的异同之处，以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轻声在现代汉语中的存在状态和分布规律。
现代汉语方言众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每种方言选取一个或几个代表点加以考察。
资料来源主要是《方言》杂志和《中国语文》杂志，已出版的方言志和方言词典。
而平话材料太少，粤语中（除某些地区的白话外）几乎没有轻声，客家话中一般只有［e］尾、“子”尾和一些助词、语气词读轻声，晋语中一般也只有“子、们”尾和“的、着、了”等语助词读轻声，其他轻声词语数量很少，故文中粤语、晋语、客家话、平话涉及很少。
一、轻声音节的位置普通话中，轻声音节一般位于双音节词或词语的后一音节。
如：筷子、石头、我的、拿着、走了、去过、爸爸、看看、上头、前面、底下、屋里、起来、出去、厚道、在乎、稀罕、萝卜等。
有轻声的多音节词语中，轻声音节一般也是在后的。
如：糊涂虫、功夫茶、孩子气、娃娃鱼，第二音节读轻声；泡蘑菇、翘尾巴、要饭的、同志们，末一音节读轻声；黑不溜秋、稀里糊涂、笨了呱叽、别别扭扭，第二音节读轻声；拾掇拾掇、胳膊肘子、外甥闺女、木头疙瘩，二、四音节读轻声。
有轻声的汉语方言中轻声音节的位置大多与普通话一致，例如东北官话哈尔滨话里：咋的、多昝、歪歪、埋汰、磨叨、掏腾(想办法弄到)，末一音节读轻声；尝一尝、吃不完、看不看、打把式(睡觉来回翻滚)，中间音节读轻声；(气得)一鼓鼓、一嗷嗷(哭)、八辈子、篱笆子(监狱)，末一音节读轻声；二二思思、病病歪歪、呼呼拉拉、闹了归齐(归根到底)，第二音节读轻声；勒大脖子(敲诈勒索)，第四音节读轻声。
四川方言儿化音变-精选文档(可打印修改) (2)
四川方言儿化音变 0 引言李延瑞的《论普通话儿化韵及儿化音位》（1996）中提到：汉语北方话中的儿化现象，据李思敬考察，至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在北京话里，林焘认为，“儿化韵儿化作用的完成很有可能只是近一百多年的事”。
儿化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其中北京话的儿化数量极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因此儿化也存在于普通话中，与北京话相比只是数量上有差异。
儿化除了存在于北京话、普通话中，也广泛存在于各大方言中。
因此，无论是从历时还是从共时角度来说，儿化现象活跃于我们的语言生活中。
学者对儿化现象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对儿化进行了分析研究。
就语音方面来看，儿化的研究涉及音系分析、声学实验、社会调查等多个层面。
另一方面，除了关注北京话、普通话的儿化，各方言区的儿化现象也备受关注，如胡光斌的《遵义方言的儿化韵》、王森的《临夏方言的儿化音变》等。
1 四川方言儿化音变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儿化”指的是一个音节中，韵母带上卷舌色彩的一种特殊音变现象，这种卷舌化了的韵母就叫作“儿化韵”。
但是对卷舌色彩的作用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卷舌色彩只作用于音节的某一个元音上，也有人认为卷舌作用贯穿于整个韵母。
其实通过考察儿化音变的规律，虽然我们发现韵母环境不同，儿化音变的具体表现不同，但是无论何种韵母环境，儿化的音变是根据韵基（韵腹和韵尾）的不同而变化的，如有高元音“i”“ü”韵腹的，加央元音“?”，有“-i”“-n”韵尾的，卷舌时韵尾脱落，有的要改变韵腹或增音。
另一方面，卷舌色彩作用于某一个元音上，但是无韵尾或有“u”韵尾时，儿化时只需要加上卷舌动作，儿化音变并未体现在元音上。
卷舌作用也并未贯穿于整个韵母，因为儿化音变时，韵头（介音）不受影响，并未发生变化。
因此，儿化卷舌色彩的作用点是韵基。
王理嘉在《儿化规范综论》（2005）一书中提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方言的国家里，儿化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儿化“并非只是北京话里的方言土语现象，它同样也出现在其他汉语方言里，只是儿化的方式各有不同，儿化韵具体的语音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罢了”。
现代汉语语音部分笔记
现代汉语语音部分笔记现代汉语语音部分主要参考书目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3年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第二版增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现代汉语界定·汉语共同语发展简况——普通话。
普通话是在汉族内部通过长期的互相交往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自然形成的。
汉语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形成共同语的历史过程不同，分述如下：我国很早就有共同书面语，汉代所谓“通语”（见扬雄《方言》）就是全国通行的语言。
古代正统书面语文言文最初基于口语产生，但这种书面语传统一旦形成，就逐渐与口语脱节，最终成为大众难以读懂的语言。
唐末（公元九世纪）以后，民间逐渐产生一种与口语直接联系的新的书面语言，后来称作“白话文”，是今天普通话书面形式的源头。
白话文到了宋元之际（公元十二三世纪）已经相当成熟，明清以来又涌现了大量白话文学作品。
这种书面语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通行于全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民族共同语的性质。
书面语中向来是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直到“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才使白话文取得正式书面语言的地位。
汉语共同语的口语形式出现得比书面形式晚。
至迟在十四世纪，一种后来被称为“官话”的共同口语已经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而这种口语至少到清代就已经相当通行。
因为北京长久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话在官话的形成过程中成为最有影响的方言。
到了“五四”时期，“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同时兴起，“国语”这一名称取代了“官话”的提法。
两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用“普通话”称呼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煜按：北大版《现代汉语》未提“雅言”一说，大概是不认可它的共同语地位；把“通语”处理成书面形式的共同语，而非共同口语形式。
