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严密 顺理成章——试析李斯《谏逐客书》的论证艺术

逻辑严密顺理成章——试析李斯《谏逐客书》的论证艺术内容提要本文不是一篇关于文学写作方面论文，而是以李斯《谏逐客书》这篇驳论为选题，进行形式逻辑学科方面的应用理论探讨。

本文通过对李斯《谏逐客书》一文形式与内容的分析，考察蕴含其中的逻辑体系，揭示其中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意在揭示作者凭借逻辑推演展开议题的论证艺术，以便成为我们论文写作中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逻辑逻辑形式论证逻辑系统内容结构艺术特色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联系，不要相互冲突。

”毛泽东所说的“逻辑”是指思维的规律，关于思维规律的科学是逻辑学，也叫做“形式逻辑”。

逻辑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任何思维活动都要依托于一定的思维形式，即：借助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运用。

其中，概念是反映认识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判断是由概念作为要素组成的，对认识对象状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推理是由判断所组成的，由已知推向未知的思维形式。

而写文章、发议论的论证方法或论证艺术，通常是各种思维形式的综合运用。

人类的思维作为信息载体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这些不同的、或可变的内容在逻辑形式中称为“变项”；在思维中，不同的变项可由不变的载体来表达——这不变的载体就是思维形式中的“常项”。

每一种思维形式都有自己的常项，如：连接两个概念构成的判断由“主项”、“联项”和“谓项”组成；由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推理是由“前提（有时含大前提和小前提）”、“推理形式”、“结论”等常项组成；用已知判断确定某一判断真假的论证，则由“论题”、“论据”和“结论”等组成。

思维形式的常项在其联系方式的作用下，组成了思维的结构，即：最具一般意义的共同的逻辑形式。

毛泽东说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就是指议论文章（无论证明或反驳）要合乎一定的逻辑形式。

在论证的思维过程中，各种思维结构沿着一定的思路综合运用，形成了严密的系统，如：概念判断概念论证——推理概念判断概念系统是指各个要素以共同的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整体中各个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实现系统目标的整体功能，即系统功能，系统的功能将大于各个要素间功能相加之和。

写好一篇议论文章，其论证的有效性首先在于各种逻辑形式的系统运用。

李斯的《谏逐客书》即是逻辑形式系统运用的杰出范例。

“谏书”（以下同）选自《史记·李斯列传》，是李斯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写给秦王政一个奏议，题目为后人所加。

由于历代秦国国君能够招纳客卿，重用贤才，秦国由落后的四塞之国发展成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

客卿受到君王的重用，必然影响到秦国贵族的利益，贵族们便找借口反对、排挤和打击客卿。

秦王政十年，乘秦国兴修水利之际，韩国派水利专家谏请亲王修建一条很长的水渠，借以耗费秦国的人力、物力，缓和秦国对外国的威胁。

当这一阴谋被识破以后，秦国贵族纷纷要求秦王下令逐客，以打击客卿的势力。

李斯是楚国人，也在被逐之列，于是顶着君王已经下令的压力，写了这篇奏章。

在“谏书”中，李斯反对“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错误主张，主旨是劝说秦王不要驱逐客卿。

全文的内容结构如下：第一段驳逐客第二段客卿有功第三段逐客不能统一天下第四段客卿可纳不可逐第五段逐客必亡国第一段驳斥论题对“逐客”的概念使用了全称（单称）否定判断的逻辑形式，“窃以为过矣”，开门见山地披露了本驳论的宗旨——驳斥“逐客”的论题。

第二段事实论据针对A（逐客），设非A（以客之功，成帝业）。

非A已为历史所证明，所以A假，即逐客是错误之举。

其中，对论题的间接反驳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列举秦史中的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非秦人才，采用复合主、谓项联言判断肯定了在客卿的辅佐下，四位国君“霸西戎”、“至今治强”、“功施至今”、“成帝业”等施政成就，并以其为前提，采用合成式联言推理导出四君皆“以客之功”的结论。

第二层次以“向使四君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为前件，采用充分条件假言判断，肯定了“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的后件，即前件为后件的充分条件。

两个层次联系起来——第一层次为大前提，第二层次为小前提，通过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导出了客卿有功的结论。

其逻辑形式为：合成式联言推理←复合主谓项联言判断充分条件假言推理（间接反驳A项）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第三段事实论据针对论题A，引申出如果A（逐客），那么B（不能统一天下），以归谬法得出非A（逐客是错误之举）的结论。

这一直接反驳也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首先用秦王对物品的“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作为原因，以有“此数宝者”为结果；又以“必秦国之所生然后方可”为原因，以诸物“不饰朝廷”为结果；以及“必出秦然后可”为因，“不进于前”、“不立于侧”等为果，作求同存异因果关系归纳推理，得出“重物”是追求“适观”的原因。

