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前三章讲义

《中国哲学简史》前三章讲义开场白大家好！我是《中国哲学简史》课程讲师马薷薷，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穿越这门课程。

（马薷薷是生长于陕西渭北地区的一种灌木，结红色小果，味淡甜可食，枝干有刺，生命力极强）需要说明的是，在刚接受这门课的授课任务时，我是有两方面的困惑的：其一是到底讲“中国哲学史”，还是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写作范式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在解放前后变化也是较大的。

其二，中国哲学典籍浩如烟海，哲学人物众多，仅冯先生这本《简史》涉及的人物便有数十个，如何取舍以达到梳理的目标？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考虑的结果是：只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不涉及其它论者对本书的评价，不涉及其它中国哲学观或者中国哲学史观，不涉及冯友兰的哲学史观的变化。

这可称之为复杂问题简单化，或者举重若轻的原则。

同时，对书中符合冯先生这一时期思想但书中本身处理过于简单的内容适当补充一些材料，这可称之为举轻若重的原则。

对第二个问题我考虑的结果是：不增加，不扩展教材内容，只讲这本书中的“哲学问题”，即以作者对中国哲学史提出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哲学史本身的问题）为问题，以中国哲学的范畴流变为核心来组织讲授结构，围绕这些问题和范畴来决定教材内容的取舍。

这可称为“因事设论”的原则。

好了我们正式开始上课。

本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有无哲学”。

请大家先阅读下面的内容：主题贴：“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应该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前提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目前仍然绕不过去的问题。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之前三章集中回答了这一问题。

（虽然前三章没有这个题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一系列逐步递进的问题组成的：其一，“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到底是如何引起的？这个问题仅仅为一个哲学问题，还是一个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问题、或者发展问题？（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进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西方中心主义”）其二,到底什么是哲学? 哲学定义到底应该是多元的，还是唯一的，普遍的？从“哲学是什么”出发讨论“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逻辑上是否成立？如果有一种能被中西方文化共同接受的哲学“定义”，那么，能否以这样的哲学定义去套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否符合这样的哲学定义?其三，哲学与科学有何不同？哲学的最本质功能是什么？中国哲学是否具有这样的功能? 其四，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什么？（中国哲学家主要试图解决什么问题？）西方哲学家是否回答过同样的问题？这样的主题是不是哲学问题？（附带一个问题，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为何不收《孙子》？）其五,中西哲学到底有何异同？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到底是以这些共同点来判断“中国有无哲学？”，还是以中西哲学的不同点为依据另找一套标准（范畴、概念）来证明“中国有哲学”？以当代的哲学形态或借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术语表述的中国哲学是否还是中国哲学呢？其六，中国哲学到底有怎样的特点，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其七，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导致中国哲学的“中国特点”的因素是什么？（中国哲学的经济、地理背景）冯友兰先生用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及受地理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家族制度（宗法制度）来解释中西哲学的不同，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其八，中国哲学的雏形是怎样发端的？（冯友兰先生为何要讨论诸子起源问题？）其九，“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将来还存在不存在？（中国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哲学自身的现代化问题，或者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让西方思想家来讨论“西方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学，如儒学”？讨论一：现在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请大家先读下面的材料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不自觉的前提，从古至今。

从某种程度上说，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它的最温和的、使人觉察不到的，也“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制度装置、价值观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的成功，更强化着这种普遍性的意识。

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西方的“看法”——只要处于这种文化中，便不自觉地拥有这种“看法”。

正像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文化都是自我中心的，在文化接触的初期，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高于对方；只是在持久的文化冲突中，得势的一方的这种观念才能保持下来。

文化自我中心现象在中西文化的接触中，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甚至比西方文化还要厉害。

在哲学领域的碰撞便是一个证明。

在历史上，启蒙主义者在对中国文化贫乏的了解之上曾经产生了对中国的热情。

这种热情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完全消失了。

黑格尔的哲学是西方中心论的经典理论形态。

在他看来东方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理性开始走向自我实现。

理性顺着自我实现的道路，从希腊、基督教、启蒙主义直至普鲁士国家，达到其顶峰。

西方文化是历史的中心，这是黑格尔的表面命题；西方文化体现的理性特征，是历史的动力与目标，这才是黑格尔的实质命题。

客观上，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

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

中国诸子百家学说只是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给出了答案，而近代思想家因此未经深思就给诸子百家学说贴上了“中国哲学”的标签。