上声变调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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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变调研究的不足
《上声变调——对变调辖域的研究》
在汉语普通话的连读变调中，作为最为引人注目 的上声变调，其研究由来已久，上声变调的规则也早 已形成共识。然而，此前的研究，大多数都只限于线 性描述研究，对与连读变调关系密切的音步，重音和 语调等的研究较少。 （本文尝试对上声变调的变调辖域进行研究， 企图找出控制上声变调的变调辖域的深层机制，从而 探出上声变调的音系过程是怎样作用的，有效的再现 了上声变调的非线性音系模式，文章对汉语连读变调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尝试范例，它向我们展示出对汉语 连读变调的研究应该考虑变调辖域。）
4.从其他角度切入的上声变调研究
例如，《不同语境下汉语三声连续变调发生规律初探》 （邓园 冯丽萍 彭聃龄）采用命名任务,考察真/假词条件下, 三声连续变调规律的运用及其对语音提取的影响，得出不 同语境下上声变调的发生规律。 随着对连续变调的深入认识和探究，上声变调的研究 内容也向着更深层和更广阔的方向发展，多角度的切入研 究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上声变调的研究方法
• 定性研究 • 具体的方法主要有参与观察、行动研究、历史研 究法、人种志方法。其中参与观察，是定性研究 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然后通过对观察和访谈 法等所获得的资料，采用归纳法，使其逐步由具 体向抽象转化，以至形成理论。定性研究是基于 “有根据的理论”为基础的。这种方式形成的理 论，是从收集到的许多不同的证据之间相互联系 中产生的，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四、研究成果的优点和不足
（一）学习优点： 1.无论是我们找到的还是其他我们没 用到的材料，一篇好的文章都有一个 好的文章结构，所以我们要学会合理 组织文章结构 ，做到条理清晰 ①关于题目 越小越好小，研究才能 做深做透
借鉴传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访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林焘先生
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它把语言教 育和文化传承密切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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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参加大学考试的国文题 目不是作文，而是把粱宿 发展和创新。 如果语文教学把文盲文皴在 可有可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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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和北京话林焘著语文出版社 2000 年一从雅言到官话二国语运动三普通话——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四北京话——最开放的汉语方言五普通话和北京话得关系六推广普通话一从雅言到官话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大国。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方言之间的分歧就已经相当明显。
孟子在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时候，就曾经以当时方言的分歧作为例证：“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喧扰)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齐国闹市名)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滕文公下》)要想让楚国的孩子学会说齐国方言，必须把他送到齐国去住几年才行，可见当时齐国方言和楚国方言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了。
《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毂，谓虎於菟(w[t{)”，更明确地记载下了楚国人把“乳”称作“毂”、把“虎”称作“於菟”的特有方言词。
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并不是各说自己的方音，各用自己的方言词汇，而是有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就是所谓“雅言”。
“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确的语言，是大家都应该遵循的语言。
孔子非常重视这种雅言，《论语·述而》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可见孔子在他诵读诗书和执行典礼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而是用各地都通行的雅言。
从周朝到秦朝，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员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地方歌谣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档案室)”里，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视方言的，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秦末战乱中全部散失了。
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扬雄见到了一些残存的资料，就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向全国各地到长安来的人作广泛的方言调查，用27年的时间编成《方言》一书，记录下了大量的各地方言词语，而且一一加以解释。
全书的第一条：“党、晓、哲，知也。
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
