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第四等级_报刊观念的政治学说基础以洛克_边沁与詹姆斯_密尔为例

2009年第3期 总第101期新闻大学JOURNALISM QUARTERLY “第四等级”报刊观念的政治学说基础以洛克、边沁与詹姆斯·密尔为例前言1695年当英国人民取得了出版自由之后，他们进而要求在报刊上讨论与批评政治的自由。

1771年，报业最终取得了报道国会辩论的资格。

1774年，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在英国国会下议院演讲时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但是，在记者席那边还坐着比他们全体更为重要的第四等级”（Yonder sits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y are moreimportant than them all）。

[1] 这句话被认为是将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最早表述。

[2] 自此之后报业成为独立的社会机构，自由的表达意见的原则逐渐的确立了下来。

具体的说，报刊作为第四等级强调的是新闻媒体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作为一种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报刊应当全面监督政府行为，无所畏惧地揭露政府权力滥用，它承担着诚实、正直的监督其它统治权力以及自身活动的任务。

[3]人们相信报刊的这种职责能够促进民主社会机制正常、公开、公正的运行。

那么，为什么政府的行为应当受到监督？报刊在监督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报业与公众、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倡导报业自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希望通过以下的分析能够使上述问题的答案变得明晰起来。

·新闻理论·[作者简介] 张妤玟，女，陕西西安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妤玟（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摘 要】作为“第四等级”的报刊是一整套有关政府、公民身份、公众舆论与报刊自由相互关系的理论，它在英国近代政治哲学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论述。

近些年来，关于媒介作为第四等级的社会功能与角色曾一度成为国内新闻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但却鲜有从政治学理上对其具体义涵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与阐述，因此，本文拟选取英国近代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功利主义政治学代表边沁与詹姆斯•密尔的相关政治学说和他们有关新闻自由与报刊的认识来分析政治学说为“第四等级”所提供的理论支持，从而深入我们对报刊作为“第四等级”的理解。

【关键词】第四等级；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公众舆论【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洛克：有限政府的国家观念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思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近代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在其天赋权利的公民观念上提出了立宪国家（the Constitutional State）的主张，从而离清与霍布斯所主张的安全国家关系。

[4] 尽管自由是洛克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但洛克更加关注的显然是现实的自由，反映在其宪政思想中就是更加重视采用何种现实的可操作的宪政制度来保障自由。

[5]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洛克继霍布斯与斯宾诺沙之后第一次将有限政府理论提炼成一套一致的知识传统，并因此奠定了他在英国乃至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对洛克的关注多集中在他的“自然法则”与“公民权利”的论述上，对他所确立的有限政府理论的认识不够充分。

报刊作为“第四等级”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这样的观念无疑是建立在洛克的宪治政府这种国家权力形态的认识之上，因此，以下部分将集中探讨洛克提出的立宪国家有限政府理论。

承继霍布斯“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说，洛克同样认为“天然自由”是内含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天赋自由”。

在其《政府论》下篇中，洛克从自然状态出发开宗名义的指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6]“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力，没有人能把多于他自己所享有的权力转让给别人；也没有人享有对于自己或其他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权力，用来毁灭自己的生命或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或财产”。

[7]所以，国王或国家的统治者并不享有天赋的统治人民的权力。

当人类由自然状态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公民社会时，这种政治共同体就由享有自然权力的公民个体构成，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的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公民个体的自由只能在去除了奴役状态的，置身于绝对或任意权力之外的政治共同体内得以实现。

简单来说就是：公民的个体自由不容侵犯，政府为保障人类的这些基本权利而存在。

那么，怎样保障人类应当享有的天赋权利呢？洛克认为，在这种以保障公民自由为目的的政治共同体中，应当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社会准则，这就是法律，而法律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就是社会的同意。

[8]并且“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

也就是说没有人民的同意或授权，任何人不得为政治社会制定法律。

而人民的同意除了作为政治共同体制定社会规则的依据，赋予立法机构最高权力，当它以公众舆论的形式存在时还能够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洛克将其称为“舆论或名誉的法则”（the law of opinion or reputation），因为，“一万个人当中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挺着颈，厚着颜，在受了交游的不断的憎恶和鄙弃以后，仍有勇气往下过活”。

[9]这样，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个体意愿就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政府成为了受民众委托为民众谋福利的机构，也就是说只有人民同意和加以委托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人民有权监督政府；只要政府滥用了权力，人民就可以收回政府权力，建立新的政府。