第二层次以前层次继续推演，用秦王“今取人则不然”的否定判断作小前提，省略了“要统一天下要重物，要统一天下也要重人”的大前提，通过二难推理（假言选言推理）得出重物轻人“非跨海内，治诸侯之术”，即逐客不能统一天下的结论。

其逻辑形式为：因果关系归纳推理二难关系推理（用以直接反驳的B项）全称否定判断第四段事理论据针对论题A，分别设非A（纳客无敌）和如果A（逐客）则B（助敌），从间接和直接两个角度反驳论题。

第一个角度首先以“泰山不让土壤”和“河海不择细流”为小前提，用合成式联言推理得出“故能成其大”、“故能就其深”的结论。

同时，再以“王者不却众庶”为小前提，以直言三段论省略式得出“故能明其德”。

其次，以“其大”、“其深”与“其德”作类比推理，得出了“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临”，即国富民强，“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的结论。

第二个角度先以“弃黔首以资敌国”和“却宾客以业诸候”两个全称否定判断作前提，用合成主项联言推理推得“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缠足不入秦”的结论，继而作出“藉寇兵而赍盗粮”的直言三段论省略式的结论。

其逻辑形式如下：第一角度←类比推理反驳全称否定判断第二角度←直言三段论省略式—合成式联言推理全称否定判断第五段结论针对论题A推出B（逐客误国），以归谬法直接反驳了逐客的论题。

作为对第四段事理论据的综合概括和继续推导，本段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物不产于秦”和“士不产于秦”为主项作复合谓项判断，得出“宝者多”和“忠者众”的联言肢，即：强国。

第二层次以同样的判断得出“资敌国”和“损民以益仇”的联言肢，即：误国。

再以两层次判断作不相容选言推理为“自内虚而外树怨于诸侯”，继续以直言三段论推出“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的结论。

本段的逻辑形式为：复合谓项联言判断直言三段论推理←不相容选言推理（用以直接反驳的B项）复合谓项联言判断第五段议论题A推出B项（误国），A被驳倒自不言而喻了。

至此，全文已呈现出逻辑形式系统的全貌：第二段间接反驳（非A真，则A假）第三段直接反驳（A引申B，B假，则A假）被驳论题A间接反驳（非A真，则A假）第四段直接反驳（A引申B，B假，则A假）结论：A假在上述的逻辑形式系统中，每一反驳（直接或间接）都是该段由概念至判断，由判断至推理，由推理至论证的逻辑运动结果，而各段直接或间接的反驳又齐将矛头指向拟驳的论题，足见其针线的严密。

在此严密的逻辑体系之上，李斯驾驭形式逻辑的系统功能，将逆耳忠言娓娓道来，在逻辑的展衍中形成了强大的理论说服力。

它表现为：1.咄咄逼人的立论为了反驳逐客的论题，李斯站在统一天下的高度，以秦王政最大的政治欲望——“跨海内，制诸侯”为主要论点贯串全章。

他在本文第二段以史为鉴，孕含了“统一天下”这一论点的伏笔；在第三段以今为证直接点明了要统一天下的要害问题；第四段论及逐客与否，是能否统一天下的关键所在；在第五段断然指出逐客非但不能统一天下，甚至必将导致亡国。

其论点的孕含、提出、强调和指证层层推进、步步紧逼，以演绎推理的逻辑力量统领全文，紧紧扣住了拟驳的论题，并使其论点无法抗拒。

2.真实可信的论据为了反驳逐客的论题，李斯先分后总，举出了大量的例证。

在第二段，选择了秦国历史上四位君王的治国之举，肯定了客卿的巨大贡献。

第三段列举了君王的“瑟、乐、珠、玉”等爱好之物，并指出诸物并非出自秦国。

在列举了人证、物证之后，李斯又在第四段剖析了“五帝三王之所以天下无敌”的道理，以从事实到事理的升华显示了事实胜于雄辩的魅力。

3.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为了反驳逐客的论题，李斯综合运用了直接与间接，或正方与反方的论证——反驳方法。

第二段中，先以四位君王“以客之功”为间接反驳，在“向使”之后则直接推论。

第三段中，通过重物与轻人的对比，两相对照，事非分明。

在第四段，五帝三王的业绩是正面论证——间接反驳，秦王的“却宾客以业诸侯”的助仇之举则是反面论证——直接反驳。

直至第五段的结论，仍是建立在两方对比之上，……这种反复进行的正反两方对比使全文的主要论点获得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

在读了这篇概念明晰，判断准确，推理论证合乎逻辑“谏书”之后，秦王政猛然醒悟，立即收回了逐客的王命，并召回了已经出走的李斯。

在面临王命与贵族双重的强大压力下，“谏书”的劝谏能够获得成功，是由于作者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前提下，将说理蕴含于严密的逻辑体系之中，凭借逻辑推演的力量构成了奏议的全章。

所以，我们可以说——“逻辑严密，顺理成章”是李斯《谏逐客书》中论证艺术的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