”“知”是对所收方言词“党、晓、哲”的解释词，书中每一条都有这样的解释词，这些解释词应该是各地都能通行的词语，而不会是一个地方的方言词。
《方言》还多次使用“通语”“凡语”“通名”这些名称，例如卷一：“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
怜，通语也。
”“嫁、逝、徂、适，往也。
………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
”“通语”“凡语”这些名称显然指的是当时各地都能通行的语言。
“雅言”和“通语”这些名称的出现，说明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起，在正式交际场合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要遵循的共同语，写在书面上就是大家都能看懂的书面语言。
这种共同语在形成的时候也可能还没有十分严格的语音标准，但是，既然说话和写文章都要遵循，就必然有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方言作为各地方的人学习的基础。
在古代，只有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都城方言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权威性。
中国从商周直到北宋的两千年时间里，都城一直在中原地区，而且主要是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两地。
因此，这种全国都能通行的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应该就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
在这两千年里，中间虽然经过晋室东迁建康(南京)的二百多年，形成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中原地区被入居内地的各族所统治，但是，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更替，始终没有形成巩固的政治力量，而且最终被汉族所同化。
偏安于南方的汉族政权和人民一直把这种分裂局面看成是暂时的现象，仍旧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的中心。
因此，在这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中原地区方言在全国的权威性地位并没有动摇。
到了公元十世纪左右，这种权威性地位才受到挑战。
北宋时期，契丹族已经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巩固的辽政权，但还没有占领中原地区，为了加强和北宋的对抗力量，辽把毗邻北宋边界的燕京(北京)定为陪都，是辽国的五京之一。
女真族灭辽建立了金政权以后，占领了中原地区，并于1153年正式迁都北京。
从此北京成为一国的首都。
在金统治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内，长安和洛阳已经不再是政治中心，这个地区的方言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权威性地位。
到了元代(1206—1368年)，蒙古族统一了中国，在北京地区兴建起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取代了过去的长安和洛阳成为全国惟一的政治中心，元大都话也就逐渐取代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方言，成为具有新的权威性的方言。
这个时期，元杂剧的盛行也对大都话的普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杂剧初期主要在大都等几个北方城市演出，元杂剧的四大作家中，除白朴外，关汉卿、马致远和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应该能够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
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所归纳出的声韵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现代的北京话。
这部书的书名虽然仍旧沿用“中原”这个名称，实际上已经不是只指长安、洛阳一带，而是包括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
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官话”这个名称。
“官话”名称的出现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已经形成的主要标志。
从字面上看，“官话”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就是官场上通行的话。
当时的官吏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到外省做官，都不可能说京城人和外省人听不懂的家乡话，客观的需要迫使他们必须学说官话。
这些官吏也许并不十分明确这种官话是以什么方言作为标准的，反正不说自己的家乡话，改说官场里通行的话就算是说官话。
实际上在明代中叶的时候，官话已经不限于只在官场上应用，说官话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的一时风尚。
明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提到当时的大书画家雅宜山人王宠“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王宠是今苏州一带人，一生未作官，也那么爱说官话，可见当时的官话已经不是只在官场上流行。
差不多同时代，身居高官的张位在《问奇集》里说：“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
今天江浙人说普通话往往分不清j，q，x 和z，c，s，大约就是张位所说的“齿音不清”，原来江浙人说普通话常出现的毛病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张位能够分辨出“齿音不清”是“官话中乡音”，可见他的心目中一定有一个全国都能通行的官话语音标准，能成为这个语音标准的方言只可能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都城方言北京话。
自然，当时人也可能还没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因此往往把比较接近北京话的其他方言也看成是“官话”，于是有所谓“西南官话”“西北官话”和“下江官话(即江淮官话)”等等说法，这些名称在客观上相当符合汉语方言区划分的实际情况，因此一直沿用下来。