为了保证政府目的的实现，洛克提出应当对“公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的权力有所限制。

这是因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会导致专制政府，败坏社会风气，“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品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它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

[10]因此，立法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立，因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

然后，他们就可以凭借这等级摆脱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以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为依据。

这样一来，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同的利益，从而违背了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11]此外，权力的实施还应当符合其来源——大多数人的同意这一原则，大多数的同意则基于人类平等的原则与对公民自由与公民权利的珍视。

对洛克而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而政府的权力应该更多地为公民权利让渡开放的空间，而不是限制与损害它们。

[12]同时，如果统治者滥用其被赋予的权力，那么被统治者保有通过武力或暴力起义的绝对权力。

由此可见，就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而言，洛克认识到了政府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力量，政府的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如果不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如果政府的权力行使缺乏标准，那么对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的权益必将造成损害，[13]这就形成了洛克的立宪政体有限政府论。

哈耶克是这样概括的：宪政（constitutionalism）意味着一切权力都立基于下述认识，即必须根据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原则行使权力，被授予权力的人士须经由选举产生，然而选举他们的理由乃是人们认为他们极可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应当正确”的事情。

归根结蒂，宪政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权力从终极上看终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a physical fact），而是一种使人们服从的观念状态（a state of opinion）[14]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国家形态观念，报刊为自身作为“第四等级”监督政府权力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然而，洛克虽然指出公共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并将对政府行为的最终裁判权交给了人民，但他却未能说明人民到底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权力进行监督；以外，洛克虽然认识到大众舆论的角色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控制力量，并将其等同于名誉、尊重、以及对他人的总体看法，但他只是将其作为人们往常用以度量自己的行动的标尺来谈论，未曾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评判功能，所有这些为他之后的政治学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特别是将公众舆论做为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力量，在功利主义政治学代表杰立米•边沁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边沁：公众舆论审判与政府权力滥用在洛克之后的整个18世纪，有关政治学说的著作在谈及新闻自由与报刊功用时，对于其影响政府事务的准确机制并不明了。

然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边沁的著作清晰地揭示了公共舆论和报业与政府之间应当实现的关系架构，使洛克宪政理论的实施有了更加具体的方式方法。

对于自由主义的精神之父，边沁怀有极大的崇敬，他曾坦言：“没有洛克，我将一无所知”。

[15]如何实现政治共同体建立的初衷？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公共舆论的力量怎样得以发挥？这些在洛克那里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在边沁这里有了进一步的答案。

边沁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确立了政府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

他认为对这个原则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政府权力滥用，而对此最有效的制约就是公众舆论评判。

根据保罗•帕姆勒的考察，边沁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有意识的使用公共舆论评判（public opinion tribunal）这一概念的人。

边沁认为公众舆论评判是从民众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法律体系，能够经常性的对政府行为与公共事务进行评判，作为支持代议制民主的手段，它能够最有效的防止权力滥用（misrule），是对暴政的补救，它是民主政府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6]这是因为“公众组成的审判与裁定比其他所有审判与裁定方式相加起来都更加有力，它不易被腐蚀并且不断趋向启蒙。

政府行为的公开能够促进公共评论和公共话语的形成，而公共舆论评判不仅可以防止政府腐败，并且能够让政府了解被统治者的愿望，最终帮助选举人依据所掌握的知识与情况来选择他们的代表。

因此，“有能力的统治者引导它；谨慎的统治者引导它或遵从它；而愚蠢的统治者则置它于不顾”。

[17]但不久边沁就意识到了他的有关的公众舆论评判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于是他开始思考怎样使这些功用付诸实践。

这时的边沁将目光投向了报刊，他认识到报刊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与表达中至关重要。

[18] 1821年边沁在《致西班牙人的一封信》中集中讨论了他的有关报业自由的观念。

边沁说，自由报刊能够调查并公布政府行为，促进以报刊为中介的公共讨论的形成，西班牙政府即将制定的法律如果破坏了报业自由，就等于破坏了唯一存留的对专制权力的检查。

在他看来，报业自由与对专制权力的检查两者是互动的，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正常运作，民主社会的秩序才能够正常运行。

因此他呼吁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为保障新闻自由而奋起抗争。

他说：“看看美国，在那里，任何对政府不满与反抗的言论都不会遭到迫害，任何就法律与政府行为的集会和辩论都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人们享有了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公共讨论的自由就等于是随时、随地的武装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