近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是贴标签式的工作，这些工作严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诸子学说是“天文、地理、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的确包含了对哲学问题的深刻回答，但其研究范畴大于哲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对诸子学说直接贴“哲学”标签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是对诸子学说的降格处理和对其价值的低估，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哲学思想失去了自我。

诸子百家转换为“中国哲学”显然更多地是政治的问题，而并非仔细考虑思想内容的结果。

如同一个科学家对哲学问题做了阐释，就要给科学家冠以哲学家的名号，虽然不是不可以，但须慎重处理。

同样的，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须慎重。

可以说,谈论“中国有无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仓促相遇所产生的一个仓促的后果，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家身上的作用。

如果说要使哲学在中国发展，中国必须再从西方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西方中心，也是不真诚的。

以理性（工具理性）来对比，我们处于沉睡阶段，或未发展阶段，人家处于实现或渗透一切的阶段。

因此，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

它是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这个文化的概念结构所规定的。

有无理论思维是涉及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心问题的。

正因为如此，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中国的思想家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工具，采取西方的立场，来解读中国哲学，以证明“中国有哲学”。

但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的。

在这套概念、范畴之下，“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的产生是必然的。

可以肯定，“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依靠它的政治经济实力，成了“硬道理”，中国哲学成了“软道理”，“软道理”说服不了“硬道理”，历来如此。

这个问题也是顺便交待一点冯友兰写《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的背景至于这个问题在当代的继续存在，则应该和当代哲学研究者的焦虑有一定关系，问题背后隐藏着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对自己身份和价值的怀疑：既不满意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又不能真正做到“以中释中”，中国哲学的研究遭受方法论困境；同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冯契、任继愈等前辈相比，当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无法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也无法另辟蹊径，更无法超越他们，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史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国哲学遭到西方哲学的“打击”，又身受中国思想史与经学的双重“腐蚀”，难以成为它自己；所谓的“文史哲不分家”使得中国哲学被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两面夹击，蚕食鲸吞。

因而，要把这个问题的历史成因和它的现实原因区别开来。

讨论二：下面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

请大家先回顾导读材料（三）中前三个方面《从哲学的定义来看》、《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实际来看》、《从东西方哲学的共性来看》，及教材第一章《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然后各抒己见。

哲学的定义应该是多元与唯一、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

普遍接受的哲学定义有两个：“理论化的，体系化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友兰的定义）。

但这两者实际上具有一致性。

哲学就是对于世界观的系统反思。

不过，后者更强调哲学人生论，认为世界观中的其它部分包括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实际上是对人生进行系统反思的背景。

探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是“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深化。

哲学与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最深层次的区别在于：科学是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当作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从而现实地实现二者的统一，为人类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成果；与此相反，哲学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根本反思对象而进行思考，并通过这种思考来推进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包括科学的发展）。

因而，把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常识）来看待，是对于哲学的这种“反思”品质的扭曲和误解。

简而言之，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关于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即“世界观”。

可以说，哲学与科学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冯先生称之为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以普遍性的哲学定义去套中国哲学，中国有哲学。

如果从中国哲学的特殊内蕴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答案更是肯定的。

不能认为从哲学定义去探讨“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就是“鸡同鸭讲，鸭同鸡讲”（理由是哲学定义是多元化的），那就走入了相对主义。

冯友兰先生将哲学的功能确定为“提升人的境界”。

考之于中国哲学史，这一论断确实包含了真知灼见。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会之后，人们正是按照西方学术分途的模式，把中国文化中的内容按照西方哲学的学科框架、思维取向和概念范畴体系加以抽绎、梳理和编排、改造，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中国哲学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逐渐沦落，人们对于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重要意义具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

正像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对比中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如果说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形态是以人之生命价值或意义的安顿为中心，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形态则主要体现为一种通过显发理性之光以认识、把握外在对象的智慧形态。