到今天，“官话”这个名称仍然在使用，但并不是指以北京话为语音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而是汉语北方方言的统称。
官话的普及起初只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至于一向不出乡里的平民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有说官话的需要，自然就没有兴趣去学，尤其是远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自己的方言和官话的差别是那样的大，学起来困难重重，更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学。
到了清雍正年间，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还是不大懂官话，语言的障碍影响到政令的推行，于是在雍正八年(1730 年)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八年以内在福建和广东推行官话，首先在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院”，教当地人说官话，并且规定，八年以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
但是，这项相当严格的命令并没有能够长期实行，到乾隆十年(1745 年)，福建省城四门的正音书院就被裁撤了，举人、秀才们也并没有因为不会说官话不准参加考试。
尽管如此，雍正的这道谕旨对官话的推行和普及仍然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国语运动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从惟我独尊的泱泱大国沦为向列强割地赔款的战败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有识之士忧心忡仲，纷纷向西方国家，尤其是明治维新后强盛起来的日本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
1898 年，在戊戌变法维新的浪潮中，成立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1902 年，桐城派古文大家、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深受日本教育普及和国语(东京语)统一的影响，回国后写信给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认为“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
张百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在第二年和荣庆、张之洞一起奏定学部章程时，明确规定“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
到了宣统元年(1909 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在当时，这是非常大胆的建议，因为清朝一直是把满语称为“国语”的。
这时清政府已处于崩溃前夕，只能采纳了这个建议。
1910 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决定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立分会，准备审定“国音”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和国语词典等。
这些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1912 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后，当年7 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
次年 2 月召开了有各省代表参加的“读音统一会”，议定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写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由于与会代表意见分歧，会议一直开到 5 月底才结束。
在过去的“官话”时期，大家对官话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现在要议定汉字的国定读音，各省代表自然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意见，北方的代表主张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遭到南方一些省份代表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互不相让，最后以投票的方式议定，“国音”应该以北京语音为基础，但同时要吸收其他方言的一语音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所谓区分尖团音，就是要把“尖”“墙”“小”“需”等在一些方言里读成尖音的字读成zi`n，ci1ng，si2o，s=等，不能像北京话那样，和团音字“坚ji`n”“强qi1ng”“晓xi2o”“虚x[”等读成同音。
所谓保留入声，是因为北京话的入声早已消失，“屋w[，国gu9，尺ch&，玉y]”这些古代的入声字在不少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里仍旧保留入声的读法，在北京话里，这些入声字已经分别读成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了。
国音是否应该保留入声，是“读音统一会”代表争论的焦点，最后虽然议定保留入声，但是入声字应该怎样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当时正值袁世凯篡权，政局动荡不安，读音统一会议定的这条议案一直被悬置起来，并没有公布实施。
1916 年，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促进推行国语，组成了“国语研究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准备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音，编辑国语教科书等。
在社会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8 年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所”，讲授注音字母和国语，出版国语教科书和留声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